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兵马俑这一伟大的发现，对我来说是一次不平凡的经历。这里不仅
展现了许多珍贵的历史文物，最重要的是中国给予这个2000 多年前真正统一
中国的伟大人物以极高的评价。如果没有他的远见卓识和不懈努力，今天我
们将不可能到这几来参观。
——巴基斯坦伊斯兰共和国总统
穆罕默德?吝亚?哈克
悲壮的衰落
秦俑的发现和发掘，无疑向今天的人类打开了一扇早已沉没于历史烟尘
中的大秦帝国的窗口，开启了一扇使我们重新走向远古和远古人类心灵的门
扉。驻足于这帝国的窗口，走进这远古的门扉，我们越来越清晰地感知了秦
帝国昔日的风采，感知了远古人类非凡的创造力与刚毅不拔的奋发图强的精
神。那扣之有声、威武雄壮的陶俑，那寒光闪耀、锐气逼人的青铜宝剑，那
雍容华贵、神采飞扬的铜车铜马，那变化多端、神秘莫测、奥妙无穷的军阵
布局，那烧陶的技艺，那青铜的铸造，那冶金的水平? .这一切，组成了一
部浩瀚博大的百科全书，字里行间无不展示和激荡着秦帝国的盖世雄风，镌
刻着它的创造者和组织者不朽的声名。这个消声匿迹的帝国，正以另一种形
式穿越空间与时间的隔膜再度神奇的复活。
由此，今天的我们在置身于这辉煌灿烂的古老帝国之中的同时，也更能
拨去历史的烽烟迷雾，对这位帝国大业的缔造者和中国绵延不断的文化进行
更清醒地认识和反省。
关于这位亲手创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统一的封建专制国家的秦始
皇帝那叱咤风云、刚烈悲壮的一生， 2000 多年的历史舆论对他有褒有贬，
有誉有毁，有高亢激昂的颂歌，有沉郁凄惋的唾骂。但作为一个奠定了“垂
二千年而弗能改”的封建制度基础，并具有独特性格的历史人物，赞誉难掩
他的错误和过失，诋毁也不能抹煞他的丰功伟绩。只是面对着这个复活的帝
国和今日的生活现实，我们不能不将关于秦始皇的毁誉交融中最为敏感和明
显的争论——焚书坑儒事件，再一次郑重提出并加以探讨，以明历史的真实
和中国文化在漫长的历史沿革中对社会推动的得失。
秦始皇焚书坑儒事件，尽管各种史料记载有不同之处，但其总体却是一
致的。当年所焚书籍有二类：一是《秦记》以外的周室六国史书。二是民间
所藏的《诗》、《书》、百家语等诸子书。除焚书之外，又以“诽谤”、“或
为妖言以乱默首”的罪名，坑杀诸生460 余人。
千百年来，人们把焚书坑儒事件作为秦始皇残忍、暴虐和毁灭中国文化
的一大罪状加以唾骂和贬低，使这位千古一帝的伟大形象由此蒙上了一层阴
影，而不再具有昔日的辉煌和完美。
但是，人们在极度的愤慨、唾骂和诋毁时，却很少对一个在这次事件中
极为关键的人物进行批驳，更很少有人对这个人物本身以及他所代表的阶层
予以深入地解剖和探究。这个人物就是当时的丞相李斯。
所以说李斯是事件的关键性人物，是因为大量书籍的焚毁实则是他一手
促成的结果。如果没有他那夸大其词、耸人听闻的煽风点火，事情的结局完
全有可能是另一种样子。
李斯当时尽管已身居要职，但仍未摆脱为君主驾车牵马的士大夫阶层和
“伴君如伴虎”的险境。不同的是，他比一般的士大夫更多一些实际权力而
已。
令人不可思议和痛心的是，这个具有非凡才华和智慧的阶层，正如黑格
尔所言：“自信生来就是为皇帝拉车的。”因而不择手段、费尽心机依附权
力，攀高结贵，以选择为皇帝和政权驾车的最佳位置。同时，在选择的方式
和驾车远行的漫漫征途上，又开始了内部的自残和激烈的角逐。其凄苦残忍
之度，绝不比古罗马打斗场奴隶之间的拼杀格斗逊色。随意掀动中国历史的
每一页，都不难发现这个阶层内部的悲壮的自残事例。战国时期的孙膑，先
是自己被同窗庞涓削去双足，受到酷刑，后来又是他在马陵道设下伏兵，以
劲弩将庞涓射死于荒山野岭。两个杰出的军事家就这样完成了悲壮的人生旅
程。而秦代的李斯，则先是以其超人的计谋，将和自己处于同等地位的同学
韩非用毒药致死后，再以舌卷风雷之势，借秦始皇之手将比自己地位低下的
诸生坑杀于荒郊野外，但自己也在和同僚的角逐中马失前蹄，被处死于咸阳
街头。这种士大夫阶层的自残，随着历史的进展，越演越酷烈凄惋。其事例
之多不可胜数，许多悲剧并不是由坐车的君主造成，而是拉车的士大夫自残
