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访问是对人类希望和梦想的永久性的最令人激动的经历。中国古代
伟大的历史厅迹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伯利■总理 曼努埃尔?埃斯考米尔
聂荣臻元帅的提议
1975 年8 月，北戴河海水浴场。年逾古稀的聂荣臻元帅，躺在温热的沙
滩上，眯着被太阳的强光刺得难以睁开的双眼，眺望远处的海面。碧绿的海
水咕咕地欢唱着向这位身经百战的老元帅涌来，浪花亲吻着他的躯体和手
臂，他感到分外惬意爽快。戎马一生，历尽苦难，终于有了今天。可惜，那
些在战火中倒下去的战友不能享受这人间的欢乐与幸福了。海水默默地从元
帅的身边退下去。他望着，似乎想起了什么，站起身朝浩瀚无垠的大海长嘘
了一口气。
“聂帅，您好。”刚从海水中出来的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走近他身旁。
聂帅答应着，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望着水滴未干的王冶秋：“你们挖的
秦俑坑怎么样了？”
“范围、形制基本已经搞清，大批陶俑、陶马已经出土? .”王冶秋详
细向聂帅汇报了秦俑坑发掘的情况。
“不得了呵，这么大的一个地下军阵，要是能建个博物馆就好了。”聂
帅惊叹之余提出了秦俑保护问题的关键性建议。
聂帅的话使王冶秋激动起来，“我早有这个意思，但考虑到国家经济比
较困难，未敢提出。”
其实，国家经济困难只是王冶秋犹豫的一个方面，而更重要的是批林批
孔运动还没有结束，在这种背景下提出要建博物馆，谁知道随之而来的是怎
样的政治厄运。聂帅沉思片刻：“你打个报告给国务院，让大家讨论一下嘛。”
“好，我这就去准备。”王冶秋大喜，和聂帅道别后立即赶回北京。第
二天，他向谷牧和余秋里两位副总理作了在秦俑坑建馆的报告。两位副总理
表示同意，又把报告的详细内容提交国务院办公会讨论。这次办公会由李先
念副总理主持，在听取了各位与会者的意见后，李先念挥起手臂，啪地向桌
上一拍：“就这么定了！”
一锤定音。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的名字由此诞生了。
8 月26 日，王冶秋带着兴奋与激动之情飞抵西安，把国务院的决定先行
告知陕西省委和文管会。同王冶秋一样，陕西方面对秦俑的保护前景更是没
有把握。大批的陶俑、陶马出土后，他们只是在俑坑上搭了个简易棚，以防
雨雪侵蚀。在他们的预想中，等兵马俑全部出土，能盖个仓库一类的房屋，
保护起来就算万幸了。至于盖博物馆，让世人参观展览却未敢奢求。王冶秋
带来的消息，使陕西方面喜出望外，从而也对兵马俑发掘后的前景有了一个
全新的认识和感知。
8 月27 日，王冶秋在秦俑坑察看了现场，同陕西省委一起在西安人民大
厦召集有关人员研究建馆问题。要求设计人员在一周内把初步的设计方案拿
出来由自己带回北京向国务院汇报，同时让考古队进一步落实一号俑坑的口
周边界和内部陶俑的分布情况，为博物馆的基建工程提供确切的资料。
1976 年元月，修建秦俑馆遗址展览大厅的人员陆续进入工地开始施工。
这时一号坑出土的陶俑、陶马，全部用土重新掩埋起来，以确保基建过程中
文物的安全。
瑰宝得来又被盗
1976 年春节过后的第二天下午，留在工地值班的考古队长袁仲一，独自
一人向秦始皇陵园走去。他和他的同伴经过一年多的辛劳，终于使这支地下
大军走向了人间。在以考古为职业的袁仲一看来，这无疑是最辉煌的业绩。
尽管他曾不止一次地失去了春节同家人团聚的机会，但心中依然感到惬意和
快活。
在陵园无目的地走着，考古职业的习惯使他对周围的一切分外专注。太
阳就要落山了，空旷的陵区被夕阳的余辉染成一片桔黄。在距秦陵封土约100
多米的断崖上，他停住脚步向远处的骊山望去。骊山在晚霞的映照中，越发
显出它的壮丽与秀美，当他转身返回时，眼前显过一个灿烂的亮点。他一惊，
“这是什么？！”随着脑际闪过的问号，俯下身来仔细地观察着断崖土层中
