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敢说，扔下船的瓶子比他钓上来的鱼还多。”我评论道。
“可能吧，”酒吧招待员表示赞同，“他从来没把钓的鱼带回旅店。我估计，是船夫拿回自己家去了。”
“我真替他的妻子惋惜。”
酒吧招待一耸肩。“她才是那个有钱的。”他低声回答说，因为这时有两位客人进了酒吧，“我觉得斯托尔先生也不敢胡来。她耳朵听不见，有时候倒方便了。不过她从来寸步不离左右。我看她这么做很对。每天都跟他去钓鱼。你们好，先生们，来点儿什么？”
他转身去招待几个新来的顾客，我也趁机逃了。我脑子里闪过那句俗话：世界之大，无奇不有。谢天谢地这不是我的世界，就我而言，斯托尔先生跟他耳聋的妻子尽可整天躺在太阳底下把自己晒得黝黑，每天晚上再摔几个啤酒瓶子。不管怎么样，我们不是邻居。就算62号房的前一位住客遭遇意外溺亡，但至少这房子为它目前的住户提供了隐秘的空间。
我沿着花园小径走回我的住所。这一夜天色晴朗，星光灿烂。空气中花香四溢，红土地上浓密的灌木花丛散发出清甜的气息。我站在阳台上，隔海眺望夜色笼罩的群山和小渔港上的灯火。我右侧其他小房子里灯光闪烁，给人一种愉快，甚或童话般的印象，好似一面巧妙勾画出的舞台背景。这的确是个奇妙的所在，我真该感谢那位推荐了它的旅行社代理。
我拉开遮门走进卧室，打开床边的台灯。房间像在迎接我的到来，显得十分舒适。这间房子对我来说再好不过了。我脱掉衣服，上床前想起我把一本书忘在了阳台上，现在正打算再看两眼。我打开遮门，把丢在躺椅上的书拿起来，临进屋前又朝空旷的海面望了一眼。童话般的灯火大多已经熄灭，但那座单独处在最远端的小屋阳台上依然亮着灯。那条船拴在栈桥上，上面亮着停泊灯。几秒钟后我看见我这边的礁石附近有什么东西在移动，那是潜泳用的一根水下呼吸管。我看见那细细的管子像根小潜望镜，在缓缓穿过平静、黑暗的海面。然后，它移到左侧，消失在视线之外。我拉上遮门，进了屋。
不知是为什么，看见这个移动的物体让人有些心慌意乱。它让我想起那个午夜游泳时不幸溺水的人，我的前住客。大概他也是在今天这样温和怡人的夜晚，灵机一动决定下海来一次水下探险，结果却丢了性命。此等不幸事故自然会让旅馆的客人吓得不敢晚上单独游泳。我拿定主意只在大白天游泳，而且——或许是我胆小吧——绝不去太深的地方。
我读了几页书，有了睡意，转身去关掉台灯，却笨手笨脚地把电话碰掉地上。我弯腰把它捡起来，幸好没有摔坏，但我看到电话上的小抽屉被摔开了。抽屉里放着一张纸条，或者说更像是张名片，上面写着查尔斯·戈登这个名字，还有一个布鲁姆斯伯里的地址。那么说，我的前住客的确姓戈登了？那女孩打扫房间时从未想到打开这个抽屉。我把名片翻过来，上面潦草地写着什么，是一行字：“不要在午夜以后。”接着是数字38，可能是想起来后又加上的。我把名片放回小抽屉，关了灯。旅途劳顿让我过于疲惫，但直到两点多钟我才最后睡着。我毫无缘由地夜不成寐，躺在那儿听着阳台下面海水冲刷礁石的声响。
我一连画了三天，除了早上游泳和去旅馆吃晚饭之外，寸步不离我的房子。没有人来打扰我。一位体贴的侍者给我送来早餐，我把面包卷省下来当午餐，小女孩为我收拾床铺，干些杂活，也从不碍我的事。在第三天下午画完我的印象主义的风景画时，我便认定它是迄今为止我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这张画可以在我计划的作品展上占据最显著的位置。满足之余，我觉得可以放松一下了，拿定主意第二天沿着海岸探索一番，再去发现一个激发灵感的美景。天气好极了，就像英国的六月一般温暖。待在这里最好的一点就是完全没有邻居干扰。其他住客全都守在自己的领地。而且，除了进餐厅时邻座间互相点点头以外，谁也不会跟别人拉关系套近乎。我每次都特别留意，在那个讨厌的斯托尔先生还没离开餐厅时去酒吧喝咖啡。
现在我了解到，停泊在最远端的那条船就是他的。他们每天很早就出海，所以我看不见他们离开，但总能看到他们接近傍晚时返航；他那宽阔厚实的身形很容易辨认，在接近栈桥时他还偶尔对掌船的人嘶喊几声。那个远在顶端的单独小屋也是他们租下的，我怀疑他是有意为之，为了把自己隐藏在左近邻居们的视听范围之外。那么，祝他好运吧，只要别把他那种无礼行为强加给我就行。
我觉得自己也需要活动活动，便决定下午到旅馆东边那块地方逛逛。一到那里，我就不禁再次庆幸自己逃离了这块拥挤的地方。微型高尔夫和网球场上热闹非凡，小小的海滩上遍布着四仰八叉躺卧的人，连一小块空地都找不见。不过很快，这嘈杂的世界就被我抛在了身后，而我已安全置身于花丛的屏障之外，却见这里已经是陆地的端点，栈桥就在近前。船没停在泊位，海湾那里也望不见它的踪影。