的结果。之所以历史上许多君主被冠以暴戾、无道、残忍的罪名，只是他本
身被当作士大夫阶层自相残杀的锐器而已。
令人大惑不解和扼腕叹息的是，这个出现了许多具有宏韬大略盖世英才
的社会阶层，千百年来只知一味地依仗权势，为君主驾车开道，却从未构筑
起自己独特的生存方式和生命体系，在纷繁的大千世界中，他们始终不能作
为一个独立的整体与君主、权势作抗衡以争雄，并取得自身和这个整体阶层
的胜利，这不能不算作是最大的悲剧。这悲剧的深层底蕴所揭示的则是自誉
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之圣杰，远没有小小的蝼蚁聪明和清醒的哲理。
因为，那小小的蝼蚁深知自己个体的力量无法和山野丛林中的君主——
猛虎、巨蟒之辈争雄。在面对如何生存的严峻问题上，它们所作出的选择不
是为猛虎开道，亦不为巨蟒驾车，而是精诚团结，构筑了自己独特的生存体
系，并以个体的智慧和整体的力量在山野丛林的生存环境中，和猛虎巨蟒分
庭抗礼，顽强生息繁衍。
人类中的士大夫可以伴君，但这小小的蝼蚁却不伴虎。它们以整体的力
量和独特的生存结构出没于山野丛林，使整个动物世界中的君主、枭雄也不
得不敬而远之，莫敢轻举妄动。假如人类能领悟了其中的奥秘，假如秦时的
儒生包括李斯本人不是纷纷跑到咸阳，依附权贵，给君主拉车开道，以图个
人眼前之小利，而是建立和构筑另一种生存体系，或许，他们的命运结局没
有如此悲惨。或许，整个世界人类的生活又是另一个样子。或许，在秦帝国
陨落的千百年后，那种知识分子自残的凄苦情景也不会在这块黄色土地上出
现。遗憾的是，这一点，至今人类没有做到。所以悲剧也就不会休止。
诸多史评家把秦始皇焚书坑儒说成是毁灭中国文化，这显然有些夸大其
词和加重其罪之嫌。确切地说，应是以法家为代表的秦文化毁灭以儒家为代
表的关东文化。而事实上，由于关东复僻势力的顽强抵制，对抗诏令私藏禁
书者并不少见，致使儒家学说再度死灰复燃，并见越烧越盛，直至出现了后
来大火蔓延华夏的冲天之势。与此同时，“秦虽无道，诸之尺书，文篇俱在”。
至汉兴起时，民间所藏诸子百家之书陆续而出，可谓洋洋大观。战国时期百
家争鸣的余风也骤然升起，阴阳家、道家、墨家、法家、名家等诸子之学与
儒学并存。各有各的信徒和市场，渐已形成燎原之势。只是自汉武帝行使“罢
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后，各家学说才又陆续退出中国政治文化舞台中
心。
这样的事实，已清楚地向我们表明：秦始皇的“焚书”政策和文化征服
所收到的效果是微乎其微的，它在客观上没有造成中华文化的断裂和灭绝性
的浩劫。相反的是以项羽为代表的关东复僻势力的兵燹行动，却给先秦文化
和科技造成了灭绝性的毁坏，致使辉煌的雕塑、书法、绘画、文学、音乐等
艺术和杰出的烧制、铸造、冶炼以及防化等科技精髓几乎绝迹于世，出现了
金光闪烁的中华文明链条中再也无法衔接的断裂层面。秦兵马俑和铜车马的
出土，以鲜活的实物和无可置疑的事实证明了这一论点。否则，兵马俑写实
风格的雕塑艺术、烧制工艺、铜车马的冶金铸造和青铜剑铬盐氧化处理的先
进科技可能就不会失传，甚至直到今天都仍然是难以解开的科技工艺之谜。
项羽发动的兵燹，仅仅是使处于当时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文明发生了断
裂和遭受了重创，而汉武帝所采取的独尊儒术的文化政策，则是最终导致中
国文明衰落直至彻底沉沦的祸端。
汉初复兴的儒家学说，当时仍只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之言，在它的面前
仍然是诸家学说林立，如老子、庄子、墨子阴阳家等诸家学说在朝廷和民间
的影响，大可以和儒学分庭抗礼。只是汉武帝下令“独尊儒木”后，诸家学
说才日渐萧条冷落。而这时的儒术由于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也便失去了原
有的披荆斩棘、在竞争中不断发展、改进和完善自身的创造力和应变力，原
有的单纯、朴素、贴近人生和现实的精华也日渐受到侵蚀。这时的儒学便开
始趋向呆板、陈腐和僵化，它作为一家独立的思想学说受到时代的严峻挑战，
