里谚曰：‘欲投鼠而忌器。’此善谕也。鼠近于器，尚惮不投，恐伤其器，况于贵臣之近主乎！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以其离主上不远也；礼：不敢齿君之路马，蹴其刍者有罚，所以为主上豫远不敬也。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之所改容而礼之也，古天子之所谓伯父、伯舅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弃市之法，然则堂不无陛呼！被戮辱者不泰迫呼！廉耻不行，大臣无乃握重权、大官而有徒隶无耻之心呼！夫望夷之事，二世见当以重法者，投鼠而不忌器之习也。臣闻之：履虽鲜不加于枕，冠虽敝不以苴履。夫尝已在贵宠之位，天子改容而礼貌之矣，吏民尝俯伏以敬畏之矣；今而有过，帝令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夫卑贱者习知尊尊者之一旦吾亦乃可以加此也，非所以尊尊、贵贵之化也。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不饰’；坐污秽淫乱、男女无别者，不曰污秽，曰‘帷薄不修’；坐罢软不胜任者，不谓罢软，曰‘下官不职’。故贵大臣定有其罪矣，犹未斥然正以呼之也，尚迁就而为之讳也。故其在大谴、大何之域者，闻谴、何则白冠牦缨，盘水加剑，造请室而请罪耳，上不执缚系引而行也。其有中罪者，闻命而自弛，上不使人颈而加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裁，上不使人抑而刑之也。曰：‘子大夫自有过耳，吾遇子有礼矣。’遇之有礼，故群臣自；婴以廉耻，故人矜节行。上设廉耻、礼义以遇其臣，而臣不以节行报其上者，则非人类也。故化成俗定，则为人臣者皆顾行而忘利，守节而伏义，故可以托不御之权，可以寄六尺之孤，此厉廉耻、行礼义之所致也，主上何丧焉！此之不为而顾彼之久行，故曰可为长太息者此也。”
“俗语说：‘欲投鼠而忌器。’这是一个很好的比喻。老鼠靠近器物，人们尚且怕砸坏器物不敢扔东西打它，更何况对于那些接近皇帝的亲贵大臣呢！君主用廉耻礼义来约束君子，所以对大臣可以命令他自杀而不能刑杀和侮辱。正因为如此，刺面的黥刑、割鼻子的劓刑都不施加到大夫身上，因为他们就在君主身边；按照礼的规定：臣子不敢察看为君主驾车的马 的年龄，用脚踢了为君主驾车的马所吃的草料，就要接受惩罚，这样做是为了及早防止臣下对君崐主有不敬行为。现在诸侯王、列侯、三公这些高级官员，都是天子要改容礼待的人物，相当于古代天子所称的伯父、伯舅；而现在却使他们与平民百姓一样接受刺面、割鼻、剃须发、断脚、笞打、辱骂、斩首示众等刑罚，这样不正如同堂没有台阶了吗！遭受杀戮凌辱的人不是太迫近皇帝了吗！不提倡廉耻，那些手握大权的大臣，不是就要虽有朝廷大员的地位却像刑徒罪隶那样毫无羞耻之心了吗！望夷宫事变，秦二世被判重罪，就是投鼠而不忌器的惯习。我听说：鞋不管怎样光鲜，都不能放在枕头上，帽子不管怎样破旧，不能用来垫鞋底。如果一个人，曾经出任过高级官员，天子曾庄重地对他以礼相待，吏民曾对他俯伏表示敬畏，现在他有了过失，陛下免去他的官职是可以的，斥退也可以，命令他自杀也可以，诛灭也可以；如果陛下下令让人用绳子把他捆绑起来，押送到管理刑徒的官府，罚他做官府的刑徒，管理刑徒的小吏可以对他责骂笞打，这些恐怕是不应该让百姓见到的。如果卑贱的人熟知达官贵人一旦犯罪被贬责，我也可以对他进行凌辱，这是不利于提倡尊重高官、礼敬显贵的。古代大臣有因为不廉洁而被罢废的，不说他不廉洁，而说是‘不饰’；有犯了污秽淫乱、男女杂居罪名的，不说他淫秽，而是说他‘帷薄不’；有因为软弱无能不能胜任的，不说他软弱无能，而说他‘下官不职’。所以，显赫的大臣即是确实犯了罪，仍不直接点破他所犯的罪过，还是迁就他，为他避讳。所以那些罪在严谴、斥问范围的大臣，听到严谴斥问就身穿丧服，白帽悬挂毛缨，带着盛水的盘和佩剑，自己来到专用于官员请罪的请室，接受处置，君主并不派人去捆绑牵引他。其中有犯了中等罪行的，听到了判决罪名就自杀，君主不派人割他的脖子。犯有大罪的，听到判决旨意之后，就面向北方叩拜两次，跪着自杀，君主不派人揪着他的头发斩下首级。君主可以说：‘您自己犯有过失，我对您是以礼相待的。’君主对臣以礼相待，群臣就会自爱；君主以廉耻约束臣子，臣子就会重视气节品行。如果君主以廉耻、礼义对待臣子，而臣子却不用气节品行报答君主，那他就不像个人了。这种习俗如果蔚成风气，那么做臣子的都只考虑操行，而不去考虑利益，坚守气节而尊重大义，所以君主可以放心地委托臣子掌管治国大权，可以把尚未成人的君位继承人托付给大臣辅佐，这就是推行廉耻、提倡礼义带来的结果，君主有什么损失啊！放着这样的事不做，却长期地实行戮辱大臣的错误办法，所以我说，这是值得深沉地叹息的。”