那个指甲盖大小的放光的东西，职业的敏感，使他立即意识到这可能是一件
文物。
事实很快证实了他的预见，当这个闪光的东西被完全清出土层时，他惊
呆了，这是一件不可多得的珍贵文物——秦代乐府钟。该钟为青铜所铸，凸
出地表的那个闪光的亮点便是钟的鼻钮。它通高13.3 厘米，两铣间7.2 厘米，
鼓间5.8 厘米，舞广为6×4.8 厘米。钟的钲部和鼓部为错金蟠螭纹，篆间及
钟带为错金流云纹，花纹细密而清晰，豪华典雅，虽在地下埋藏了2000 多年，
出土后金银花纹依然清晰完整，充分体现了当时冶金工艺发展的高度。更为
重要的是，在钟钮的一侧发现刻有小篆字体“乐府”二字。这两个字的发现，
意义远远大于实物的本身，它使后人透过欣赏其冶金工艺的表层，解开了千
百年来史学家和音乐家争论不休的历史之谜——
乐府是皇家庆典和祭祀时管音乐的官署，无论是庆典还是祭祀，饮酒与
奏乐往往一起进行。公元前279 年，秦赵渑池相会，意在讲好修和。酒宴开
始后，秦昭王向身旁的侍卫魏冉使了个眼色，魏冉心领神会，立即捧上一张
瑟来。秦昭王对赵王说：“听说赵王通晓音律，这里有宝瑟一张，请您弹奏
一曲，敬希勿辞。”赵王明知这是秦王故意羞辱自己，但又找不到理由推辞。
正在为难之际，随赵王来的蔺相如在一旁劝道：“秦王既不嫌弃，大王您就
弹奏一曲，这有何妨？”
赵王白了蔺相如一眼，只得怏怏不乐地接过瑟来，勉强地弹奏一曲。
秦王见赵王受辱而羞红了脸，越发得意地说：“赵国始祖烈侯就很会弹
琴，今日听了赵王演奏，果然是得祖辈家传。”随后转身对魏冉道：“可告
御史，将今日之事，记入史册。”
秦国御史前来，执笔取简，边写边高声朗诵：“秦昭王28 年秋月吉日，
秦王与赵王会于渑池，秦王命赵王鼓瑟? .”秦国群臣开怀大笑。可这时谁
也没有料到，赵国的蔺相如极其自然地顺手拿起一只瓦盆，从容地走到秦王
面前：“我国大王听说秦王善于演奏秦国的乐器，就请大王击击以同乐。”
秦昭王一惊，傲慢地说：“我乃堂堂秦国君主，怎可击缶？尔出此言，
分明是取笑本王。”蔺相如手持瓦盆，厉声道：“大王依仗秦国强大，想耍
威风以强欺弱不成？今日乃两国相会，若是大王不肯击缶，相如舍弃头颅也
要溅你一脸血污。”
在蔺相如的威逼下，秦王无可奈何地笑笑：“先生何必如此动怒，大家
欢乐，就击一下有何不可？”于是接过瓦盆，用筷子轻轻地击了一下。
蔺相如大声宣布：“今日盛会秦王击缶，也应记入史册！”他把手一招，
赵国御史走来，拿出竹简和书写工具，写道：“赵惠文王20 年秋月吉日，赵
王与秦王会于渑池，赵王命秦王击缶。”记完，御史高声朗诵了一遍。面对
蔺相如的智勇，秦昭王无可奈何，便起身给赵王敬了一杯酒，赵王也回敬一
杯作为答礼。从此，两国签订了互不侵犯、友好相助的条约。
秦赵渑池相会的故事，给研究者的启示是：处于西北地区的秦国，早期
的乐器并不发达，且极为简陋，不过是击筑、扣而已。又由于后来秦始皇爱
听高渐离击筑，几乎被高渐离刺杀的故事，后人便以《汉书?礼乐志》记载
的汉武帝时“乃立乐府，采诗夜诵”为依据，认为乐府最早产生于汉代。秦
陵乐府钟的出土，从实物上首次证明了乐府的最早建立是在秦代。这无疑是
一个重要发现，而更为重要的是，考古人员又在乐府钟出土的地方发现了专
门设置的乐府遗址。这里曾仿秦咸阳都城的设置，建有乐府官署，有各种祭
祀用的礼乐，同时有一批乐人在此常驻，每逢祭祀之日，乐人便奏起礼乐，
钟磬齐鸣，百官同祭。可惜这个乐府仅存两年余，就被项羽大军一把火烧为
尘土瓦砾，珍贵的乐府钟也在劫难中掩埋入滚滚黄尘，直到2000 年后才重现
人世。
经过音乐家测试，这口乐府钟的内壁有调音带四条，其音为C 调，造型
工艺和音质都是秦代乐器所罕见的精品。这口乐府钟的出土，立刻引起了学
术界的高度重视，它为研究秦代宫廷礼乐的制式以及音乐器械的演变发展，
提供了珍贵而形象的实物资料。这口乐府钟后来被陕西省博物馆作为一级文
物收藏。
遗憾的是，在这件珍贵文物出土10 年后的1986 年10 月，一只罪恶的黑
手将它盗走，至今下落不明。音乐家扣响了它沉默2000 年后的第一声，再也