并将沉沦于历史的泥潭之中。
导致这种结局的根本原因，就是在于汉武帝的大一统思想。如果这种大
一统思想只是在语言、度量衡、历法、礼乐等社会生活的形式方面的统一，
则是符合民族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国家民众的需要，对社会具有推动作用。可
惜的是汉武帝“独尊儒术”的根本目的在于完善政治一统下的思想一统，或
者说是思想一统下的政治一统，而这种一统思想或一统政治又都是君主个人
意志与见解的具体表现形式，从而使中国的集权化、君主专制政治又更加集
中和“一统”，使人们的精神意志和生活方式完全臣服于君主的权力和意志
之下，形成了牢不可破的思想怪圈。
但随着这种怪圈的形成和加固，儒学本身却衰落和日渐走向破灭。在这
关键时刻，由于董仲舒的出现，才力挽狂澜，将衰竭的儒学再度复苏。
董仲舒通过天人感应理论，以自然法则作为人的行为规范，以自然秩序
比附社会伦理，以天象变异比附人的喜怒哀乐，从而成功地把各种文化的行
为准则和价值取向都放置于天命的支配之下，形成了新的以儒、道、阴阳、
刑名、天、人、自然合而为一的汉代儒学。这种“天人感应”的新儒学理论，
为“君权神授”制造了迷惑民众的依据。从而使封建君主的大一统思想和一
统下的政权顺利地沿着这一理论体系跨过了近千年的岁月。这种新儒学的理
论不仅巩固了大一统思想和封建君主政权，同时也在迷惑民众的过程中使中
国的古代教育丧失了独立性，滑向了腐蚀消磨人们的想象力和创造性的歧
途。所培养出来的大多是奴性十足的官僚和满口“仁义道德”的愚腐学子。
而这种奴性教育的最终结果是使官僚和学子的一切行为更屈从于政权并按照
时政的意志和需要去行为。秦始皇的“坑儒”事件，在西汉前期尚未见载诸
典籍，只是一些儒家学派的信徒口传而已。汉武帝下令“罢黜百家、独尊儒
术”后，有个叫卫宏的人为迎合君主以及儒家学派的欢心，在一篇《诏定古
文官书序》中，将秦始皇坑儒的传言郑重其事地记录下来，并编撰了秦始皇
在骊山温谷种瓜，瓜熟后令儒生们下谷观看，正当儒生们面对面前的奇异现
象各持己见、争执不休时，秦始皇下令填土， 700 余名儒生被全部活埋坑
杀。而后来的史学家王充出于和卫宏同样的目的，竟不顾历史事实，在《论
衡》的《语增篇》中信口开河地加以证实道：“传语曰：秦始皇焚烧诗书，
坑杀儒士? .言烧焚诗书，坑杀儒士，实也。”
王充的结论，终于使秦始皇背上了“坑儒”的骂名。而事实上，当年的
秦始皇并未“坑儒”，只是杀了一些靠招摇撞骗、欺君蒙世的“方士”而已。
当然，秦始皇坑杀方士的做法也未免过于残暴，若在2000 年后的今日，按照
法律以诈骗罪将这些方士判几年刑也许较为恰当。
当董仲舒提出创立的新儒学流行了近千年之后，由于佛教文化和道教文
化在中国的兴起，这种以阴阳五行为主体的新儒学又日渐陈腐并受到严峻挑
战。尽管正统的儒家学派大力排斥诋毁佛道二教文化，但最终还是在这两种
文化的渗透冲击中，不得不吸取佛道哲学中的思想精华，对汉代儒学进行第
二次改造和完善。于是以朱熹为代表的儒家学派所创立的“三教合一”的理
学又顺时诞生，从而，这被再一次改造了的儒学又在中国延续了近千年。
孔子创立的儒学，经过历代王朝的一路滚动，其中“三纲五常”、“忠
君守节”、“仁义道德”之类的思想系统愈渐强化，越来越加重了民众在政
治上的被压迫和思想上的被桎梏，扼杀了进步求新的思想和精神。中华民族
杰出的智慧、非凡的创造力和想象力，也在《四书》、《五经》的熏染中愈
渐变得愚昧并陷于僵化。延至明、清时期，随着科举的发达、八股的盛行，
专业教育受到严重的压制和摧残，史学、艺术受到儒家保守思想的制约，科
学技术则被视为“雕虫小技”而大加诋毁蔑视，致使中华民族处于危机四伏、
濒临绝境的险要关头。
当西方文化随着传教士来到中国，当欧洲的科学家、革命家用血与火的
代价冲破了持续一千多年黑暗的中世纪，并把古代科技向现代科技转变的时
候，我们的帝国仍在儒家的传统思想怀抱里徜佯，并陶醉于中央大国的迷梦
之中。屈原、岳飞、海瑞式的忠臣不断出现，但张衡、祖冲之、沈括式的科
学家却日渐减少。
直到西方人用洋枪洋炮轰击中国封闭的大门时，传统的士大夫们还在儒
家文化的祖传宝库中寻找抵制西方文明的精神武器。据说古代曾有读《论语》