谊以绛侯前逮系狱，卒无事，故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后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
贾谊是因绛侯周勃先前被逮捕下狱，直到最后也没有查出罪证，所以用这样的话来讽劝文帝。文帝认真地采纳他的建议，注意用礼义气节对待臣下，从此之后，大臣犯罪，全都自杀，不受刑杀的凌辱。
七年（戊辰、前173）
前七年（戊辰，公元前173年）
[1]冬，十月，令列侯太夫人、夫人、诸侯王子及吏二千石无得擅征捕。
[1]冬季，十月，文帝下诏令规定：对列侯的母亲、夫人、诸侯王的儿子以及二千石以上的官吏，不经批准，不得擅自逮捕。
[2]夏，四月，赦天下。
[2]夏季，四月，大赦天下。
[3]六月，癸酉，未央宫东阙罘灾。
[3]六月，癸酉（初二），未央宫门前的东阙上的楼阁罘发生火灾。
[4]民有歌淮南王者曰：“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帝闻而病之。
[4]民间传唱着有关淮南王的歌谣：“一尺布，尚可缝；一斗粟，尚可舂；兄弟二人不相容！”文帝听了感到不安。
八年（己巳、前172）
前八年（己巳，公元前172年）
[1]夏，封淮南厉王子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上必将复王之也，上疏谏曰：“淮南王之悖逆无道，天下孰不知其罪！陛下幸而赦迁之，自疾而死，天下孰以王死之不当！今奉尊罪人之子，适足以负谤于天下耳。此人少壮，岂能忘其父哉！白公胜所为父报仇者，大父与叔父也。白公为乱，非欲取国代主；发忿快志，剡手以冲仇人之匈，固为俱靡而已。淮南虽小，黥布尝用之矣，汉存崐，特幸耳。夫擅仇人足以危汉之资，于策不便。予之众，积之财，此非有子胥、白公报于广都之中，即疑有专诸、荆轲起于两柱之间，所谓假贼兵；为虎翼者也。愿陛下少留计！”上弗听。
[1]夏季，文帝封淮南厉王的儿子刘安等四人为列侯。贾谊知道文帝一定要重立淮南国，就上疏进谏说：“淮南王刘长悖逆无道，天下臣民谁不知道他的罪恶！陛下免其死罪而流放他，这已是他的幸运了，他自己得病而死，天下臣民谁不说他该死！现在尊奉罪人的儿子，恰恰会导致朝廷承担毁谤之言。刘安等人年岁渐长，怎能忘记他们的父亲呢！春秋时期楚国的白公胜为了给父亲报仇，报复的对象是他的伯父和叔父。白公发动叛乱，并不想取代君主占有楚国，只是想发泄怒火实现自己的愿望，敏捷地用手把利刃插入仇人的胸膛，本是要同归于尽而已。淮南地虽小，但黥布曾用它起兵争夺天下，汉朝廷能战胜他，只是天幸。给予仇人足以危害朝廷的资本，这个决策并不高明。给予他们大量积蓄的资财，他们不是像伍子胥、白公胜那样在广阔的都市复仇，就可能像专诸、荆轲那样在朝廷之上行刺。这就是所说的给盗贼送上兵器，给猛虎添上翅膀。希望陛下考虑！”文帝没有听他的话。
[2]有长星出于东方。
[2]有彗星出现在东方。
九年（庚午、前171）
前九年（庚午，公元前171年）
[1]春，大旱。
[1]春季，发生大旱灾。
十年（辛未、前170）
前十年（辛未，公元前170年）
[1]冬，上行幸甘泉。
[1]冬季，文帝去往甘泉宫。
[2]将军薄昭杀汉使者。帝不忍加诛，使公卿从之饮酒，欲令自引分，昭不肯；使群臣丧服往哭之，乃自杀。
[2]将军薄昭杀了汉朝廷的使者。文帝不忍心以国法杀他，就派公卿去与他喝酒，想让他自杀，薄昭却不肯自杀；文帝又派群臣穿着丧服，到他家中大哭，薄昭才自杀。
臣光曰：李德裕以为：“汉文帝诛薄昭，断则明矣，于义则未安也。秦康送晋文，兴如存之感；况太后尚存，唯一弟薄昭，断之不疑，非所以慰母氏之心也。”臣愚以为法者天下之公器，惟善持法者，亲疏如一，无所不行，则人莫敢有所恃而犯之也。夫薄昭虽素称长者，文帝不为置贤师傅而用之典兵；骄而犯上，至于杀汉使者，非有恃而然乎！若又从而赦之，则与成、哀之世何异哉！魏文帝尝称汉文帝之美，而不取其杀薄昭，曰：“舅后之家，但当养育以恩而不当假借以权，既触罪法，又不得不害。”讥文帝之始不防闲昭也，斯言得之矣。然则欲慰母心者，将慎之于始乎！
臣司马光曰：李德裕认为：“汉文帝杀薄昭，确实很果断，但却有损于义。当年秦康公送晋文公返国时，曾发出这样的感叹：见到舅父，似乎母亲仍然在世一样。何况当时文帝的母亲薄太后还健在，她只有这一个弟弟薄昭，文帝杀薄昭毫不留情，这不是孝顺母亲的做法。”我却认为，法律是天下共同遵守的准绳，只有善于运用法律的人，不分关系亲疏，无所回避，这样才能使所有的人都不敢依仗有人撑腰而触犯法律。薄昭虽然素来被称为长者，文帝不为他选择贤人做师傅去约束他，却任用他掌握兵权；他骄横犯上，以至于敢杀朝廷使者，不是依仗有人撑腰而如此大胆吗！假设文帝赦免了他，那与后来成帝、哀帝时朝纲废弛的局面又有什么不同呢！魏文帝曾称赞汉文帝的美德，但却不赞成他杀薄昭，说：“对舅父之家，皇帝应能让他们安享富贵，不应给他们干政的权力，既然违法犯罪，却又不得不按法律论处。”这是讽刺汉文帝不及早限制薄昭，才导致了以后的恶果，魏文帝的评论，是很正确的。由此看来，要想宽慰太后之心，还是从开始就谨慎地行事吧！
