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自然界中唯一一种会哭会笑的生物。
这点，米拉知道。她有所不知的是，人类的眼睛可以产生三种泪水。人体机能需要的泪水，可以持续不断地湿润和滋养眼球。反射性流泪，有异物入侵眼睛会主动分泌液体。还有动情落泪，这和痛苦有关。不同的泪水构成的化学成分不一样：最后一种含有大量的锰元素和荷尔蒙。
米拉不会因为痛苦流泪。
这是她无法承认的秘密。
她不会痛苦。移情是理解他人的必要条件，这样在人群中才不会觉得孤单。
她想到了父亲的死，当时他四十一岁。是她找到了父亲，那是一天下午，父亲躺在客厅的沙发上，没有了呼吸。他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至少在亲人们问她为什么没有马上报警的时候，她是这么说的，她站在那里，花了近一个小时看着他。事实是，米拉立马就明白她什么都做不了。她的惊讶并不针对这个悲惨事件。让她吃惊的是，她无法在情感上理解眼前发生的一切。她的父亲——她生命中最重要的人，教给她一切的人，她的人生导师——再也不存在了，永远也不存在了。但她的心没有破碎。
葬礼上，她哭了。不是因为最终那种难以抗拒的想法在她的灵魂里生出了绝望，而仅仅是因为这是一个女儿应该做的。那些咸咸的泪水是她憋了很久的结果。
“这是一种阻滞，”她对自己说，“只是阻滞，是压力。我真是个笨蛋。其他人也会这样。”她什么办法都尝试过了。她受着回忆的折磨，至少为了让自己感到有罪，但什么都没有。
她无法解释。于是她把自己关在无法穿越的安静之中，不允许任何人探寻她的灵魂，包括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在尝试过几次后，也顺从地不去干扰女儿单独的哀悼。
全世界的人都以为她被压垮了、摧毁了。米拉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不断地问自己，为什么她只想继续以前的生活，同时把那个男人埋在心底。
随着时间的流逝，事情依然没有改变。失去亲人的痛苦她从没有感受到，葬礼偶有发生：她的奶奶，一个同学，其他亲戚。在这些场合，米拉什么感觉都没有，除了想尽快结束这些死亡仪式。
她该跟谁说呢？他们会把她当做一个怪物，一个冷血的人，她不配做人类的一员。
家人的追悼会结束后，米拉觉得她能更轻松地模仿出她根本没有的痛苦了。她到了与人接触的年纪，特别是异性，但她出现了问题。“如果我无法对一个男孩移情，那我就无法和他开始恋情。”她反复这样对自己说。因为就在同时，她学会了这样定义她的问题。“移情”这个词——她学得很好——就是“在一个主体上反映出自身的情感，并与其融为一体”。
从那时起，她开始咨询精神分析师。一些人不知该如何回答她，另一些人则告诉她治疗的时间会很长、很辛苦。她要往深处挖掘，直到找出她的“情感根基”，并明白她的情感流是在哪里中断的。
所有人都持有同一个观点——她需要打通阻碍。
几年来，她一直接受心理治疗，却没有任何结果。她换过很多医生，还会继续无止境地寻找下去，直至有一个医生——最玩世不恭的那个，她不会十分感激他——清楚地告诉她：“痛苦并不存在。就像所有其他人类情感范畴一样，只是化学问题，爱只是内啡肽的问题。用一支硫喷妥钠的注射器，我就可以除去你所有的情感。我们只是有血有肉的机器。”