退敌兵的战例，只要是“仁义之师”，定能所向无敌。但面对这些完全来自
另一个文化世界，只知道“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全副武装的洋鬼子，再
也无法用读《论语》的方式和“仁义道德”的说教来阻止他们的进攻，即使
那些不大拘泥于“唯经唯圣”思维模式的清军将领，面对以自己祖宗发明的
火药武装的洋枪洋炮也懵了，他们在一番苦心孤诣的冥想后，终于从佛道二
教文化中得到启示，断定这是洋人施展的妖术。于是迅速组成了防御战术，
大量的兵卒用手中的刀矛剑戈刺向肥猪、羊群，将一盆盆鲜活的热血泼洒到
城墙上，以道战妖、然而热血未干，国门却在炮击中摇摆得越发厉害，大有
倾刻即溃之势。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严峻关头，清帝国的将领和满口“子
曰诗云”的学子们，除再次命人将粪便和污物涂于城墙城门之上以破妖术外，
再也没有什么招数与敌一搏了。这个以儒家传统文化构筑的大一统的古老帝
国，终于在新的文明撞击中走向沉沦当中华民族饱受了外敌的铁蹄蹂躏和血
腥屠杀之后，蓦然回首，才发现这体现儒家文化精神的“道德仁义、非礼不
往”云云，原来竟是吃人和被人吃的礼教。若这礼教专吃外敌，倒还是件幸
事，遗憾和具有悲剧意味的是偏偏去吃孕育呵护了它几千年的中华子民。所
以，当“五四”新文化运动掀起的时候，以易白沙、吴虞、鲁迅、李大钊、
胡适为代表的有识之士，在响亮地提出了“这块孔丘的招牌——无论是老店，
是冒牌——不能不拿下来，捶去，烧去！”的口号的同时，也以“打倒孔家
店”的口号付诸了行动? .
中华民族终于在血与火的洗礼中步履艰难地走到今天。当我们面对兵马
俑这扇2000 多年前的秦帝国向后人开启的窗口，难免要作这样的遐想：假如
当时的秦文化能够征服关东文化，假如秦始皇燃起的那把大火使儒家学说全
部更新，中华民族的进程和历史命运会是何等模样？
难以逾合的裂痕
1988 年12 月22 日，印度前总理拉吉夫?甘地在参观了秦始皇陵兵马俑
后，满怀激情在留言簿上写道：“来到了伟大的历史文明地，我完全被感动
了。在此地——西安，开始了中国和印度的友好交往。向你们伟大的国家和
伟大的人民致敬！”
拉吉夫?甘地总理的留言，使人们想起了唐朝高僧玄奘去印度取经的故
事，同时也想起了比这更早的年代——汉朝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与那条辉煌
耀目的丝绸之路。这是一条同样是以今天的西安为起点，向西方延伸一直通
到地中海东岸的东西方贸易交往之路。在这条全长达7000 公里的古道上，中
国人将自己制造的“美丽得像野地上盛开的花朵，纤细得可和蛛网比美”的
珍贵的彩色丝绸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罗马帝国，在“罗马城内中国丝绸昂贵得
可和黄金等重同值”的物品，曾令罗马贵族不惜血本争相竞购。以致使近代
西方历史学家发出了“罗马帝国的亡灭实是由于贪购中国丝绸以致金银大量
外流所致”的感叹。而那时的中国得到的则不只是罗马的金银财宝，还有大
宛的葡萄、苜蓿，安息的石榴，以及其它各国的胡豆、胡瓜、核桃、芝麻、
大葱等农作物品种，也相继从西方传了进来，在中国的土地上生长。当然，
后来的佛教和佛教艺术也是沿着这条路传入中国，并对中国的文化和艺术产
生深远的影响。
不论古罗马帝国的灭亡与贪购中国丝绸有无关系，但他们的竞购却是自
愿和自觉的。号称“仁义道德”的中国从未对它们是否购买进行强迫和威胁，
况且丝绸的本身并不存在有害于人的成分。
可是，当历史进展到十八世纪末叶，中国人又不惜以每年一千多万两白
银作代价，去购买西方输入的殷红色罂粟花。
当中国人逐渐意识到，这种罂粟花竟是足以使一个民族毁灭的毒素，并
不愿再作这桩残酷的交易时，以“弱肉强食”的理论行事的西方列强，便使
用大炮轰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于是，他们以暴力得到了比做鸦片交易更为
昂贵的金银财宝，中华民族遭到了比购买吞吸鸦片更加迅速的灭亡之灾? .