--------------------------------------------------------------------------------
资治通鉴第十五卷（回目录）
汉纪七 太宗孝文皇帝下前十一年（壬申、前169）
汉纪七 汉文帝前十一年（壬申，公元前169年）
[1]冬，十一月，上行幸代；春，正月，自代还。
[1]冬季，十一月，文帝巡行代国；春季，正月，文帝自代国返回长安。
[2]夏，六月，梁怀王揖薨，无子。贾谊复上疏曰：“陛下即不定制，如今之势，不过一传、再传，诸侯犹且人恣而不制，豪植而大强，汉法不得行矣。陛下所以为藩捍及皇太子之所恃者，唯淮阳、代二国耳。代，北边匈奴，与强敌为邻，能自完则足矣；而淮阳之比大诸侯，廑如黑子之著面，适足以饵大国，而不足以有所禁御。方今制在陛下；制国而令子适足以为饵，岂可谓工哉！臣之愚计，愿举淮南地以益淮阳，而为梁王立后，割淮阳北边二、三列城与东郡以益梁。不可者，可徙代王而都睢阳。梁起于新而北著之河，淮阳包陈而南之江，则大诸侯之有异心者破胆而不敢谋。梁足以捍齐、赵，淮阳足以禁吴、楚，陛下高枕，终无山东之忧矣，此二世之利也。当今恬然，适遇诸侯之皆少；数岁之后，陛下且见之矣。夫秦日夜苦心劳力以除六国之祸；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高拱以成六国之祸，难以言智。敬身无事，畜乱，宿祸，孰视而不定；万年之后，传之老母、弱子，将使不宁，不可谓仁。”帝于是从谊计，徙淮阳王武为梁王，北界泰山，西至高阳，得大县四十余城。后岁余，贾谊亦死，死时年三十三矣。
[2]夏季，六月，梁怀王刘揖去世，他没有儿子。贾谊再次上疏说：“陛下如果不确立制度，从如今的趋势来看，封国不过传了一代或者两代，诸侯尚且自行其事不受朝廷节制，再扩张强大，朝廷的法度就没有办法实行了。陛下当做屏障和皇太子所能仗恃的，只有淮阳国、代国两个封国罢了。代国，北部与匈奴相接，与强敌为邻，能自我保全就足够了；淮阳国与那些强大的诸侯国相比，仅仅像一个黑痣附着在脸上一样，它恰恰只能诱发大国吞并的欲望，而无力对大国有所牵制。现在权在陛下手中；封立王国却使自已儿子的封国小得只能做被人吞并的诱饵，怎能说设计得好呢！我有个愚笨的计谋，请皇帝把原属淮南国的封地，全划归淮阳国，使淮阳国增大，并且为梁王立继承人，把淮阳北边的两三个城和东郡划归梁国，以扩大梁国的封地。如果不妥，可以把代王改封为梁王，而以睢阳为都城。梁国封地起于新而北面直达黄河，淮阳国的封地囊括了原来陈国的全境并且南部直达长江，那么其他大诸侯国有二心的，也胆战心惊不敢图谋反叛朝廷了。梁国足以阻止齐国和赵国，淮阳国足以禁制吴国和楚国，陛下可以垫高枕头安睡，再没有对崤山以东的忧虑了。这可使两代君主安享太平。现在安然无事，是因为恰巧诸侯王都还年幼，几年之后，陛下就会看见诸侯王带来的危机了。秦始皇日日夜夜苦心劳力以铲除六国之祸；而现在陛下牢牢地控制着天下，一举一动都能如意，却高拱两手安坐，造成新的六国之祸，就难说您有智谋。即便是终您一生太平无事，但却留下了祸乱的根源，对这些危机早就看到了却不去解决，待您百年之后，把危机留给了年迈的老母，幼稚的弱子，使 他们不得安宁，不能说您是仁者。”文帝于是采纳了贾谊的计策，把淮阳王刘武改封为梁王，梁国封地北以泰山为界，西至高阳，共有大县四十多个。又过了一年多，贾谊死去了，死时年仅三十三岁。
[3]徙城阳王喜为淮南王。
[3]文帝改封城阳王刘喜为淮南王。
[4]匈奴寇狄道。
[4]匈奴侵犯狄道。
时匈奴数为边患，太子家令颍川晁错上言兵事曰：“《兵法》曰：‘有必胜之将，无必胜之民。’繇此观之，安边境，立功名，在于良将，不可不择也。”
当时，匈奴经常挑起边境战争，太子家令颍川人晁错向文帝上书，谈论战争问题说：“《兵法》说：‘有战无不胜的将军，没有战无不胜的民众。’由此看来，安定边境，建立功名，关键在于良将，不可不慎重地选择良将。
臣又闻：用兵临战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习，三曰器用利。兵法，步兵、车骑、弓弩、长戟、矛铤、剑之地，各有所宜；不得其宜者，或十不当一。士不选炼，卒不服习，起居不精，动静不集，趋利弗及，避难不毕，前击后解，与金鼓之指相失，此不习勒卒之过也，百不当十。兵不完利崐，与空手同；甲不坚密，与袒裼同；弩不可以及远，与短兵同；射不能中，与无矢同；中不能入，与无镞同；此将不省兵之祸也，五不当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予敌也；卒不可用，以其将予敌也；将不知兵，以其主予敌也；君不择将，以其国予敌也。’四者，兵之至要也。