猛然间我心生好奇，想窥探一下那个讨厌的斯托尔先生的房子。我悄悄走上那条小径，觉得自己像个潜行的窃贼，抬头注视着紧闭的窗户。这房子跟其他同类，或者跟我的房子没什么不同，只是阳台一角堆着一堆暴露内情的酒瓶。讨厌的家伙……接着，又有什么东西吸引了我的注意。那是一双脚蹼，一根水下呼吸管。或许，他喝了一肚子酒，就胆敢下海，不在乎自己会葬身水底了？也许他吩咐自己雇来的当地船工下海抓螃蟹。我想起第一天夜里在岩石边见到的那根呼吸管，还有船上亮着的泊位灯。
我隐约听见小径上有人走来，怕被人看见我在偷窥，便转身离开，但离开之前我抬头看了看房号，是38号。当时这个数字没有引起我的特别注意，不过后来，在换衣服准备吃晚餐的时候，我拿起放在床头柜上的领带别针，一时兴起，拉开电话下面的小抽屉，拿出前任住客的那张名片。是的，我没猜错，上面潦草的数字就是38。当然，这也许纯属巧合，但是……“不要在午夜以后”这句话突然间有了某种意味。我来这儿的第一天晚上斯托尔警告我夜里不要下海。他是不是也警告了戈登？然后戈登把它记了下来，下面还写上了斯托尔的房号？这合情合理。但显然这个可怜的戈登没有在意这一忠告。而38号的住客显然也没把这当回事。
我换好衣服，并没把那张名片放回去，而是装进了我的钱夹。我心里惴惴不安，觉得自己有责任把它交给前台，或许能为不幸的前住客的死亡调查带来一丝曙光。晚餐时我一直想着这件事，但最后也没有拿定主意。问题在于，我可能会被牵扯进去，受到警察的讯问。而且就我所知这个案子已经结了。我突然站出来，拿出一张遗忘在抽屉中的或许毫无意义名片，这么做实在没什么用处。
碰巧餐厅里坐在我右侧的客人都已经走了，直接就能看见角落里斯托尔夫妇的桌子，用不着扭头。我可以看到他们，但他们注意不到我。我吃惊地发现他连一句话也不跟她说。两个人形成奇怪的对比。她直挺挺坐在那儿，一本正经，表情严峻，像外出野营的主日学校教师一样用叉子叉起食物送入口中。而他，脸晒得比以前更红，就像一根肿胀的香肠，侍者端来的大部分东西他只塞了一口便拨到一边，频频伸出他又短又粗、毛发丛生的手去抓斟满的酒杯。
我吃完晚餐，去酒吧喝我的咖啡。我来得很早，给自己找了个位子。酒吧招待员和我相互逗趣地客套了几句，接着说到了天气的话题，我把头朝餐厅那边点了一下。
“我发现我们的朋友斯托尔先生和他太太跟往常一样，又在海上待了一整天。”我说。
酒吧招待耸了耸肩。“日复一日，从无变化，”他回答说，“大多都是一个方向，去西面出海，进入海湾那儿。有时候那里风浪很大，但他们似乎并不在意。”
“真不知道她怎么受得了他。”我说，“我吃饭的时候观察过，他连一句话也不跟她说。我很好奇别的客人怎么看他。”
“他们都躲着他，先生。你自己也见识过了。他只要一开口，就满嘴粗话，跟旅店的工作人员也是如此。姑娘们都不敢进他的房子打扫，只等他走了才去干活。那里面的味道就别提了！”他做了个鬼脸，然后往前探了探身子，私密般地说，“姑娘们说他自己酿造啤酒。他在烟道里面点火，放一个罐子，装上发霉的谷子，简直就是喂猪的泔水！没错，他还喝得很过瘾呢。不仅在屋里喝，晚饭也喝，然后酒吧这儿再来点儿，他的肝脏得变成什么样啊！”
“哦，我知道了，”我说，“所以他大半夜还在阳台上亮着灯。喝泔水一直喝到下半夜。你知不知道，旅店里有谁经常潜水？”
酒吧招待有些吃惊。“就我所知，没有人玩这个。出了事以后就没人再潜水了。可怜的戈登喜欢深夜游泳，至少我们这么猜测。现在我想起来了，他是少数几个跟斯托尔说过话的人。有一天晚上他们两个在酒吧聊了很久。”
“真的吗？”
“但聊的不是游泳，也不是钓鱼。他们讨论的是古董。你知道，村子那边有个很不错的小博物馆，但现在关闭了，正在维修。戈登先生跟伦敦的大英博物馆有些联系。”
“真没想到，”我说，“斯托尔会对这个感兴趣。”
“哦，”酒吧招待说，“你当然会觉得惊奇了。斯托尔先生并不是傻瓜。去年他跟斯托尔太太驾车周游了所有名胜古迹，克诺索斯、马利亚等，还有其他不太知名的地方。今年就完全不同了，每天都坐船出去钓鱼。”
“那戈登先生呢，”我追问道，“他跟他们一块钓过鱼吗？”
“没有，先生，就我所知他没去过。他跟你一样，租了辆车，在这块地方到处转。他告诉过我，说他正在写一本书，有关克里特东部的考古发现，这些发现跟古希腊神话之间的关联。”
“神话？”