然而长夜迷蒙，恶梦乍醒。残痛的历史渐已生锈。血泪却难消失。当中
华民族从苦难中站起，当那些灾难的制造者洗掉脸上的血污，重新打好领结，
以友好的姿态踏入中国时，却发现面前竟横隔着一条条难以愈合的裂痕——
故事之一：
1988 年秋，西方某国一个旅游访问团来到秦俑馆参观。当这个团的成员
走进秦俑一号大厅时，顿时被面前的兵马俑军阵惊得目瞪口呆，大有刘姥姥
进大观园之势。唯有一个看上去精明机灵的青年却与众不同地没有惊觉之
意。当旅游团成员在导游娓娓动听的讲解中缓缓前行时，那机灵的青年用眼
睛向四周扫了一圈，悄悄挤出人群，在确定没有危险后，迅速举起手中的相
机，对准了俑坑中站立的兵马俑。就在闪光灯射出一道白光的同时，他又旋
即躲进人群之中，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听起导游的讲解。
但事情还是发生了。一个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走过来，将青年人的相机按
住，打开盒盖，将胶片抽了出来。整个过程短暂迅速、干脆利落，大出包括
照相者在内的所有人的预料。
年青人见整个胶片已曝光，立即捶胸顿足，呜哩哇啦地叫唤起来，其悲
痛之状如丧考妣。那博物馆工作人员并未理会青年人的叫唤，抬手指指竖在
坑壁旁“严禁拍照”的白色木牌，潇洒地走向别处? .
当我在采访中听到这看起来并没多大意思的故事之后，还是找到了那位
工作人员进行了一番采访。
“那个故事是真的？”我在复述了别人讲给我的故事之后，为防止讹传，
我特意说出此言以证真伪。
“是真的。”他答。
“从这个故事中，我感到您带有一种奇特的心理去做了这件事。”我按
自己的思维逻辑作出推断。
他笑了笑：“没有什么奇特的心理，本来大厅中明明白白竖着‘严禁拍
照’的牌子，他却视而不见，非要和我们较劲儿，那我们按规矩就要给他一
点惩罚。”
“我不了解这里的情况，也许我的推想错了。”
“不是错了，你说得也有一些道理。一般的外国游客，特别是第三世界
国家的游客，如果在大厅里拍了照，我发现后大多是先解释或提出警告就算
拉倒了，用不着什么惩罚。而对有些国家的游客却不能含糊，非要给他点颜
色看看不可。要不他还以为你软弱可欺，以为这里是100 年前的敦煌莫高窟
或圆明园，要是给他一点惩罚和颜色，他就会清醒地认识这兵马俑坑再也不
是100 年前的敦煌莫高窟，可以任他们盗窃、残踏，也不是圆明园，可以任
他们抢劫和焚烧。那个年代毕竟已经成为历史，今天的中国毕竟不是昨天的
中国了? .也许这样做显得有些过分或不太友好，但要友好就要相互尊重。
你若不尊重我，我也很难尊重你，尤其是那些曾经在中国烧杀抢掠、无恶不
作而现在还道貌岸然、趾高气扬的国家中的人? .”工作人员说完这番话后，
望着我反问道：“你认为我想的和我做的是错还是对？”
“我理解你的心情。”我没有正面回答他的提问。理解就是最好的回答，
我想。故事之二：
在秦俑博物馆大门口的治安办公室里，我和干警聊着近几年的治安情
况。
“还有没有人敢来盗窃将军俑头一类的文物？”我问。
“自从秦俑馆建馆以来，从没有发生文物失窃事故，至于以前将军俑头、
武士俑头还有其它什么头被盗，与秦俑馆毫无关系。”身边的高副科长说着，
似在证明着什么。
我怕重新落入将军俑头案之争的怪圈，干脆说道：“那扒窃游客财物的
小愉，这些年应该有并且也应该会出现在秦俑馆吧。”
“这倒是事实，我们这个办公室的一项主要任务就是专门对付这些不法
分子的。”他说着，瞥了一眼墙上悬挂的一长排耀眼的锦旗没有再作声。我
知道那便是他们业绩的标志和人生的荣耀。
关于抓扒手的话题，在场的所有人都颇感兴趣，因为他们在这方面都建
立过功绩和付出过代价。
“前几年这里的小偷比较多，大多从西安市过来的。其特点是脚穿平板
鞋或球鞋，这些鞋子基本都是新的，他们几乎三五天就要扔掉一双，重新换
一双式样不同的。这样做的目的就是为了避免公安人员从留下的脚印中辨别
出他们的踪迹。但他们衣着打扮却比较普通，褂子上的扣子大多没有齐全的，
因为他们经常在人群拥挤的公共汽车或商场行窃，扣子有不少被挤掉。我们
掌握了这些扒窈分子的特点后，比较容易地抓获了一大批。后来是，西安的
扒手来一个栽一个，最后一个也不来了，都到其他地方开辟阵地去了? .”