难以听到它以后声响了。这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
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二号坑
一号俑坑展览大厅的基建工程开工不久，一个令人兴奋与恐慌的事情发
生了。经过考古人员的钻探，在一号坑东端北侧约20 米处，发现了又一座兵
马俑坑。这个后来定名为“二号俑坑”的出现，自然使大家想到已经着手兴
建的大厅工程。这个二号坑和一号坑是什么关系？它们有没有可能是连在一
起的整体？万一连在一起怎么办？
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听到消息，立即派人前来察看。考古队惊喜之余
紧张起来，在遗址完全发掘前盖房，这是世界考古史上没有先例的，考古队
自然也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万一这两个坑连在一起，整个为筹建博物馆工程
所付出的努力将毁于一旦。
为搞清两个俑坑的范围和形制，考古队在加紧钻探的同时，又在两坑之
间挖了七段探沟，最后终于作出结论：二号坑是一个独立的整体，和一号坑
不相连接。这个结论使国家文物局和陕西省委的领导人都长嘘了一口气，再
度转惊为喜。
为弄清二号坑的形制和范围，在得到国家文物局批准后，1976 年4 月，
考古队对二号兵马俑坑进行了试掘。
这是一个完全不同于一号俑坑的近似曲尺形的地下建筑，通长96 米、宽
84 米、深约5 米，总面积为6000 平方米，约相当于一号涌坑的二分之一。
结构明显地分为左右两大部分。右侧近似一个正方形，属于坑道式建筑。面
开8 间，前后有回廊，东西两端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左侧近似一个长方形，
亦为坑道式建筑。同样分为前后两部分，前半部略呈正方形，面开6 间，前
后回廊贯通。在东西两壁和北壁各留两条斜坡门道。坑内埋藏木质战车89
乘，陶俑陶马2000 余件，青铜兵器数万件。从整体推断，这是一个由弯兵、
轻车兵、车兵、骑兵四个不同兵种组成的特种兵集团军阵。
这个军阵与一号坑的军阵不同，在最前方的一角排列着一个弓弩组成的
小型方阵。秦代弓箭手有轻装与重装之分，轻装弓箭手称作“引强”，重装
弓箭手称“■张”。这是以引弓的不同方式命名的。引强是指用手臂张弓，
赴张则是用足踏张弓的强劲弩手。秦俑二号坑就是以334 件弓弩手编成了一
个独立的小方阵。
一百年前恩格斯在论述古代战争时曾特别指出：“军队的力量在于它的
步兵，特别在于它的弓箭手。”二号坑出土的弓弩方阵部位以及精良的装备，
充分显示了弓弩在古代战争中的特殊作用。因此，我们有理由作出推断，当
历史行进到秦代，弓弩手已成为一支完整而相对独立的兵种，在战术上形成
与车兵、骑兵的密切配合，而且对射手的选拔也格外慎重与严格。作为秦代
的弓弩手，他们必须是年轻健壮的“材力武猛者”，经过至少两年的培训才
可作为射手初入军阵，二号坑弓弩手的形象正是这些“材力武猛者”的生动
写照。立姿射手体形匀称，身材高大，均在1.80 米以上。面部表情透视出青
壮年特有的坚毅与刚强。阵容严谨，姿态整齐的跪姿射手，身著战袍，外披
铠甲，身体和手臂向左方倾斜，二目向左前方平视，两手在身的右侧持弓搭
箭，背部置有上下两个对你的负矢陶环，每个陶环装置铜镞多达100 支，其
负矢之多，比起当初魏国武卒“负矢五十”的数量多达一倍。由于射手面容
和衣褶纹的不同，使这个特殊的军阵在整齐严谨中又充满了鲜活的个性，尤
其射手头部那向左或向右挽起的高高发髻，髻根均用朱红色丝带来扎，有的
飘于肩下，有的似被风吹动向上翻卷，显得英武神俊，潇洒自如。
特别值得军事学家注意的是，这个特殊的方阵四周均是持强弩的立姿射
手，方阵的中心则为持弓的跪姿射手。这种并非偶然的列阵方法，明显地告
诉人们战争中的程序和步骤。当敌人接近时，立姿射手先发强弩，继之跪姿
射手再发弓箭。一起一伏，迭次交换，从而保证矢注不绝，集中力量，增强
战斗力，使敌不得前来而毙于矢下。二号坑出土的立射俑和跪射俑，均从不