“是的，我明白他跟斯托尔先生谈的就是神话，不过我有些听不懂，这你可想而知。再说我也没听到几句，那天晚上酒吧里很忙。戈登先生是很绅士的那种人，跟你有点儿像，如果这么说你不介意的话，先生。他谈起这些话题兴致勃勃，都是关于那些古老的神。他们大概谈了一个多钟头。”
嗯……我想到了钱夹里的名片。我该不该把它交给前台的接待员呢？我跟酒吧招待说了句再见，回身穿过餐厅去大堂。斯托尔夫妇刚刚离开桌子，走在我的前面。我在后面转悠着，等着他们走远，奇怪他们今天为什么没去酒吧，直接去了大堂。我站在明信片架子旁边，给自己左右走动找个理由，正好也躲在他们的视线之外，看见斯托尔夫人从入口边走廊的衣钩上取下外套，她那可恶的丈夫去了衣帽间，接着这两个人走出前门，外面正对着停车场。他们想必要驾车兜兜风。斯托尔目前这种状态能驾车吗？
我犹豫着。前台的接待员正在接电话。现在不是交出这张名片的时候。出于一时冲动，我就像一个玩侦探游戏的小孩子，直接朝我自己的车走过去，等到斯托尔汽车的尾灯刚一消失——他开的是一辆梅赛德斯——我便发动汽车紧随其后。路只有一条，他往西面的村子和港口的灯火开去。到达小港口时，我不可避免地失去了目标，因为我本能地把车开向一个咖啡馆对面的码头区，以为他也会这样做。我把沃克斯沃根停好，往四下瞧了瞧。哪儿也没有梅赛德斯的踪影。只有跟我一样零星的游客和一些当地居民，在咖啡馆前面或是溜达，或是喝着什么饮料。
好吧，随它去吧，我要坐下来好好欣赏这里的景致，要一杯柠檬水。我在那儿大概坐了半个钟头，品味着所谓的“当地特色”，悠闲地观望着走过的人群。有一家家出来透口气的希腊人，漂亮而自信的女孩盯着年轻的小伙子，而小伙子们似乎全黏在一起，摆出一种隔离的姿态，边上的桌子坐着个留胡子的希腊正教牧师，不停地吸烟，跟两个垂垂老者玩一种骰子游戏。当然这里也少不了那帮来自我老家的嬉皮士，他们的头发比谁都长，身上最邋遢，也最吵闹。等他们在我后面的鹅卵石上蹲坐下来，扭开半导体收音机时，我也就该拍屁股走人了。
我付了那杯柠檬水的账，一路溜达到码头的顶端，再折返回来——那排成一线的渔船白天看上去一定丰富多彩，看来这地方值得一画——然后，我穿过马路，目光被内陆上的一片闪烁的水光所吸引，那儿似乎是一条边道的尽头。这恐怕就是旅游小册子上所说的“无底潭”，旅游旺季总是有游客在那儿照相留念。这水潭比我想象的大，完全算得上一个大湖。水面上布满了浮沫和杂物，白天有人从水潭另一端的跳台上跳水，我对这些蛮勇之人实在羡慕不起来。
这时我看到了那辆梅赛德斯。它停在一家灯光昏暗的咖啡馆对面，桌边那个肉峰凸起的身影就更不会认错了，他面前摆着几个啤酒瓶，他太太直挺挺坐在旁边。而让我惊讶同时更感到嫌恶的是，他并非孤杯独酌，显然是在跟一群喧闹的渔夫进行饭后狂饮。
空中充满喊叫和狂笑声。他们显然在拿他取乐，希腊人的谦恭有礼在杯盏间被忘得精光，里面有个年轻一点儿的拉开嗓门唱着歌，忽然间他伸出胳膊，将桌上的空瓶子一股脑儿扫到了人行道上，随后是一阵玻璃破碎的声音，以及他同伴的喝彩声。我盼着当地警察随时出现，把这帮人轰走，但没有任何人前来干涉。我不在乎斯托尔会不会出事——在监狱蹲上一夜或许能让他清醒清醒——只是他太太会跟着倒霉。不过，这些都跟我没关系。我正要转身往码头走，就看见他摇晃着站了起来，那帮渔夫给他鼓着掌，他拿起桌上剩下的一只酒瓶，举在头顶摇晃着。接着，他做了一个当前状态下令人惊讶的灵敏动作，像掷铁饼一样把酒瓶扔进了湖里。瓶子从离我仅仅几英尺的地方飞过，他看见我躲闪了一下。这太过分了。我冲着他走了过去，气得脸色发青。
“你这是在胡闹什么？”我大声喊道。
他在我面前站着，摇晃着身子。咖啡馆里的笑声停了，他的伙伴们一个个饶有兴致地看着热闹。我以为他会骂出一大堆脏话，但斯托尔的肿脸上挤出一个笑容，他探身向前拍了拍我的胳膊。
“你知不知道，”他说，“如果不是你在那儿挡着，我肯定能来一个高抛，把它扔在那个该死的水潭中间了。这帮家伙没一个能行的。里头连一个纯克里特种也没有。他们全都是倒霉的土耳其种。”
我想摆脱他，可他却黏着我不放，那股热情洋溢的劲头是酒鬼所常有的，就像他突然找到，或以为自己找到了一个毕生交往的朋友。
“你从旅店那儿来，是不是？”他打了个嗝，“别不承认，好哥们儿，我这双眼睛看人最准了。你是整天坐在门廊上画画的那个家伙。好吧，为此我佩服你。我自己也懂点儿艺术，说不定还会买你的画呢。”
他那友善的样子令人讨厌，那种施恩的劲头让人无法忍受。
“抱歉，”我态度生硬地说，“我的画不卖。”