公安干警兰革利向我生动地描述了抓扒手的经过。
另一名尚不知姓名的干警接着讲道：“1990 年11 月那次就大不相同了。”
“怎么个与众不同？”我问。
“那个时候北京正在开亚运会，外国游客来的特别多。一连几天就有外
国游人跑到治安办公室，报告说自己丢了相机、钱和其它贵重东西。我们感
到很奇怪，怎么在短短的几天内就发生了数次外宾钱财被盗的事件？难道是
西安和当地的扒窃集团又在反攻，打进秦俑馆？经过几天的观察，我们终于
找到了这帮扒窃分子的踪影。
“这是一帮完全不同于西安和当地扒窃分子的盗窃团伙，每个人都是西
装革履，打扮整齐，看上去很有些商界人物的味道。我们在暗中观察时发现，
这个扒窃团伙共有9 人，所采取的扒窃步骤和方式是3 人为一组，共分3 组。
每组又分前、中、后三点一线，最前方的是跟踪外国人，第2 个紧随背后掩
护，而第3 个则拉开一定的距离，手端照相机悄悄观察周围的情况。我们一
看这阵势就知道遇上了高手。根据不同的敌情，我们也改变了往常单个跟踪
的战术，也分为3 人一组，将计就计，给他们造成了掩护和观察上的困难。
这样在一天之中就将两组6 人全部在作案的瞬间当场抓获。共缴获照相机3
台和约合13400 多元人民币的外汇。经过公安机关的审查我们才进一步得
知，这是一帮从桂林赶来的扒窃分子。这个团伙的大多数成员都是受到公安
机关的通缉的在逃犯罪分子，号称‘西南虎’。奇怪的是他们行窈的对象全
是外国人，并对西方那些黄头发、蓝眼睛、长鼻子的洋人特别感兴趣。我们
在初审中间罪犯朱国林和李建国，为什么不扒窃中国人的财物而专盯洋人，
他们的回答是：‘中国人太穷，一是没有多少钱财，再说中国人偷中国人的
东西也不仁义，算不上是站着尿的男子汉。洋人们钱多物重，得手后感到过
瘾和解气，因为他们在旧社会来中国耀武扬威并且还明抢明夺。眼下的政策
不容许咱明抢明夺，暗地里摸他们点钱财也不算什么太大的罪过? .? 听完这位干警的叙说，我心里隐隐作痛。
图腾的幻象
当我们穿越历史的腥风血雨，冲破几经飘荡弥漫的政治迷雾眺望世界的
时候，我们发现已接近世纪的边沿，当世界张开双臂迎接中国的时候，我们
发现一种巨大的落差明白无误地横在面前。
“亚洲四小龙”似乎在一夜之间崛起，而劫后余生，在衰变中长存的东
方巨龙仍没有腾飞长空，做视苍穹。
于是，炎黄子孙再度展示出中华民族坚韧、执著的性格，以悲壮的进击
姿态试图在瞬间创造出惊天动地的奇迹，以展视昔日那个辉煌帝国的盖世雄
风。
我们欲以慷慨悲歌之气，在古老得生锈的轨道上作腾飞前的滑行——
自80 年代起，香港、澳门、巴黎、伦敦、纽约等世界大都市的文物交易
市场，一度出现了空前的繁荣，许多稀世之宝琳琅满目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廉价拍卖，任人购买，出售价格日渐下跌，大有江河日下之势。
这种奇异的文物繁荣和价格直线坠落的现象，立即引起了西方各国文物
商店、文物收藏家和国家博物馆的惊恐。世界经济情报组织和各国文物保护
管理机构，立即派人探寻这奇异现象的渊源，终于得出了一致的结论：世界
文物市场的剧烈冲击波来自东方的中国。德国的一家杂志明确地指出：“现
在到达西方国家的中国文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多，甚至连新石器时代的陶
器也大量涌入市场，这种现象引起了全世界文物收藏家的惊恐和不安。而这
些廉价拍卖的稀世文物，几乎全部是通过非官方贸易渠道，以走私的形式流
入国际市场的? .”