最终，她觉得有些宽慰。不是满足，但是宽慰！她什么都做不了。她的身体进入了“保护”模式，就像某些电器在过载时需要保护自身电路一样。那个医生还对她说，有一些人在他们存在的某段时间会有很多痛苦，太多，比人类整个一生能承受的还要多得多。这时，他们或者停止生命，或者选择习惯。
米拉不知道她的这种习惯是否属于幸运，但多亏了这种习惯，她才变成了现在这样。她是一个寻找失踪女孩的侦察者，为别人消除痛苦给予了她从未有过的感觉。于是，她的灾祸突然变成了她的天赋。
米拉向调查队和格兰撒了谎。事实上，她已经十分清楚地了解了连环杀手的形象，或者至少是他们行为的某一方面：虐待狂。
根据连环杀手的行为方式，几乎总能找到明显的虐待成分。受害者被当做“对象”，通过对他们施加暴行，欣赏他们的痛苦，他能获得个人优势。
连环杀手通过对受害者施以虐待，从中获得快感。
人们通常认为连环杀手无法和他人建立成熟而完整的关系，因此，他便从人退化成物。于是，暴力就成了他唯一能与外界建立关系的方式。
“因此，我不希望这发生在我身上。”米拉自言自语道。她和那些无法产生同情感的杀人犯有共同点，这让她作呕。
找到安奈可的尸体后，当她和罗莎一起离开提摩太神甫家时，她暗自许诺，那晚在那个女孩身上发生的事会让她铭记于心。于是，在那天末了，当其他人回到研究室总结并整理调查结果时，她离开了几个小时。
然后，正如其他几次那样，她去了一家药店，买了一些必需品——消毒剂、膏药、棉花、一卷无菌绷带、针头、缝合线以及刀片。
头脑里带着清晰的想法，她回到了汽车旅馆，那是她的老房间。她没有退房，她一直在付房钱，就是为了突发事件。她拉上窗帘。只打开两张床其中一张的床头灯。她坐了下来，倒出放在床垫上纸袋里的东西。
她脱下牛仔裤。
在手上洒了些消毒剂后，她小心地揉开。然后，她用另一种液体浸湿了一块吸水棉布，接着擦拭右腿内侧的皮肤。再上面一些，有一块已经愈合的伤口，这是在上一次过于笨拙的试验时留下的。这一次她不会惹麻烦了，她很棒。她用嘴咬开包裹在刀片上的纸，稳稳地把它夹在手指之间。她闭上眼，垂下手，数到三，然后摸了摸右腿内侧的皮肤。她感觉到刀刃陷入了肉中，在移动，然后划开一条热乎乎的口子。
生理的疼痛迸发出喧嚣的安静，沿着身体从伤口处不断向上，然后到达她头部的最顶端，把她从死亡的画面中解脱出来。
“这是为你划的，安奈可。”米拉在寂静中说。
然后，她终于哭了。
泪水中的微笑。
这是犯罪现场的象征画面，在光着身子躺在洗衣房里的第二个女孩身上有不可忽视的细节。
“他是想用泪水洗净躯体吗？”罗凯问。
格兰像往常一样，并不相信这种简单的解释。到那时为止，阿尔伯特的杀人方式都表现得非常细致，他不可能使用如此平庸的手法，毕竟他认为自己比所有之前的连环杀手都技高一筹。
研究室里，疲倦感已经触手可及。米拉在约晚上九点时从汽车旅馆回去了，她两眼充血，右腿略微有些一瘸一拐。她马上躺到客房里休息了一会儿，没拉开被子，连衣服也没脱。大约十一点时，格兰的声音吵醒了她，他在走廊里低声打电话。她一动也不动，让人觉得她在睡觉。事实上，她在听。她的直觉告诉她，电话的另一头不是他的妻子，而是一个管家，或者是保姆，他叫她“露娜女士”。他询问汤米——那时他叫他孩子——有没有吃饭，有没有做完作业，还有，有没有撒娇。露娜女士回答他时，格兰嘀咕了好几次。他们的谈话以这位犯罪学家保证明天回家为结尾，为了看汤米，至少是几个小时。