“哎，别吹牛了，”他反驳道，“你们这些画家都一样。假装强硬，就等着人家给你们开高价。就说那个查理·戈登吧……”他收住话头，狡诈地看着我的脸，“等一等，你没见过查理·戈登，对吧？”
“没有。”我爱搭不理地说，“他是在我之前来的。”
“没错，没错，”他赞同道，“那可怜的家伙死了。在海湾那边淹死了，就在你房子下面的石头那儿。反正，他们是在那儿找到他的。”
在他肿胀的脸上，那双眯缝眼变成了一条缝，几乎合上了，但我知道他在观察我的反应。
“是的，”我说，“我也听说了。他并不是画家。”
“不是画家？”斯托尔把我的话重复了一遍，接着突然爆出一阵狂笑，“不，他是个鉴赏家，我觉得对我这种人来说，这全是该死的一回事。查理·戈登，鉴赏家。哼，到头来，这也没给他带来什么好处，是不是？”
“没有，”我说，“当然没有。”
他想让自己镇定下来，摸索出一包香烟、一只打火机，尽管脚底下还在晃晃悠悠。他给自己点上烟，然后把烟盒递给我。我摇摇头，告诉他我不吸烟。然后，大着胆子又加了一句：“我也不喝酒。”
“那好啊，”他吃惊地回答，“我也不喝。反正这地方卖给你的啤酒全是尿，果酒也是毒浆。”他扭头去看咖啡馆里的那帮人，然后偷偷对我使了个眼色，把我拉到靠水潭的墙边。
“我告诉过你，这些狗娘养的全都是土耳其人，他们就是。”他说，“喝酒、喝咖啡的土耳其人。他们五千年来一直没酿出过正经的玩意儿。那个时候他们还是会酿的。”
我记起酒吧招待跟我提起他在房子里酿泔水的事儿。“真是这样吗？”我问道。
他又挤挤眼睛，接着他睁大了他的眯缝眼，我发现这双眼睛本来是圆球一般，向外凸出的，现在已经褪色成了污浊的褐色，眼白上带着红斑。“你知道吗？那些学者全都弄错了。”他哑着嗓子低声说，“克里特人在山上喝的是啤酒，是用云杉和常春藤酿的，比果酒早多了。果酒是好几个世纪以后由该死的希腊人发现的。”
他让自己站稳，一只手扶着墙，另一只手抓着我的胳膊，然后弯下身子，朝水潭里呕吐起来，让我也恶心得差点儿没吐。
“这下好多了，”他说，“把毒都排出去了。本来就不该拿它毒害身体。我跟你说，我们这就回旅馆，你也跟着，到我们那所房子喝杯睡前酒。我喜欢上你了，不知名的先生，你的主意很正。不喝酒，不抽烟，你还画画。你做什么工作？”
我没办法挣脱出来，只得被他拖着走过马路。幸好咖啡馆里的那伙人散了，无疑他们挺失望，没看见我们两个打成一团。斯托尔太太已经钻进梅赛德斯轿车，坐在前面乘客的座位上。
“不用管她，”他说，“她聋得跟块石头一样，除非你对她大吼大叫。后面的地方很宽敞。”
“谢谢你，”我说，“我得去码头取我自己的车。”
“随便你，”他答道，“对了，我得问一句，画家先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是院士吗？”
我本该就此打住，但虚荣心让我把实话说了出来，傻傻地希望他会觉得我沉闷无趣，难以调教。
“我是个教师，”我说，“在一所男生预备学校教书。”
他一下子停下脚步，那张湿湿的嘴巴一咧，愉快地笑了起来。“哦，我的老天，”他叫了一声，“真滑稽，简直是太荒唐了。你是个该死的老师，是个伺候小娃娃的护士。你跟我们是一伙儿的，我的哥们儿，你是我们自己人。你还好意思说你从来没拿云杉和常春藤酿过酒！”
他语无伦次，发了疯一般，但这一番欢天喜地的爆发最终让他松开了我的胳膊，走在我前面，带头去找他的车。他的头摇来摇去，两腿支撑着他沉重的身躯，步子十分奇怪，一颠一拐，像一匹粗劣笨拙的马。
我看着他钻进汽车，坐到他妻子旁边，自己便快速走开，朝码头那边走去。但他以惊人的灵敏掉转车头，不等我走到街角便追了上来。他把头伸出车窗，一脸堆笑。
“到我们这儿来吧，教师先生，你想什么时候来都行。随时欢迎你来。毛德，你也邀请邀请，你没见这老兄害羞了吗？”
他吵架一般的吆喝声回荡在整条街上。路上散步的人直朝我们这里看。斯托尔夫人隔着她丈夫的肩膀，把她那张坚硬、冷淡的面孔转过来对着我。她看上去异常镇静，好像一切再正常不过，好像坐在醉驾的丈夫身边在一个外国村庄四处兜风是世界上最平常的消遣。
“晚上好，”她用不带任何感情的声音说，“很高兴见到你，教师先生。来我们这儿做客吧，不要在午夜以后。38号房。”
斯托尔挥了挥手，汽车便带着轰鸣声一路跑远了，到旅馆这几公里路上，我一直在后面跟着他，一边告诫自己绝对不能接受这份邀请，哪怕它跟我的性命有关，我也不去。