“臣又听说：在战场上与敌人交锋，有三件最重要的事情：一是占据有利地形，二是士兵训练有素，三是武器精良。按照《兵法》所说，步兵、车骑兵、弓弩、长戟、矛铤、剑盾等不同的兵种和武器，分别适用于不同的地形，各有所长；如果战场地形不利于发挥军队和武器的长处，就可能出现十个士兵不如一个士兵的情况。士兵不经过挑选，军队缺乏训练、起居管理混乱，动静不一致，胜利进攻时跟不上，退避危难时不能一致行动，前军已经刀兵相接，后军却仍松松垮垮，士兵不能随着鸣金击鼓进退，这是不训练军队的错误，这样的军队，一百个人不抵十个用。士兵手中的兵器不齐备不锋利，与徒手作战一样；将士身上的盔甲不坚固，与脱衣露体一样；弩箭射不到远处，与短兵器一样；射不中目标，与没有箭一样；箭虽然射中目标却射不进敌人身体，就与没有箭头一样。这是将领不检查武器导致的祸患，这样的军队，五个人不抵一个用。所以《兵法》说：‘器械不锋利，是把士卒奉送给敌人；士卒不听号令，是把统兵将领奉送给敌人；将领不懂兵法，是把他的君主奉送给敌人；君主不精心选择将领，是把国家奉送给敌人。’这四点，是用兵最重要的关键。
臣又闻：小大异形，强弱异势，险易异备。夫卑身以事强，小国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敌国之形也；以蛮夷攻蛮夷，中国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车、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桡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以此观之：匈奴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
“臣又听说：在用兵时，依据交战双方国家大小不同、强弱不同和战场地形险峻平缓的不同，应采取不同的对策。自我贬抑，去侍奉大国，这是小国应采取的方法；如果与敌方不分强弱，就应联合其他小国对敌作战；利用蛮夷部族去进攻蛮夷部族，这是中原王朝应该采取的战略。现在匈奴的地形、军事技术与中原有很大不同：奔驰于山上山下，出入于山涧溪流，中原的马匹不如匈奴；在危险的道路上，一边策马奔驰一边射击，中原的骑射技术不如匈奴；不畏风雨疲劳，不怕饥渴，中原将士不如匈奴人；这是匈奴的优势。如果到了平原、地势平缓的地方，汉军使用轻车和骁勇的骑兵精锐，那么匈奴的军队就很容易被打乱；汉军使用强劲的弓弩和长戟，箭能射得很远，长戟也能远距离杀敌，那么匈奴的小弓就无法抵御；汉军身穿坚实的铠甲，手中有锋利的武器，长兵器与短兵器配合使用，弓箭手机动出击，兵按什伍编制统一进攻，匈奴的军队就不能抵挡；有勇力的弓箭手，以特制的好箭射向同一个目标，匈奴用皮革和木材制造的防御武器就会失效；下马在平地作战，剑戟交锋，近身搏斗，匈奴人的脚力就不如汉军；这是中原的军事优势。由此看来：匈奴有三项优势，汉军有五项优势；陛下又动用了数十万军队，去攻伐只有数万军队的匈奴，从兵员数量计算，这是以一击十的战术。士
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故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俯仰之间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无及也；帝王之道，出于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尽管如此，刀兵是不祥之物，战争是凶险之事；由大变小，由强变弱，瞬息之间就会发生。用人的生死去决胜负，失利就难以重振国威，后悔都来不及了。英明的君主在决策时，应立足于万无一失。现在已归降朝廷的胡人、义渠、蛮夷等，部众达数千人，他们的饮食习俗、善于骑射的特长，都与匈奴一样。赐给他们坚固的铠甲、绵衣、强劲的弓，锋利的箭，再加上边境各郡的精崐锐骑兵，起用通晓兵法并了解蛮夷部族风俗习惯，能笼络其人心的将领，用陛下明确的约定统率他们。如果遇到险阻，就让这些人冲锋陷阵；在宽阔的平野，就用战车、步兵去制服敌人；两支军队互为表里，各自发挥他们的优势，再加上以众击寡，这是万无一失的战略。”
帝嘉之，赐错书，宠答焉。
文帝很赞赏他的意见，赐给晁错一封复信，以表示宠信。
错又上言曰“臣闻秦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人，其性耐寒；扬、粤之人，其性耐暑。秦之戍卒不耐其水土，戍者死于边，输者偾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后以尝有市籍者，又后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后入闾取其左。发之不顺，行者愤怨，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后，不得一算之复，天下明知祸烈及已也；陈胜行戍，至于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