同的角度反映了秦代军队军事素质与射击技术的规范化。立射俑面右背左，
侧身横立，左腿微拱，右腿后绷，左足纵，右足横，两足之间呈“丁字不成，
八字不就”状。左臂略举，右臂曲至胸前，手掌伸开，掌心朝下，是为典型
的正射之道。而跪射俑左腿支起，右腿下跪，左膝朝上，右膝着地，是古代
军事中善射之法的充分写照。这种善射方法在保持身体平稳、正确击中目标
的作用中，具有极为科学的依据。
关于强弩最初大规模应用于战场的记载，恐怕要数下面这个战例：
公元前341 年，魏国的大将庞涓率领军队围攻韩国的都城郑，战斗正在
激烈之时，忽然接到本国的报警急报，齐国大军已攻进魏境，并直取都城大
梁。
庞涓看过警报，大吃一惊，于是立即下令：撤围班师。前队变后队，后
队变前队，迅速返回魏境，堵截齐师。同时又选拔了精锐部队、亲自带领，
手抢点滴时间拦击齐兵。
孙膑率领的齐兵，这时已突破了魏国的边境防线，正乘虚向西挺进。孙
膑西进的目的不在于攻取魏都大梁，而在于解韩国之围，击溃魏军。大军正
行之间，探马跑来报告：“庞涓已率军离韩返魏。”
孙膑得知庞涓回师的消息，率军埋伏在马陵道的两侧，等待魏军的到来。
马陵道是一条狭谷山道，两边是陡峭的高山，山道周围树木丛生，怪石
林立，地形险峻奇特，正可以埋伏千军万马。孙膑察看了地形，命军队砍些
树木和搬来巨石，将山谷的出口道路堵塞后，又特意选择了一棵大树，将靠
路一侧的树皮刮去一片，用黑炭在上面写了六个大字“庞涓死于此地”。同
时选出五千名弓弩手埋伏在大树的两侧，只等树下火光起时，一齐放箭。
庞涓率军一路风尘仆仆地赶来，等到马陵道的进口处时恰是日落西山，
夜色来临。救国心切的庞涓面对这条险峻的山道未加思索，打马驱车进入谷
道。当大军已完全进入谷道后，前方传来报告：“路已被砍倒的树木堵塞无
法通行。”面对这不测的征兆，作为主帅的庞涓仍未警觉，反以为齐军胆怯，
惧怕他的追赶才堵塞山道。他亲自走下战车指挥士兵搬树开路。这时有一士
卒发现了道旁一棵大树上的字迹，急忙报告庞涓。天越发黑暗，并有乌云挡
住了月亮。庞涓看不真切，忙呼士兵点起松明火把来到树下。当那六个刺眼
的炭迹大字跃入庞涓的眼帘时，他蓦然醒悟，一句“我又中了孙瘸子的计了”
的话还未喊完，四处已是强弩齐发，箭如飞蝗般地向他射去，这位赫赫有名
的将军倾刻毙命。所率大军除杀死外全部被俘。这便是中国古代军事史上著
名的马陵之战。同时，作为劲弩这种新型的兵器，也是首次在战争中发挥了
它的巨大威力。
随着历史的进展，这种曾在古代战争中发挥了强大威力的劲弩，已渐渐
从兵器家族中消失。后人只能从文字记载中感知它的形貌，而对于弩的真实
状况和应用方法却全然不知。二号坑近百架弩的出土，无疑为后人对这种古
代兵器的认识和研究提供了一个有力的佐证。
弩是一种源于弓而不同于弓的远射武器，“言其声势威响如怒，故以名
其弩也”。汉代人认为弩是黄帝发明的，《吴越春秋》的作者则把弩的创始
人说成楚人琴氏，到底哪种说法更合乎事实本身已无法考证。但是从历史资
料来看，青铜弩机在战国时期才大规模地登上战争舞台，《战国策》就曾有
“天下强弓劲弩皆自韩出。砂子、少府、时力，距来者皆射六百步之外。”
的记载。马陵之役在首次显示了弩这一新式武器的威力的同时，也反映出当
时齐国军队已广泛使用弩的事实。远在西部的秦军，对这种新式武器所发挥
的强大作用，自然深知。于是在他们后来的军事战术中，有了“强弩在前，
锬戈在后”的最新式的排列方法，这种战术排列，在二号俑坑得到了具体的
再现。
当然，作为一种在战争中足以发挥重要作用的弩，它自身的改进与发展
也随着战争的不断延续，越发精良和实用。秦俑坑出土的弩就有许多与史书
记载不同，并且形制多样。有一种形制极为特殊的劲弩，在身长64 厘米的弩
臂上重叠了一根木条，还夹有青铜饰件。显然这些装置都是为了增强弩臂的
承受强度，从而可以推断它是一种张力更强、射程更远的弩。这种推断，除
弩的本身不同的形制外，从所配制的特大型号的铜镞也可得到验证。这些历
经千年而不朽的铜镞，每支重量达100 克，较其它铜镞长一倍有余。迄今为
止，这是古代兵器史上发现型号最大的铜镞。特殊的强弩，配以硕长沉重的