要说这次遭遇给我的度假带来了不良后果，让我讨厌这个地方，这并不是实话。或许说对了一半。我很生气，也很厌恶，但这只是对斯托尔他们两个。睡过一个好觉之后，我感觉神清气爽，起床迎接又一个美妙的白天，早上一切看起来也没那么差。我现在的问题只有一个，那就是回避斯托尔和他那同样呆头呆脑的妻子。他们一整天都驾船出海，所以这并不难办到。我早早去吃晚饭，可以在餐厅里避开他们。他们从不到外面溜达，因此不大可能在花园里迎面碰上。如果他们钓鱼返航时碰巧我在阳台上，他再把望远镜对着我，我就立刻转身进屋。不管怎么样，如果运气好，他可能忘记我的存在。或者，如果这一愿望落空，我们那天晚上的谈话也可能从他的记忆中消失。那段插曲令人不快，以某种不寻常的角度看，甚至令人惶恐不安。但我不会让它毁了以后几天的假期。
我到阳台吃早餐时，栈桥上的那条船已经开走，我想按计划带着画具沿着海岸踏勘一番。而且，一旦沉浸在我的嗜好之中，就能忘掉那些烦心事。我也不准备把可怜的戈登写下的那张名片交给旅店经理。现在我已经猜出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个死鬼没有弄清酒吧里的一席话会惹出什么麻烦，被斯托尔一知半解的神话知识和有关克里特岛的胡诌弄得神魂颠倒。而他，这个考古学者，以为再多聊一聊能带来进一步收获。他接受了造访38号房的邀请——名片上的字跟斯托尔太太说的那句话离奇般地相似，一直在我脑子里萦绕不去——但他为何选择游过去，而不是顺着石头小径稍稍绕点儿远走过去，说来的确是个谜。他是出于一时逞能吗？也许，可谁知道呢？到了斯托尔的房子里，这个倒霉的牺牲品就被劝着喝起了主人送上的“鬼酿”了，估计几杯下肚便意念全无，神志不清了，狂饮过后他再下水时，随后的事情也就在所难免。但愿他来不及感到惊慌，立刻就沉了底儿。斯托尔一直没有站出来说出实情，事情就是这样。当然，我的这番理论仅仅出于直觉，出于看似吻合的偶然片段，甚至带有偏见。现在我要将整桩事情从脑子里驱赶出去，把精力集中在眼前这一天。
或者更确切说，集中在后面这几天。我背向海港，沿海岸一路向西探索过去，结果远远出乎我的预料。我走上旅馆左侧的一条弯弯曲曲的路，爬了几公里后又从山上下来，到了与海面平齐的高度，右侧的地势一马平川，像是一大片延展开去的干涸沼泽，让太阳烘烤成了灰白色。耀眼的蓝色海水拍打着狭长地带的两侧，形成华丽鲜明的对比。车子开到近前，我看出那根本不是沼泽，而是盐滩，狭窄的堤道穿插其中。盐滩本身被围墙围住，上面贯穿着条条沟渠以便排出海水，留住海盐。间或还能看到几处风车的废墟，圆形的围墙好似城堡的塔楼。几百码开外高低不平的一块靠近大海的地方，有一座小教堂，我能看到屋顶上小小的十字架在阳光下闪闪发亮。接着，盐滩突然到了尽头，地势再次升高，就此形成远处那狭长的斯皮纳隆哈地峡。
我开着沃克斯沃根颠簸而行，下到一条通往盐滩的路径。这地方十分荒凉，从各个角度观察了一番之后，我决定这里就是我以后几天安营扎寨的地方。荒废的教堂处在前景，弃置的风车衬在后面，左侧是盐滩，右侧是一片在地峡岸边轻轻荡漾的蓝色海水。
我支起画架，把被压扁的毛毡帽往头上一扣，忘掉一切，只想着面前的一片景色。在盐滩的三天里——我连续几天重复着这一远征——是我整个假期最值得回忆的部分。全然独处，绝对安静。我连一个人也没见到。偶尔有一辆车远远从弯曲的岸边公路开过，然后消失。我中途休息时吃随身带着的三明治和柠檬汁。烈日当头时，便在废弃的风车旁小憩片刻。我在傍晚凉快的时候回到旅店，赶早去吃晚餐，然后回到我的房子里读几页书，直到上床睡觉。隐士祷告时所祈求的闲居生活怕也不过如此了。
第四天，尽管我已经从不同角度画完了两张画，却仍然不肯离开自己选择的这块领地，它俨然成了我的独享之地。我把画具装上车，徒步迈向地峡的缓坡，打算为次日作画找一个新地点。高地可能会增加一些优势。我费力爬上高坡，用帽子当扇子扇着，因为天气实在太热，但到达顶点后我惊奇地发现地峡原来很窄，只不过是又长又细的一条，我下面就是大海。不再是我身后那种平静冲刷着盐滩的海面，而是浪涛翻卷的外部海湾，北风劲吹，差点儿吹走我拿在手里的帽子。一位天才或许可以捕捉这变化莫测的阴影，在画布上用松石绿调和爱琴海蓝，暗红色打底，但我这个业余爱好者就力不从心了。再说，我甚至无法站直身子，画架画布也会立刻被风吹走。
我爬到下面的一片遮阴的金雀花丛，在那儿喘息片刻，眺望一下波涛翻滚的大海。就在这时，我看见了那艘船。它停泊在一个小水湾里，弯曲的陆地围着它，里面水面相对平静。这就是他们那条船，绝对不会弄错。他们雇的那个希腊船员正坐在船尾，船边系下一条鱼线，但他一副懒洋洋的样子，看来并不把垂钓当回事，我判断他是在打瞌睡。船上只有他一个人。我朝自己正下方岸边的沙嘴看去，看见那儿有一座粗石砌成的房子，多少有些倾颓，它依傍着岩壁，可能以前用作羊圈。房子入口边放着帆布背囊和野餐篮子，另外还有一件外衣。斯托尔夫妇可能早就离船上岸，尽管风浪中操纵小船靠近岸边十分危险，现在他们正躲在避风处偷闲。也许斯托尔甚至在酿造他的特制云杉常春藤混合酒，另外还得加点儿羊粪提味，斯皮纳隆哈地峡这块孤寂之地就是他的“酿造场”。