西方记者的报道并未夸大其辞，据国家文物局统计，自1984 年以来，中
国各地的博物馆和文物保护单位，先后发生被盗案件300 余起，有数万件珍
贵文物被盗走。陕西省境内，仅1987 年和1988 年两年时间，就发生足以让
国内外震惊的文物盗窃案11 起。
秦陵发掘工地曾发生罪犯王更地从该处仓库盗走秦将军俑头的重大案
件。就在此案发生的第七天，也就是1987 年3 月4 日，
西安市省建三公司一处一队停薪留职工人张善贵，又携带断线钳、尿素
袋及黄挎包等作案工具，以西安专程来到眉县文化馆，按照事先踩探到的路
线，悄悄溜入文化馆第三层楼，用断线钳将文物陈列室两道门的四把铁锁剪
断，入室后又剪断拴有13 个青铜编钟的铁丝，并用秤钩撬开放有复制品的纹
方尊的展柜，将馆内珍藏的国家一级文物西周牴臣铜编钟一件、西周饕餮纹
铜编钟二件和同一纹形的方樽一件盗走，当夜返回西安，后被公安机关抓获，
法院依法判处其死刑。
同年秋，河南省灵宝县予灵乡农民刘春利，携带作案工具来到陕西省境
内的乾陵，企图盗挖乾陵2 号陪葬墓，因无机可乘，只好改为盗窃乾陵博物
馆内珍藏的文物。当他详细探明了乾陵旅游部工作人员对游客参观进出不检
查，墓室石棺可藏人，墓道便门门锁可更换等情况后，返回原籍，待机行窃。
1988 年3 月，刘春利伙同柳映申从原籍来到乾陵博物馆。
经过一番密谋，柳映申住进乾陵旅社，准备第二天随同游客进入陵墓接
应作案的刘春利。
当天下午，刘春利携带提前准备的手电、钢锯条、中洲牌铁锁，提包等
作案工具，随游客混入永泰公主墓，并乘无人留神之际潜入石棺至深夜溜出，
用钢锯条锯坏墓道东二便房门上的华山牌铁锁，打开便房门取出彩绘女骑马
俑两件，然后换用中洲牌铁锁将房门锁好，又潜入石棺内。
第二天上午，柳映申按事先预谋随游人进入墓道，将刘春利及所盗文物
接应出来。两人返回原籍后，将盗窃的两件国家二级文物以一千二百元的廉
价出售给走私者。
1988 年6 月4 日，刘春利又伙同另外两人来到乾陵博物馆。采用上次行
窃的手段潜入章怀太子墓内，盗走黄色三彩女俑6 件、绿色三彩女俑一件。3
人在返回原籍销售盗窃的文物时被抓获，珍贵文物才幸免外流。
当人们发现盗窃博物馆内珍藏的文物风险性大且行动和盗窃数量均受到
局限时，便把视线转入密布于荒山野地的古墓群，或以镐头、铁锨的原始工
具，或以雷管炸药等摧毁性手段，将墓葬掘开、炸翻，窃取文物，以获暴利。
这种盗掘古墓的狂潮越演越烈，古墓葬甚至文化遗址的破坏数量也越来越
多，景况越来越惨不忍睹。全国每年被盗的古墓可达数万座，流失文物以及
文物的价值无法估量。在众多的盗墓大军中，有工人、农民、知识分子，还
有专业考古队员和文物管理人员。盗墓之风的盛行几乎使每个人都知道“要
致富，去盗墓，一夜一个万元户”的口号。有的为获取暴利，不惜将自己祖
宗的坟墓掘开，以达目的。
随着盗墓之风的盛行，盗墓者的设备也发展到了惊人的程度。1990 年7
月，古城长安的澧高遗址大量的陶器被盗。而盗窃者有相当一部分曾在考古
队工作过，具有一定的探墓经验和发掘水平。从现场发现的214 个探眼看，
其技术之精，速度之快，设备之良，即使是声名赫赫的秦陵钻探小分队的专
业考古人员也叹为观止。
盗窃、走私文物的狂潮蔓延了整个中华大地，古老的文明在愚昧和野蛮
的践踏蹂躏中已是鲜血淋漓，惨不忍睹。
但是，它毕竟是华夏民族几千年历史的沉淀，是炎黄子孙非凡的智慧与
创造力的结晶，是列祖列宗昭示后人远航的明灯。无论今天变成怎样的残暴，
也难以阻隔人类对它的膜拜和敬爱。
1995 年7 月20 日，临潼县人民法院受理了秦俑馆张彦贪污及胡庚、王
金安、费筱金、单子琪伪造有价票证案件，并对五被告分别判处7～2 年的有
期徒刑。
临潼县人民检察院指控，被告人张彦（陕西省临潼县人，系秦始皇陵兵
马俑博物馆票务科售票员），于1994 年元月底，伙同本单位职工单新琪等人，