晁错再一次上书说：“臣听说秦起兵攻打匈奴和百越，不是为了保卫边境安宁、防止人民死于战争，而是残暴贪婪，要想扩大它的疆域，所以，功业没有建立，天下已经大乱。而且如果用兵而不了解敌人的虚实强弱，进攻就会被敌人所俘虏，屯守就会被敌人所困死。北方的胡人和貉人，生性耐寒；南方扬、粤一带的人，生性耐暑。秦朝的戍卒不服南北两地的水土，戍守边疆的死在边境，输送给养的死于路上。秦朝百姓被征发当兵，就如同去刑场被处死，于是秦王朝就征发犯罪的人去戍边，称作‘谪戍’。先是征发犯罪的官吏以及赘婿和商人充军，后来又扩大到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然后又扩大到祖父母、父母曾有市籍经过商的人，最后强迫居住于闾左按规定不负担兵役的人，也去当兵。胡乱征发，被强迫当兵的人都心怀愤恨，他们遭受必死无疑的厄运，朝廷 却不给以丝毫的报偿，死于战场，他们的家属得不到国家免收一算赋税的回报，天下人都清楚地知道秦的暴政祸及自己。陈胜前去戍边，来到达大泽乡，首先为天下人做出了反秦的表率。天下人响应陈胜，如同流水下泄势不可挡，这是秦以严威强制征兵的恶果。
胡人衣食之业，不著于地，其势易以扰乱边境，往来转徙，时至时去；此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亩也。今胡人数转牧、行猎于塞下，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 ，甚大惠也。然今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先为室屋，具田器，乃募民，免罪，拜爵，复其家，予冬夏衣、禀食，能自给而止。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县官为赎。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无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无系虏之患；利施后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
“匈奴人的衣食来源，不依靠土地，所以经常扰乱边境，往来转移，有时入侵，有时撤走；这是匈奴人的谋生之业，却使中原汉人离开了农田。现在匈奴人经常在边界一带放牧、打猎，察看汉军守边士兵的状况，发现汉军人少，就会入侵。如果陛下不发兵救援，边境百姓不能指望朝廷的救兵，就会萌发投降敌人的念头；如果陛下发兵救援，发兵太少就不起作用，多发援兵，来自于远方的各县援兵刚刚到达，匈奴军队又已撤走了。不撤走聚集在边境的大量军队，军费开支太大；撤走援兵，匈奴人又乘虚而入。这样连年折腾，那么中原地区就会陷入贫困，百姓无法安居乐业了。幸得陛下担忧边境问题，派遣将吏发兵加强边塞防务，这是对边境百姓的很大恩惠。但是现在远方的士兵驻防边塞，一年轮换一批，不了解匈奴人的本领。不如选常居的人在边境安家从事农耕生产，并且用于防御匈奴入侵，利用有利地势建成高城深沟；在战略要地、交通要道，规划建立城镇，规模不小于千户人口。官府先在城中修建房屋，准备农具，再召募百姓来边城居住，赦免罪名，赏给爵位，免除应募者全家的赋税劳役，并向他们提供冬夏季衣服和粮食，直到他们能生产自足时为止。如果崐不给边塞民众优厚的利禄，就无法使他们长期定居在这片危险困苦的土地上。匈奴入侵，有人能从匈奴手中夺回所掠财物，就把其中的一半给他，由官府为他赎买。边塞的百姓得到这样的待遇，就会邻里街坊相互救援帮助，冒死与匈奴搏斗。他们这样做，并不是对皇帝感恩戴德想有所报答，而是要想保全亲戚邻居，贪恋财产；与那些不了解本地地形并且对匈奴心怀畏惧的东方戍卒相比，他们防御匈奴的功效要高出一万倍。在陛下当政之时，迁徙百姓以充实边防，使远方没有屯戍边境的徭役；而边塞的居民，父子相互保护，免受被匈奴俘虏的苦难；陛下这样做，利益传到后世，得到圣明的名声，这与秦征发满怀怨恨的百姓去戍守边疆，是不能相比的。”
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
文帝采纳晁错的建议，招募百姓迁往边塞定居。