船上的那个家伙突然站了起来，一边缠绕着鱼线，一边移动到船尾，然后站在那儿看着水面。我看见水面以下有个什么东西，接着那东西自己浮了上来，头盔、护目镜、橡皮潜水服、水下呼吸器等。那个希腊人弯腰帮着游泳者摘下头上的装具，挡住了我的视线，我的注意力也便移到了岸上那倾颓的隐蔽所。门口那儿立着什么东西。我说“东西”是因为，出于光线的捉弄，一开始它就像一匹靠后腿站立的小马，腿上甚至后臀都长满毛发，接着我发现这正是斯托尔本人，他赤身裸体，胳膊和前胸也像别处一样，全都毛茸茸的。证明这是他本人才有的那张猩红色的肿脸，以及那对茶碟一般竖在秃头两侧的耳朵。我这辈子从未见过如此恶心的场面。他走到阳光下，朝小船望去。接着，好像对自己和周围的一切都很得意，他昂首向前，在隐蔽所前面的沙嘴上来回踱着步子，那种古怪的步态我早就在村子里见识过，不是醉汉那种一摇三晃，而是一种笨拙的小碎步，双手叉腰，胸口前倾，撅着屁股。
游泳者已经摘掉了护目镜和水下呼吸管，悠然自得地划着水游向岸边，脚上还穿着脚蹼——我能看见它们像一条鱼一样拍打着水面。接着，脚蹼被扔在沙地上，游泳者站了起来，尽管穿着橡胶泳装，我还是惊讶地发现这人是斯托尔太太。她脖子上挂着一个袋子之类的东西，脚踩沙地迎着她那高视阔步的丈夫走去，并从头顶摘下袋子交给他。我没听见他们有任何交谈，两个人并肩走进小屋，消失在里面。至于那个希腊人，他现在又回到船头，继续悠闲地钓起鱼来。
我躺在金雀花丛的庇荫下，等待着。我打算给他们二十分钟时间，也许半个钟头，然后我就回到盐滩，去我的汽车那儿。不过我并没等那么长时间，也就过了十分钟，就听到我下面的沙滩上传来一声喊叫，我透过花丛看去，见到两个人都站在沙嘴上，手上提着背囊、野餐篮子和脚蹼。那个希腊人已经开始发动引擎，马上拉起了船锚。然后他把船慢慢开到岸边，触到斯托尔夫妇脚下的一块礁石。两个人上了船，紧接着希腊人就掉转船头，出了小小的避风港，向港湾驶去。小船绕过尖岬，看不见了。
受一股强烈好奇心的驱使，我爬下悬崖到了下面的沙滩，径直朝那个破败的隐蔽所走去。正如我料，这里的确是羊群的避难之所；泥地上散发着臭气，羊粪到处都是。不过有个角落经过收拾，放着几块木板搭成一个架子的模样。架子下面难免又是一堆啤酒瓶子，但无从得知里面装过的是当地啤酒还是斯托尔的自酿毒酒。架子上放着七零八碎的陶器片，就像有人从垃圾场里挖出的一堆家居破烂。不过，那些东西上没有泥土，却粘着不少藤壶，有些还是湿漉漉的。猛然间，我想到这些就是考古学家所说的，来自海床的“陶瓷残片”。斯托尔太太一直在探寻，她探寻的是海底，她要找的是贝壳还是其他更有趣的东西，这我无从得知。这些碎片是被丢弃的，毫无用处，无论是她还是她丈夫都懒得把它们拿走。我判断不出这些东西的价值，又往周围看了一遭，没再发现什么特别之处，便转身离开这座废墟。
这一举动实在是个致命的错误。当我爬向悬崖时，耳边就听到引擎的突突声，那艘船又回来了。就它的位置判断，它是在沿岸地带巡游。三个脑袋齐齐转向我这边，船尾那个短粗的家伙自然又端起了他的望远镜。恐怕，他会毫不费力地认出这个刚刚离开废弃的庇护所、拼命攀上悬崖的人。
我头也不回继续往上爬，把帽子拉得很低，徒劳地指望这样能为我起点儿掩护作用。毕竟，我可能是任何一个碰巧在特殊时间路过这个特殊地点的游客。不过，我恐怕最终还是会被认出来的。我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回停在盐滩上的汽车，感到疲乏气喘，心里更憋着一股气。我真希望自己不曾去半岛那边探寻。斯托尔夫妇会认为我在盯他们的梢，而我也是这么做的。这一天的好心情全毁了。我决定就此罢手，立刻返回旅馆。可是，厄运这时又来捣乱，车刚开上那条从沼泽通往大道的小路，我就发现一只轮胎瘪了。等我换好了备用轮胎——我笨手笨脚，干不了这种技术活——四十分钟已经过去了。
终于到达旅店时，我看见斯托尔夫妇早已抢先到达，郁闷的心情自然无从改善。他们的船停泊在栈桥那儿，斯托尔本人坐在阳台上，正端着望远镜瞭望我的房子。我步履维艰地迈上台阶，就像在电视镜头前一样，很不自在。我走进屋子，关上遮门。我正洗澡的时候，电话响了。