米拉蜷缩成一团，肩膀抵在门上，一动也不动。当格兰打完电话后，她觉得他在客房的门前停了下来，目光注视着她的方向。她能感受到身前的墙上映出了他的一部分影子。如果她翻过身会发生什么呢？他们的目光会在半明半暗的光线中交会。也许一开始的尴尬过去后会发生点别的什么，眼神间沉默的对话。米拉觉得这是必要的吗？为什么那个男人对她有一种奇怪的吸引力。她不知道这种吸引准确来说是什么。最后，她决定转身。格兰已经不在那儿了。
不久之后，她又入睡了。
“米拉……米拉……”
鲍里斯的声音像沙沙声一般，渗入到漆黑的树林和没有目的的道路。米拉睁开眼，看到他站在她的折叠床旁。为了叫醒她，他只是微笑着唤她的名字，并没有碰她。
“几点了？我睡了很久吗？”
“没有，才六点……我要出去，格兰想查访孤儿院里的一些老住客。我在想，你是不是愿意和我一起去……”
听到这个建议，她并不惊讶。而且，从鲍里斯尴尬的表情中，她明白这不是他的主意。
“好，我去。”
这个大男孩点了点头，感激她避免了他进一步的坚持。
约莫五分钟后，他们在大楼前的停车场里会合。汽车发动机已经启动了，鲍里斯靠在车上，嘴里叼着香烟，在驾驶室外等她。他穿了一件有内衬的皮大衣，几乎一直长到膝盖。米拉就穿了平常的那件皮大衣。收拾行李的时候，她没有想到天气会这么冷。大楼间胆怯的阳光，刚刚开始温暖街角的脏雪堆，但阳光不会持续太久，因为预计下午有暴风雪。
“你应该再多穿点儿，知道吗？”鲍里斯一边说，一边担心地瞄了一眼她的衣服，“每年这个时候都结冰了。”
车上又暖和又舒服。仪表盘上放着一个塑料杯和一个纸袋。
“热乎乎的羊角面包和咖啡吗？”
“都是给你的！”他回答说。他还记得她上次狼吞虎咽的吃相。
这是一种和解。米拉一言不发地接受了。她嘴里塞得满满的，问：“我们具体是要去哪儿？”
“我跟你说过了，我们要去见在孤儿院里住过的一些人。格兰相信放尸体的洗衣房里的一幕不仅仅是为我们而准备的节目。”
“也许能勾起过去的某些回忆。”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应该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事了。幸好那样的地方在二十八年前就不存在了，自从法律更改、孤儿院最终被废弃之后。”
鲍里斯的语气里有些伤感，他马上便坦白说：“我在类似的地方待过，知道吗？那时我十岁。我从没见过我父亲，母亲一个人没法把我抚养长大，于是，她把我寄养在那里一段时间。”
听到如此私人的表露，米拉不知该说些什么。鲍里斯感觉到了。
“你什么都不用说，别担心。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跟你说这些。”
“很抱歉，我不是一个很外向的人。很多人都觉得我很冷漠。”
“我不觉得。”
这时，鲍里斯看了看路。沥青马路上结着冰，交通有点儿堵。排气管的尾气滞留在半空中。人行道上的人们步伐匆匆。
“斯特恩找到了一打原孤儿院住客的踪迹，上帝总是很眷顾他。我们已经联系上了一半的人，其他人交给他和罗莎。”
“只有十二个吗？”
“就是那片区域里的。我并不是特别清楚格兰在想些什么，但他觉得我们能找到点儿什么……”
事实是没有别的办法了，有时候，需要什么都牵涉一点儿，以重新打开调查的思路。
那天早上，他们采访了四个原孤儿院里的孤儿。他们所有人都过了二十八岁，或多或少有着相同的犯罪历史——学校，少年教养院，监狱，缓刑，再是监狱，社会服务。有一个人依靠教会成功地洗清了所有罪过，他成了当地某个福音派团体里的牧师；另外两个人靠小点子为生；第四个四海为家。但当他们回忆起在孤儿院度过的时光时，米拉和鲍里斯都注意到了一种突如其来的不安。