错复言：“陛下幸募民徒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各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民者，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然后营邑、立城，制里、割宅，先为筑室家，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生死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
晁错再次上书说：“陛下召募迁徙的百姓以充实边塞，使屯戍的徭役越发减省，运输费用更加减少，这是对百姓很大的恩惠。下级官吏的表现如果真能与陛下对百姓的厚惠相称，遵奉陛下的法令，对迁来的应募百姓，照顾其中的老弱，厚待其中的壮士，争取他们的拥护而不去欺凌他们，使先来的人安居乐业而不思念自己的故乡，那么贫民就会感到羡慕，相互劝勉前往边塞了。臣听说古代明君迁徙百姓，要先察看当地是否阴阳调和，品尝水泉是否甘美可口，然后再营造集镇、修筑城池，设计乡里、划分住宅地，先为百姓修筑房屋，配置器物，百姓到达后有可居住的房屋，有可使用的器物。这正是百姓不留恋故乡而相互勉励迁往新居的原因。官府在迁徙的新居住区设置医生、巫神，为百姓医治疾病，主持祭祀。百姓得以男女婚配，生老病死相互照顾，坟墓相互依靠，栽种树木，喂养六畜，屋房完备安全。这样做正是为了让百姓乐于长期定居此地。
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于射法，出则教民于应敌。故卒伍成于内，则军政定于外。服习以成，勿令迁徙，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欢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所徙之民非壮有材者，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
“臣又听说古代明君为了防御敌人入侵，在沿边境的各县创设如下建制：每五家为一伍，设置伍长；每十个伍的民户为一里，里设置有假士；每四里为一连，连有假五百；每十连为一邑，邑设置假候，都选择邑中贤才里有保护能力、熟悉地形、了解民心的人担任这些职务；安居本地就教民众学习射箭，出临边境就教民众学习防御敌人。军事编制形成于内，军事政令就能在外有效地发挥作用。百姓训练有素，不许他们随便迁移，年幼时一同玩乐，成年后共事。夜间战斗，只要听到声音就能互相了解，足以相互救援；白天作战，只要看见，就足以相互识别；友爱之心，足以使他们生死与共。在此基础上，朝廷再以厚赏奖励，以重罚威逼，百姓就会前仆后继，勇往直前了。所迁徙的百姓如果不是强壮有力的人，只能虚耗衣服粮食，不能用于充实边防；百姓虽然强壮有力，但如果没有好官去治理，也不会有功效。
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壹大治，则终身创矣。欲立威者，始于折胶；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后未易服也。”
“陛下拒绝与匈奴和亲，我私下估计他们冬季会向南进犯；边境一旦大治，就可以重创匈奴，使他们终身不振恢复不了元气。如果想树立汉朝廷的威名，就应该在秋季匈奴刚纵兵入侵时就给以痛击；假若匈奴来犯而不能打败他们，使他们得志而去，以后就不容易降服了。”
错为人峭直刻深，以其辩得幸太子，太子家号曰“智囊”。*晁错为人刚直而又严峻苛刻，因辩才而得到太子的宠信，太子家里称他为“智囊”。
十二年（癸酉、前168）
前十二年（癸酉，公元前168年)
[1]冬，十二月，河决酸枣，东溃金堤、东郡；大兴卒塞之。
[1]冬季，十二月，黄河在酸枣县决口，向东冲溃了金堤，淹没东郡；朝廷大量征发士卒堵塞决口。
[2]春，三月，除关，无用传。
[2]春季，三月，朝廷宣布废止关隘检查制度，吏民出行不必带证明身份的符传。
[3]晁错言于上曰：“圣王在上而民不冻饥者，非能耕而食之，织而衣之也，为开其资财之道也。故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而国亡捐瘠者，以畜积多而备先具也。今海内为一，土地人民之众不减汤、禹，加以无天灾数年之水旱，而畜积未及者，何也？地有遗利，民有余力；生谷之土夫尽垦，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民未尽归农也。
[3]晁错对文帝说：“英明的君主在位，百姓不受饥寒的折磨，这并不是君主能亲自耕作供给百姓食物，亲自织布为百姓做衣服，而是君主为百姓开辟了生财之路。所以尧遇到九年的大涝灾，商汤七年的大旱灾，而全国并没有被抛弃的病饿者，其原因就在蓄 积多而预先做了充分的准备。现在海内大一统，土地之广、人口之众，不亚于商汤和夏禹时代，再加上没有持续几年的旱涝天灾，但蓄 积却没有那时多，原因何在？是因为土地还有余力没有利用，百姓还有余力没有发挥；可生长谷物的土地还没有全部开垦，山林川泽的财富还没有全部开发，不从事生产而消耗粮食的游民还没有全部回归农业生产。