“喂？”我接起电话，腰上围着毛巾，手也是湿的。再没有比这种时候来电话更让人难堪了。
“是你吗，孩子王先生？”
刺耳的嗓音夹杂着气喘声，一听就是他。但他听起来并没醉酒。
“是我，蒂莫西·格雷。”我冷淡地回答。
“管你是蒂莫西还是蒂莫东，对我来说全一个样。”他说。他的声调令人讨厌，充满敌意，“你今天下午去斯皮纳隆哈了，对吗？”
“我在半岛上散步来着，”我告诉他，“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
“哼，去你的吧，”他回答，“你骗不了我。你跟那个家伙一样。你们不过是该死的密探。得了，我还是告诉你吧。那艘沉船几百年前就让人剔干净了。”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我说，“什么沉船？”
一阵短暂的停顿。他小声嘀咕了一句，我弄不清他是自言自语，还是跟他妻子说的。不过他再开口时，语气变得缓和了，那种虚假的友善劲儿又回来了。
“好吧……好吧，孩子王，”他说，“我们不要再争下去了。这么说吧，你我利益共享。不管你是教师，还是大学教授、学院讲师，骨子里我们都一样，表面上有时候也没什么区别。”他的低声窃笑令人十分反感，“别慌，我不会出卖你。”他接着说，“我有点儿喜欢你了，那天晚上我就跟你说过。你想给你那该死的学校博物馆搞点儿东西，对不对？再给那些漂亮小男生和你的同事显摆，对吧？好吧。我赞成。我正好有合适的东西。你晚上过来吧，我把它当作礼物送给你。我不要你该死的钱……”他收住话头，又嘿嘿笑了起来，一定是斯托尔太太说了什么，因为他又补充了一句，“对了，对了。我们举办一个舒舒服服的小宴会，只有我们三个。我太太也相当喜欢你。”
腰上围着的毛巾掉在地上，让我一下子全身赤裸。我不由得感到自己十分脆弱。那种屈尊俯就的谄媚腔调惹恼了我。
“斯托尔先生，”我说，“我不是为学校、学院或者博物馆征收藏品的，我对古董不感兴趣。我是来这儿度假画画的，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实话说，我无意造访你或者旅馆里的任何住客。祝你晚安。”
我摔上听筒，转身回到浴室。这真是厚颜无耻，实在是个令人作呕的家伙。问题是，他会就此停止骚扰我，还是拿望远镜一直对着我的阳台，直到看见我去旅馆那边吃晚餐，然后尾随着我，身后带着他妻子一道进餐厅？他当真不敢当着侍者和其他客人的面继续谈论这个话题？如果我猜中了他的意图，他是想用某种礼物把我蒙混过去，封住我的口。整天地出海钓鱼只是他水底探险的一个掩护——他拐弯抹角地提到了沉船——他希望找到，有可能已经找到了什么值钱的物件，准备偷运出克里特岛。毫无疑问，他去年已经干成了，而雇那个希腊船工可能花了大价钱，好保证他不说出去。
不过，今年这个季节计划被打乱了。我那62号房不幸的前住客查尔斯·戈登就是个古董行家，因而起了疑心。斯托尔的那句“你跟那个家伙一样。你们不过是该死的密探”很说明问题。要是戈登接受了邀请造访38号房，不是去喝他那伪造的啤酒，而是去查看斯托尔的藏品，然后斯托尔提出贿赂，让他缄口呢？如果他拒绝接受，威胁要揭露斯托尔呢？他真的是意外溺亡，还是斯托尔的妻子穿着那身胶皮泳装、戴着面罩和脚蹼，跟着他下水，然后，一到了水下……？
我天马行空胡乱想象，但没有任何证据。我只认准一点，那就是我绝不会去斯托尔的小屋。而且，如果他再来纠缠我，我就要把这一切告诉旅馆经理。
我换好了晚餐的衣服，然后把遮门打开一条缝，站在后面朝他的小屋看了看。天色已暗，他的阳台上亮着灯，但他没在那儿。我迈出屋，锁上遮门，穿过花园往旅馆走去。
我经过露台，正要穿过接待大厅时，就看见斯托尔跟他妻子两人坐在里面的椅子上。确切说，是守卫着进入休息室和餐厅的通道。如果我想吃饭就必得从他们面前经过。那好，我想，你们就在那儿守一晚上吧。我沿着露台返回，绕到旅馆后面的厨房那边的停车场，钻进沃尔斯沃根。我可以在村子里吃晚饭，管他什么额外的开销。我怒冲冲开着车，在离港口很远的地方找了一家黑黢黢的小餐馆。我本来指望吃上一顿三道菜的旅馆套餐——我在外面跑了一天，只在盐滩那儿吃了几口三明治，早已饥肠辘辘——眼下只能拿一份煎蛋卷、一个橙子和一杯咖啡对付自己，勉强充饥。
我返回旅馆的时候已经十点多钟。我泊好车，再次溜着厨房的边儿，偷偷走下花园小径返回住所，像个窃贼一样钻进遮门。斯托尔阳台的灯还亮着，按时间他这会儿肯定早已深陷杯盏。如果明天他再找任何麻烦，我就一定得去找旅馆经理。