铜镞，必然会产生一种其它劲弩所不能匹敌的巨大杀伤威力。当然，这种弩
机与铜镞的出土，尚不能代表秦代弩兵器的最高水平，从史料中可以得知，
秦代的劲弩似乎比这更为先进和具有杀伤力。请看——
公元前210 年，秦始皇开始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巡。当他来到琅琊时，
那个到东海蓬莱、方丈、瀛州三神山觅求长生不老药9 年未回的徐福，突然
来见秦始皇。狡诈的徐福怕多年耗费数万巨资未得仙药，会受到秦始皇的处
罚，便称蓬莱仙药可得，只是海上有鲛鱼作怪，船行不到蓬莱就被鲛鱼掀翻，
愿皇上派遣善射的弓箭手一同去寻，若见鲛鱼就连弩射之，此药可得。秦始
皇求药心切，对徐福的话深信不疑，下令随行官员入海捕捉巨鱼。同时自己
亲备连弩，乘船下海。船行芝罘半岛的海域，果有一条大鲸鱼搏浪而来。秦
始皇和身边卫士拉动连弩，将巨鱼射死海中。
在这场人鱼搏斗中，秦始皇和卫队到底使用了怎样的一种具有如此强大
杀伤力的连弩，《史记》中记载的始皇陵墓门道上曾装置的自动发射的“暗
弩”，又是怎样的一种新型武器装备，至今仍是不解之谜。但纵观世界兵器
发展史，最早将弩装备正规军并使之在战场上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无疑是中
国。当历史进展到中世纪时，西欧的诸国尚未制造出连弩这种更有杀伤力的
兵器。
二号坑的弓箭方阵尽管处于一个特殊的地位并形成一个独立的军阵，但
这种独立只是相对的，它是整个二号俑坑军阵的一部分，这一部分和其它的
兵种血肉相连，成唇齿之势。俑坑的发掘已为我们提供了活生生的例证。在
弓箭方阵的右侧，便是一个庞大的战车军阵。它纵为八列，横为八排，战车
共计64 乘。每乘战车上有甲俑三件，御手居中，车左、车右居两侧。御手身
高1.9 米以上，双足立于踏板，两臂向前平举，双手半握，拳心相向，作握
辔状，食指与中指留有空隙，以便辔索通过，在拇指的内侧有一半圆形陶环，
似为勒辔时拇指的护套。三俑均身穿战袍，外披铠甲，披膊长及腕部，手上
罩有护手甲，颈围方型盆领，胫著护腿外套，足登方口齐头履，头顶右侧梳
髻，外罩白色圆形软帽，帽上又戴有卷尾长冠，嘴上的八字微须，潇洒飘逸，
双目炯炯前视，显示了秦兵在阵战中凶悍威猛的旷世雄威。
关于步兵、车战的立体透视
自从人类诞生以来，便有了人与人之间的矛盾和搏斗，而战争无非是扩
大了的搏斗。正如近代著名的军事战略家克劳塞维茨所言：“如果我们想要
把构成战争的无数个搏斗作为一个统一体来考虑，那么最好想象一下两个人
搏斗的情况。每一方都力图用体力迫使对方服从自己的意志，他的直接目的
是打垮对方，使对方不能再作任何抵抗。因此，战争是迫使敌人服从我们意
志的一种暴力行为。”实际上，人类社会战争胚胎的产生，应该说是从孕育
步兵的对抗开始的。
中国步兵是古代诸兵种中最早诞生的兵种，但随战斗手段的进步，它却
反过来屈尊在车战时代的战车兵卒之下。由于铁兵器的出现、弩的发明、军
队远战能力的增强，战车地位发生了根本的变化，车兵反过来又成为步兵的
辅助兵种。从此，步兵作为一个重要的独立兵种，才再次活跃在战争的舞台
之上。关于中国建制步兵的最早记载，应属公元前719 年，宋、卫等国联军
“败郑徒兵，取其禾而还”一段。“徒兵”，就是徒步之兵。商周时期，站
在战车上作战的“甲士”是奴隶主贵族，而车下由“众人”、“多臣”、“庶
民”等奴隶组成的步兵只能附属战车。春秋时期，郑、晋等中原国家在对戎
狄的战争中，为战胜这些居于山林谷地、善用步兵进攻的少数民族，就不得
不在保持原来隶属步兵的同时，率先建立起能够独立作战的建制步兵。公元
前633 年，晋文公在作“三军”的同时，又“作三行以御狄”。“行”是原
来隶属步兵“徒卒”的队形名称，据考古学家王学理研究，此处当指步兵无
疑，而“三行”就是晋国最早出现的建制步兵。
尽管建制步兵已经产生，但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它并没有形成军队的主
力，而只是用在西方和北方边防上对付戎狄之中，可中原地区依然是战车统