夫寒之于衣，不待轻暖；饥之于食，不待甘旨；饥寒至身，不顾廉耻。人情，一日不再食则饥，终岁不制衣则寒。夫腹饥不得食，肤寒不得衣，虽慈父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务民于农桑，薄赋敛，广畜积，以实仓廪，备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民之趋利，如水走下，四方无择也。
“严寒之时人们急需衣服，不求轻暖，能御寒就穿；饥饿时急需食品，不求香甜可口，能充饥就吃。饥寒临身，人们顾不得讲究廉耻。人之常情，一天不吃两餐就会挨饿，一年不做衣服就会挨冻。如果腹中饥饿却得不到食物，肌肤寒冷却得不到衣服，即便是慈父也不能保有他的儿子，君主怎么能够控制住他的百姓呢！英明的君主知道这个道理，所以引导百姓从事农桑耕织，少收赋税，多搞蓄积，用来充实府库，防备旱涝灾害，所以才能稳定对百姓的统治。百姓的善恶，就看君主如何去诱导、统治他们；百姓追求财利，就如同水只会向下流而不选择方向一样。
夫珠、玉、金、银，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众贵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为物轻微易藏，在于把握，可以周海内而无饥寒之患。此令臣轻背其主而民易去其乡，盗贼有所劝，亡逃者得轻资也。粟、米、布、帛，生于地，长于时，聚于力，非可一日成也；数石之重，中人弗胜，不为奸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饥寒至。是故明君贵五谷而贱金玉。
“珠、玉、金、银等物品，饿的时候不能吃，冷的时候不能穿；但是大家都把它们视为珍宝，原因就在于君主使用它们。这些东西轻又小便于收藏，只要拿着握于手掌中的那么一点，就可以周游天下而不受饥寒之苦。这可以使臣子轻易地背叛他的君主，使百姓轻易地离开故乡，刺激了盗贼的贪欲，使逃亡者得到轻便 的资财。粟、米、布、帛等物，产于土地，按时成长，投入很多人力，不是一天就可以生产出来的；重达数石的粟、米、布、帛，价值有限，一个体力中等的人却已无法搬运，它不会成为资贼劫夺的目标，但人们一天得不到它们，就得忍受饥寒。所以英明的君主看重五谷而轻视金玉。
今农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其能耕者不过百亩，百亩之收不过百石。春耕，夏耘，秋获，冬藏，伐薪樵，治官府，给繇役；春不得避风尘，夏不得避暑热，秋不得避阴雨，冬不得避寒冻，四时之间无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来、吊死问疾、养孤长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有者半贾而卖，无者取倍称之息，于是有卖田宅，鬻妻子以偿责者矣。而商贾，大者积贮倍息，小者坐列贩卖，操其奇赢，日游崐都市，乘上之急，所卖必倍。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蚕织，衣必文采，食必粱肉；无农夫之苦，有仟伯之得。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过吏势，以利相倾；千里游敖，冠盖相望，乘坚、策肥，履丝、曳缟。此商人所以兼并农人，农人所以流亡者也。
“现在家中有五口人的农民家庭，为官府服徭役的不少于两个人，能耕种的土地不过一百亩，百亩土地的收获量不超过一百石。农民春季耕种，夏季锄草，秋季收获，冬季贮藏，砍柴，修缮官府房屋，服徭役；春天不能避风尘，夏天不能避暑热，秋天不能避阴雨，冬天不能避严寒，一年四季没有休息的日子；还有民间的人情往来，吊唁死者慰问病人、赡养父母、哺育子女等负担，也得从一百石的收获物中支付。农民如此勤劳困苦，还要再蒙受旱涝灾害，官府政令严苛而赋税繁重，不按规定时间征收赋税，早上发布的政令晚上又有变化。农民家中有资财的，以半价折卖，家中贫穷的，只好去借利息双倍的高利贷，于是就有人卖土地房宅、卖妻卖子以偿还债务了。而那些行商坐贾，实力大的积贮钱财发放双倍利息的高利贷，实力小的坐在市肆中作买卖，依靠手中囤积的物品，每天游荡在都市之中，得知皇帝急需某种物品，就把价格提高到两倍以上。所以商人男的不去耕田耘草，女的不去养蚕纺织，但穿衣服却非穿华丽的绸缎不可，吃饭非吃好米好肉不可。商人不受农民那样的辛苦，却可以得到很多钱财。商人依仗手中大量的钱财，与王侯显贵结交，势力超过了一般官员，于是以财利进行倾轧；商人到千里之外遨游，车子在路上前后相望，络绎不绝。他们乘坐着坚实的车子，鞭策着肥马，踏着丝制的鞋子，穿着精美的白色绸缎衣服。这就是商人兼并农民、农民破产流亡的原因。