伪造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门票一万三千余张（每张面额十五元），后张彦
委托秦始皇生平腊像馆张良政代为出售假门票五百余张，得赃款六千九百
元，其余一万二千五百余张面值十八万七千五百余元因案发未得出售，贪污
未遂。
案发后，张彦供认： 1994 年元月，秦俑馆职工单新琪找自己商量要伪
造秦俑馆门票，自己先是感到吃惊、害怕，后表示同意，并愿意为其阴谋计
划出资垫支。张彦先后给单新琪人民币八千元，委托西安市某印刷厂印制。
当一万三千张印完后，两人赶到西安将假门票提回，并藏匿在张彦的住处。
张彦怕假票质量差，未敢在秦俑馆票口出售，便委托秦始皇生平腊像馆工作
人员张良政代为出售。张良政出售假票五百余张，付给张彦赃款六千九百元。
后来张彦又从住处拿出五本假门票，因案发未得出售。
当我第二次来到秦俑馆，找到公安科长冯得全了解情况时，他说，现在
许多人被金钱迷住了眼睛，分不清善恶美丑，而有些人为了追逐金钱，不择
手段，铤而走险，其结果往往是既坑了国家，又害了个人。像秦俑馆印制假
票出售一事，过去就曾发生过类似的事情，但现在又一次发生了，这是个悲
剧，是一个被金钱驱使的头脑发昏的悲剧。当然，这个事情的发生也绝非偶
然，这些年，秦俑馆在门票的管理问题上是不尽人意的，是有许多值得重视
和整顿的东西的，如果不重视和整顿，可以断言，这类的事件还将继续发生，
而且永远发生下去。
听着冯科长的介绍，想想以前这里发生的一曲曲哀婉的故事，我的心情
又多了一分沉重。难道这就是我们的民族在苦难中崛起的最有力的奇招吗？
这就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原动力吗？如果这些都不是，那又是什么？
也许，我早就应该对我忠诚的读者和中国的有关部门谈一谈“刀子”问
题，因为这支年轻的“刀子”队伍，很早就露出了问题的端倪，这个问题像
梅毒一样在这支队伍身上散发开来，成为不可收拾的晚期状。
早些时候，我在北京明十三陵的定陵博物馆采访并准备写一本关于那个
地下玄宫发掘的书时，就在那陵园外的滚水桥边，偶见一位约二十七、八岁
的中国女导游（因无法分辨她是小姐还是太太，故称女导游），领着一群中
外游客在讲解。我走到她身边时，这位女导游正在滔滔不绝地指点着面前那
块巨大的无字碑说：“无字碑为什么没有字，是因为从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
璋开始；就不写碑文? .”以后她所讲的我没有听下去，我感到已无需再听
下去了。
也许这个滔滔不绝且有些自命不凡的女人，压根就不知道在中国的安徽
风阳西南大明皇陵前的神道口，有一块篆刻的“大明皇陵之碑”，其碑文恰
为开国皇帝朱元璋亲自撰写，这篇长达1105 言的碑文，情真意切，气魄非凡。
现代著名文学家、历史学家郑振铎先生在谈到此文时曾说：“《皇陵碑文》
确是篇皇皇太著，其气魄直足翻倒了一切夸诞的碑文。它以不文不白、似通
非通的韵语，记载着他自己的故事，颇具有浩浩荡荡的威势。”
至于后来的明代诸陵没有碑文，是因为长、献、景、裕、茂、泰、康七
陵门前，并未设碑亭和碑，到嘉靖一朝才逐一建成。当时的礼部尚书严嵩曾
请世宗撰写七碑之文，但正迷恋酒色、沉浸于成仙之道的嘉靖皇帝，却无心
思和才华撰写。自此，十三陵前的碑文便空了下来。
假如那位女导游不知这段历史，理应翻一翻这方面的书籍，若懒得翻书
查史，便作不知也罢，何以信口开河，胡说八道，不惜编造谎言以致误人子
弟？
知之为知之，不知之为不知。这句中国的古话曾作为一种传统美德和处
事准则滋润了多少代人，并由此塑造了这些人的人文精神和文化良知。可在
这支新崛起的“刀子”队伍中，为什么就偏偏失去了效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