治的战场。公元前541 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于太原，崇卒也。战
将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请以什共车（以多卒配合甲士共同作战），
必克。因诸厄，又请。请皆卒（请甲士们都下车来作战），自我始’。乃毁
车以为行，五乘为二伍。”这次晋国“毁车以为行”。以步兵配合甲兵作战
的战役表明，在中原大地上已经产生了第一支用建制步兵作战的部队。尽管
这支步兵部队还是由战车部队临时改编的，免不了幼稚，甚至遭到了“翟人
笑之，未阵而薄之”，但它毕竟在春秋末期开创了一个国内战场上广泛使用
步兵的“步兵时代”，为后世战争的多层面、多兵种、大规模的快速作战方
式奠定了基础。
到公元前505 年，吴楚大战爆发，就在这次大战中，“吴阖庐选多力者
五百人，利趾者三千人，以为前阵，与荆战，遂有郢。东征至于庳庐，西伐
至于巴蜀，北迫齐晋，令行中国。”吴王夫差的军队编制是以百人为一“彻
行”，百“彻行”为一方阵用于作战。到了战国时期，各国的步兵人数已达
到数十万甚至百万。从此步兵作为一支重要的武装力量，活跃在战争的舞台
上，并逐渐走上成熟。
从秦始皇陵兵马俑坑排列的兵阵来看，秦步兵的数量大，远战能力强，
而当时的军事指挥家又善于处理步兵同战车、骑兵的配合关系，诸兵种协同
作战，因而形成了军事编制的最大标志。秦俑一号坑的矩阵是以步兵为主、
同战车穿插排列的兵力部署。其协调车、步关系的作法，是“鱼丽之阵”变
化了的形式。尽管战车有左右和前后的双车编组之别，但总体上是车的前后
及两侧都有步兵涌队列。这种编组，既有古代兵书上所说的“鱼丽之阵”的
车、步协同的宽大界面，又突破了在二线或三线的兵力配置，从而就出现了
强大的纵深，形成了“本甲不断”的雄壮气势，正是由于步兵和骑兵跻身于
战场并日益显示出强大的优越性，才使那动辄千百乘、大排面密集的车阵战，
在中华大地上叱咤风云地度过了十多个世纪之后，不得不相形见绌地退出历
史舞台。
中国古代战争车战的兴起可以追溯到殷代，经过殷周时期千余年的发展
演变，战国时期战车的种类、编制、装备、战术等方面已发生了深刻的变革。
然而，由于先前实物资料的缺乏，人们对于这一时期车战问题的研究只好徘
徊在故纸堆中，并有史学家推断：“战车自秦代已退出历史舞台，被骑兵所
替代。”秦俑二号坑大型车阵的发现，首次向我们展示了古代战车编制、装
备、战术方面丰富的实物资料。它使古代车战史的研究者和史学家，不得不
重新校正自己的观点和理论依据。战车庞大的阵容同样告诉了人们，秦代的
战车特别是像坑中这一类型的轻车，并没有因战争的发展和战术的变化而衰
退，相反这种轻型战车呈现出稳定发展的趋势，并渐已发展为一个独立的兵
种。它和骑兵、弩兵等精锐兵种处在同样的重要位置，在战场上发挥着其它
兵种无法替代的作用，并在战争的舞台上演出了一幕幕壮烈的干戈撞击、人
仰马翻的活剧。
随着历史的演进、社会经济形态的变革和战争规模的扩大与空前的惨
烈，战车本身也一次次受到时局的冲击，以至最后彻底改变了自己的命运和
地位。这种因冲击而引起的大变革，主要归于两次大的战争：第一次是公元
前707 年，在周、郑濡葛之战中，郑国子元为“鱼丽之阵”。其法是“先编
后伍，伍承弥缝”。即把步卒配置在战车的两侧和后方，使车、步协同，发
挥各自作用，从而改变了过去那种战车同步卒一线配置的传统队形。这可以
说是中国车战历史上发生的第一次大的变革。随后的战争实践经验，使战争
指挥者越来越体会到“卒乘辑睦”关系的重要作用。几百年后的公元前541
年，晋国魏舒在对狄人的作战中“毁车以为行”，干脆把车兵的行军队形改
成步兵的战斗队形，这是中国历史上真正的一次步兵对车兵的革命。
正当庞大勇猛的步兵部队成为战场主力，而古老笨拙的战车甲士被轰下
战争舞台的时候，一支曾与步兵配合过作战的车兵却又从中诞生了，这就是
在脱离步兵之后也能够单独作战的战车部队，也就是在战国后期出现的轻车
兵。它一改过去那种车对车的冲刺战法，在多兵种的协同作战中，巧妙而艺