我脱了衣服，躺在床上看书看到后半夜，感觉睡意袭来，便关了灯，穿过房间去把遮门打开，因为屋子里又热又闷。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远眺着海湾那边。小房子的灯都熄了，只有一个例外，当然就是斯托尔的房子。他阳台上的灯光在栈桥边的水面投下一道黄色的斑纹。海水泛着波浪，尽管四周无风。接着，我就看见了那东西。我是说，那根呼吸管。黄色的波光中这根小管子瞬间一闪便消失掉了，但我已经看清它是直接朝着我房子下面这堆礁石而来，我等待着。什么也没有，没有声音，水面上也再未出现波澜。或许她每天晚上都这么来一次。或许这是例行活动，当我躺在床上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她便踏着水波接近这片礁石。想到这些让人很不舒服。至少，每到午夜后都离开她那灌下了云杉常春藤毒酒后昏然沉睡的丈夫，她自己，他的水下搭档，穿着她黑色密封的胶皮游泳衣，戴着她的面具、她的脚蹼，去侦察62号房，这就够让人讨厌的了。尤其是今天晚上，在电话交谈、我又拒绝拜访他们之后，再加上我对前任住客的死亡又有了新的推断，那么，她在我的周围附近出现不仅不吉利，简直就是威胁恐吓。
突然，那根水下呼吸管穿过我右侧黑暗沉静的水面，出现在我阳台下的一丝微光中。现在它几乎就在我的脚底下了。我一阵惊慌，掉头逃回屋里，飞快关上遮门。我关掉阳台上的灯，紧贴着卧室和浴室之间的墙壁站着，凝神细听。轻柔的风透过窗板吹在身上。我等待某种声音，同时又害怕听到它。等了很久，我才听到阳台上传来一阵沙沙声，用手摸索的声音，还有重重的喘息声。我贴着墙边，从这儿什么也看不见，但那声音透过遮门传进来，我知道她就在那儿。我知道她正在抓门扣，紧身胶皮泳衣上在往下滴水，而就算我大喊一声“你要干什么？”她也听不到。水下不能戴助听器，聋子耳朵戴什么机械装置也没用。她晚上干的事情全凭视觉，凭触觉。
她开始嘎吱吱摇晃遮门。我不予理会。她又摇了几下。她找到了门铃，刺耳的铃声好似牙医的钻头刺入神经，贯穿头顶。她连着按了三次，然后就是一片沉寂。遮门不再发出响声，也不再听到呼吸的声音。她可能还蜷伏在阳台上，黑色的泳衣上滴着水，等着我沉不住气自己走出去。
我轻手轻脚离开墙边，坐在床上。阳台那边没有一丝声响。我大着胆子打开床头柜上的灯，希望再听到那嘎吱吱的声音，或者尖厉刺耳的铃声。但什么也没听到。我看了一眼手表，时间是十二点半。我弓身坐在床上，刚才还睡意沉沉的脑袋现在变得十分清醒，充满不祥的预感，对那光溜溜的黑色身影的恐惧分秒都在增加，内心的感知和理智似乎全开了小差，而一想到那胶皮泳衣裹着的是个女人，我的恐惧就更加强烈，更加荒谬。她到底要干什么？
我在床上坐了一个多钟头，直到自己恢复了理智。她肯定已经离开了。我从床边站起来，走到遮门那儿听了一下。外面毫无动静，只能听见海水拍打礁石的声音。我轻轻地打开门扣，透过遮门往外看。外面没人。我把遮门开大一点儿，走到阳台上。我朝海湾那边望去，看到38号房的阳台已经不再有灯光。我遮门下方的一摊水迹足以证明一小时前有人在这儿站过，台阶上湿湿的脚印朝向礁石，说明她沿原路返回。我缓缓舒了一口气。现在我可以踏踏实实睡觉了。
这时我才看见自己脚下有个东西，就放在遮门的底下。我弯腰把它捡起来。原来是一个用防水布包起来的小包裹。我把它拿进屋，坐在床上端详着。我一下子联想到了塑料炸弹，觉得自己愚蠢可笑，但经过水底这一程，应该能让它丧失爆炸威力吧？小包裹是用细绳十字交叉缝上的，分量很轻。我想起了一句古老的谚语：“当心希腊人的礼物。”不过斯托尔夫妇并不是希腊人，再说，无论他们从沉没的亚特兰蒂斯掠取过什么，炸药都不会是那消失大陆上的奇珍异宝。
我用指甲刀剪开细绳，一一抽出线头，打开防水布包。一层细孔网布把东西裹在里面，再打开它，那物件就呈现在我的掌心之中。那是一个小小的陶瓶，颜色微红，两端带耳，把握起来很方便。我以前在博物馆的展柜中见过这类东西，我记得，它的正确名称应该是角状杯。陶瓶的造型巧妙，恰似一张人脸，直立的耳朵恰似一对扇贝壳，突出的眼睛和圆滚滚的鼻子下是一张狞笑着的嘴巴。下垂的唇髭连接着一圈胡须，继而形成了基座。陶瓶的顶端，两耳之间有三个昂首挺胸的人形，脸型跟瓶体的模样相同，但跟人想象的地方到此为止，因为他们没手没脚，而是长着蹄子，毛茸茸的臀部后面是一根马尾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