方今之务，莫若使民务农而已矣。欲民务农，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入粟县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农民有钱，粟有所渫。夫能入粟以受爵，皆有余者也；取于有余以供上用，则贫民之赋可损，所谓损有余，补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今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车骑者，天下武备也，故为复卒。神农之教曰：‘有石城十仞，汤池百步，带甲百万，而无粟，弗能守也。’以是观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务。今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以上，乃复一人耳，此其与骑马之功相去远矣。爵者，上之所擅，出于口而无穷；粟者，民之所种，生于地而不乏。夫得高爵与免罪，人之所甚欲也；使天下人入粟于边以受爵、免罪，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现在的当务之急，没有比使百姓从事农耕更重要的了。要想使百姓务农，关键在于使全社会把粮食看成为珍宝；使全社会把粮食看做珍宝的方法，在于朝廷 把粮食作为奖惩手段统治百姓。可以召募天下百姓向官府缴纳粮食，用以购买爵位免除罪名。这样，富人可以拥有爵位，农民可以得到钱，粮食就不会被屯积。那些能够缴纳粮食换取爵位的人，都是粮食有余的，收取余粮供给国家使用，就可以减少对贫困百姓收取的赋税，这就是所说的‘损有余，补不足’，政令一公布就可以给百姓带来利益。现行的律令规定：有一匹战马的人家，可免除三人的兵役；战马，是天下的重要军事装备，所以给予免除兵役的优待。神农的教令说：‘有高达十仞的石砌城墙，有宽达一百步的滚沸的护城河，有一百万全副武装的士兵，但没有粮食，那无法守住城池。’由此看来，粮食是君主的重要资本，是国家政治的根本所在。现在百姓缴纳粮食要得到五大夫以上的爵位，才能免除一人的兵役，这与对有战马的人的优待相比较，差得太远了。封爵的权力，是君主所专有的，由口而出可以无穷无尽；粮食，是百姓所种的，生长于土地而不会缺乏。得到高等爵位和免除罪名，是天下百姓最迫切的欲望；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到边境地区，以换取爵位、免除罪名，不用三年时间，边塞的粮食储备就必定会很多了。”
帝从之，令民入粟于边，拜爵各以多少级数为差。
文帝采纳晁错的意见，下令规定：百姓输送粮食到边塞，依据输送粮食的多少，分别授给高低不同的爵位。
错复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大惠也。窃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边食足以支五岁，可令入粟郡县矣；郡县足支一岁以上，可时赦，勿收农民租。如此，德泽加于万民，民愈勤农，大富乐矣。”
晁错又上奏说：“陛下降恩，让天下人输送粮食去边塞，以授给爵位，这是对百姓的很大恩德。我私下担忧边塞驻军的粮食不够吃，所以让天下的屯粮崐大批流入边塞。如果边塞积粮足够使用五年，就可以让百姓向内地各郡县输送粮食了；如果郡县积粮足够使用一年以上，可以随时下诏书，不收农民的土地税。这样，陛下的恩德雨露普降于天下万民，百姓就会更积极地投身农业生产，天下就会十分富庶安乐了。”
上复从其言，诏曰：“道民之路，在于务本。朕亲率天下农，十年于今，而野不加辟，岁一不登，民有饥色；是从事焉尚寡而吏未加务。吾诏书数下，岁劝民种树而功未兴，是吏奉吾诏不勤而劝民不明也。且吾农民甚苦而吏莫之省，将何以劝焉！其赐农民今年租税之半。”
文帝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诏说：“引导百姓的正确道路，在于让他们从事农业生产。朕亲自率领天下人务农耕种，至今已有十年了，但荒地的开垦没有增加，一年收成不好，百姓就有饥饿之色；这是从事农耕的人还不多，而官吏没有切实发展农业。朕屡次颁下诏书，每年都鼓励百姓种植，至今未见成效，这就证明官吏没有认真地执行诏令去勉励百姓。况且朕的农民生活很苦而官吏并不去照顾他们，又怎么能勉励他们从事农业呢！今年把原定征收的土地税的的一半赐给农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