术地表现出了自己的制敌特点。这个特点首先表现在驰敌致师的战术之中。
当战争的双方在战场上列阵之后，先以勇力之士到阵前挑战，接下来才是双
方军队的大决战。春秋战国期间，当双方列阵之后，便捷轻锐的轻车则担任
了冲击敌阵的这一角色。《吴子?应变）谈到的“谷战之法”就是在两边高
山、中为狭地，突然遇到敌人的情况下，隐蔽的车辆在山中迅猛冲出攻入敌
阵，使敌军造成混乱和溃败。
当军事力量双方在战场上列阵时，先要派出轻车在军队的两翼担任警
戒，随之按阵法排列队伍，这也就是孙子所讲的“轻车先出居其侧者，陈也”。
据后来考古学家兼军事研究家王学理推断，孙子所说的“轻车先出居其侧”，
实际是后来被称为“角”的队形正处在形成过程中。一旦队伍布置妥当，轻
车便向敌阵两侧很快斜张，因而也就形成了夹击的态势。也正因为如此，军
事指挥者为应战对敌，才把“轻车先出居其侧”作为判断敌方是否列阵的一
个重要征兆。
由于战车的冲击力大，速度快，成为攻击敌人阵地的重要力量。但因受
到山地、谷地等狭险地形的限制，而不能发挥其战斗作用。若在平原广阔的
地带和选择最佳的出击时机，战车的威力才能得到有效的显示。当单纯的车
战被淘汰之后，在多兵种的运用上，作为一种战斗手段，战车仍然保留着它
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因为如此，著名军事家孙膑才指出：“因地之利，用八
阵之宜。? .易之多其车，险则多其骑，厄则多其弩。”就当时的战况而言，
在平坦地形上作战，一辆车可以抵挡住80 名步兵或者10 个骑兵。但在险阻
地带，它的威力只能发挥一半，甚至连一半也难以发挥。
从历史上著名的“避实捣虚”、“围魏救赵”的桂陵之战中可以看到，
田忌、孙膑派轻车奔驰大梁，创造了战车突袭的有名战例。这个战例在告诉
人们田、孙二人杰出的军事指挥才能外，还宣告了一个轻车驰援，可以千里
而赴的事实。这个事实告诉军事家的是，轻车可以突然袭击敌人之不备或出
没不定地骚扰敌人，并起到转移对方目标、动摇军心的作用。当两军激战时，
面对敌人的进攻，弩射又遏制无效，处于劣势的一方就需赶快把战车联结起
来成为“车宫”，组成一个“当垒”的屏障。一旦屏障形成，指挥者就立即
命令隐蔽在车后的弓弩手从缝隙中射击来犯之敌。这样既减少了伤亡，又增
加了武器的有效杀伤力。当然，这种能够形成屏障的车多属笨重的“守车”，
但在战场双方局势变化多端的情况下，为了应急，轻车更能发挥灵活机动的
防御作用。
从秦俑坑出土的战车可以看出，战车的种数，无论是用作指挥、轻锐致
师、补阙、随同战骑等等，都只是形制上的区别，仅因用途和装备的不同定
名而已，并没有改变作为战斗用车的这一根本性质。可以说，此时的战车已
非昔日殷周时代的模式，它是轻车兵正处于成熟阶段的显示，它标志着在旧
的车战方式衰落之际，随着步兵与骑兵的兴起，一个轻车兵、步兵和锐骑等
多兵种配合的作战方式已经形成。而经过战国、西汉700 年的时间，轻车兵
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走到了自己的尽头，他们几乎在战场上完全消失，
而骑兵却驰骋疆场，意气风发，迎来了它的黄金时代。
骑兵的崛起
当战车退出战争舞台后，代之而来的则是骑兵在战场上大规模的出现，
骑兵军阵的应用直到近代的二次世界大战才逐渐告退。中国古代骑兵何时登
上战争舞台？自然以公元前三世纪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为标志。但
通过考古资料可以发现，在殷代甲骨文中已经出现了记载骑兵作战的事例，
可惜那时的骑兵并不普遍，局限于西北地区的游牧民族，况且战争的规模比
之战国时期要小得多，不足以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战争。因为在战国之前一千
多年的时间里，毕竟是战车统治疆场的时代，况且随后它又陪伴车兵同步地
度过了一百多个春秋。应该说，骑士同战马的最早结合并进入战斗行列，就
标志着骑兵的诞生。而骑战在我国古代冷兵器时代的战争中，又以攻击力最
强、机动性最大而闻名于世。无论是战国时期的秦国，还是统一后的秦帝国，
都程度不同地处在中国古老的车兵与年轻的骑兵结伴的那段时间里。就作战
手段而言，纯粹的车阵已由车、步、骑的多兵种协同作战所代替，并且经历
着作战主力由车到步骑的消长过程。从秦始皇陵兵马俑二号坑和稍晚些时候
出土的咸阳杨家洼汉墓的骑兵队列来看，秦汉时期无疑是中国早期骑兵走向
成熟的重要时期，这个时期骑兵由在战争舞台的配角地位，渐渐取代主角，
到西汉的武帝时代，战争舞台正式完成了由车、步到骑步的革命性的转变。
关于中国以及当时的秦国的骑兵最早出现于何时，史书中好象没有明确
的记载，也许正如恩格斯在《骑兵》一文中所指出的那样，“马匹用于乘骑
和军队编有骑马的部队，自然首先发生在那些自古以来就产马，而且气候和
青草适于马匹生长的国家。”
在中国的北部和西北部，是众所周知的广阔草原地带，这些地区的少数
民族因而也就有了乘骑的方便条件，并理所当然地最早建立起自己的骑兵进
行军事活动。像鬼方一支的狄族，南侵晋国的边境，竟于公元前730 年打到
了晋都的郊外。山戎和北狄也曾和齐、燕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663 年，山
戎侵燕，燕向齐告急，于是，齐桓公派军队伐山戎，并“擒狄王，败胡貉，
破屠河，而骑寇始服”。从这些历史的战例中，可见中国骑兵的出现，似乎
早在春秋初期就发生在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了。至于秦国的骑兵出现于何
时，在留传下来的《韩非子?十过》一书中，虽有秦穆公发“革车五百乘，
畴骑二千、步卒五万，辅重耳入之于晋，立为晋君”的记述。书中的畴骑二
字，应该是指骑兵。而秦穆公派兵送重耳入晋是公元前636 年发生的事，其
所派的畴骑已是同战车、步兵并列的一个完整的兵种。那么，可不可以说秦
骑兵产生的时间应早于秦穆公的那个时代？
这样说的理由是：秦人在入主关中之前，长期生活偏处在西北的秦地，
那里的沟谷有丰沛的清水茂草，大自然的神奇造化，为秦人先期的养马业提
供了优良的条件，并使秦人和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从《史记?秦本记》中
可以看到相关的记载：秦人的老祖先造父，曾“以善御幸于周穆王”，西巡
时得过良“驷”，并“一日千里”地驱车归周。试想，这样训练有素的宝马
良驹，不经过长期调养是难以选出的。
历史上最早的秦人同戎人长期杂处，都过着逐水草而群居的游牧生活。
随着内部关系的变化和矛盾的不断加剧，秦人同戎族的相互争斗也越演越
烈，以至终于导致了兵连祸结的仇杀。当勇猛凶悍的西戎人一举灭掉了居于
犬丘的秦大骆之族，并杀掉了受周宣王支持而讨伐西戎的大夫秦仲时，为了
对付擅长骑术的戎人，秦人不但加快了养马训马的步伐，而且也开始上马作
战。到秦穆公时代，骑马作战的传统已经确立，而正式组建一支畴骑队伍也
是很自然的事情了。雄才大略的秦穆公，也许正是仰仗着这支年轻的骑兵部
队，才取得了益国十二、开地千里、遂霸西戎的赫赫战绩。
从以上的事实中可以看出，早在西周中期，当中原国家的车士在殷殷战
车上称雄时，而僻处西方的秦人已能上马搏杀了。由此可以说，秦骑兵作为
一支具有作战能力的独立兵种，出现的时间不但早于中原诸国，而且也远在
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寇”之前。
尽管秦骑兵的出现时间开中国骑兵之先河，但似乎没有引起人们的广泛
注意，其原因大概是它过早地同车、步兵配合，而被掩没在车、步兵混合兵
种的大趋势中。与此相反的是，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就有些不同，它是
在车兵同步兵的撞击中产生的独立兵种，即是和车、步兵配合作战，也始终
保持着它独特的体系和发挥着独特的功能。所以，历史学家把中国骑兵正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