“你看到他们的表情了吗？”米拉在见完第四个人后问鲍里斯，“你也觉得那个孤儿院里发生过什么糟糕的事？”
“那个地方不会和其他地方有什么两样，相信我。我觉得这与年纪有关。我们长大后可能会忘记一切，包括那些最糟糕的事。但当你在那个年纪时，记忆会深深地刻在你的血肉里，再也不会离开。”
每次当他们小心地讲述在洗衣房里发现尸体的经过时，受访者都只是摇摇头。这么隐晦的符号对他们来说，什么也表明不了。
大约中午的时候，米拉和鲍里斯坐在一张桌子前，急匆匆地消灭掉了金枪鱼三明治和两杯卡布奇诺咖啡。
天空阴沉沉的。气象报告说得没错，很快就要下雪了。
在暴风雪袭击他们、让他们无法返回之前，他们还有两个人要询问。他们决定从住得更远的那个开始。
“他叫费尔德海尔，住在三十多公里外。”
鲍里斯心情很好，米拉想利用这一点问他更多关于格兰的事。那个男人让她很是好奇。她觉得他的生活不可能很私人化，一位伴侣，一个儿子。特别是他的妻子，是个谜，尤其是米拉在前一晚听到他的电话交谈之后。那个女人在哪里？为什么她不在家照顾小汤米？为什么露娜女士代替了她？也许鲍里斯能回答这些问题。米拉不知道该如何引出这个话题，最后，她放弃了。
他们到达费尔德海尔家时，大约是下午两点。他们打过电话说过这次来访，电话语音告诉他们电话不在服务区。
“看来我们的朋友过得不太好。”鲍里斯评价说。
看到他住的地方，他们便肯定了这一点。房子——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位于一片堆放废弃物的空地中间，周围是汽车的残骸。一只红毛狗沙哑地叫了几声欢迎他们，它的毛色就像周围慢慢生锈的废铁一样。不久后，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出现在门口。尽管天气很冷，他只穿了一件脏兮兮的线衫和牛仔裤。
“是费尔德海尔先生吗？”
“是的……你们是谁？”
鲍里斯只是用一只手拿出证件：“我们能跟你谈谈吗？”
费尔德海尔看起来并不欢迎他们的来访，但还是示意让他们进去。
他的肚子很大，手指已经被尼古丁熏得泛黄了。家里的布置和他很像，脏而乱。他为他们端来了两个不成对的杯子，里面装着冷茶水。然后，他点了根烟，坐到吱嘎作响的椅子上，让他们俩坐在沙发上。
“你们今天来找我还真是巧，平时我都干活去了……”
“为什么今天没干呢？”米拉问。
男人看了看外面：“下雪了啊。这种天气没有人会找瓦工，我都好几天没活儿干了。”
米拉和鲍里斯手里拿着茶，谁都没喝。费尔德海尔似乎并不生气。
“那你为什么不换个工作？”米拉问，只是为了装作感兴趣，试图和他建立起某种关系。
费尔德海尔喘了口气，“我当然试过！你们以为我没试过吗？结果很糟糕，和我的婚姻一样。那个婊子想要更好的生活，她每天都唠叨我一无是处。现在，她为了几个小钱在做服务员，和另外两个像她一样的笨蛋住在一起。我见过那个地方，知道吗？那是教堂管辖的地方，现在是教堂的一部分。那些人让她相信，像她这样一个一无所有的好人，在天堂里是会有一席之地的！但你们怎么想呢？”
米拉抱怨说她沿路至少看到了一打这样的新教堂。所有的教堂外都挂着大型的霓虹灯招牌，上面除了有会众的名字，还有别致的口号。
“你们来之前，我见过两个他们的人。他们来这儿鼓吹他们的信条！上个月，我前妻那个婊子派了两个人来让我改变信仰！”他笑了，露出两排蛀蚀的牙齿。
米拉想把话题从夫妻关系上转移开，于是她假装不经意地问：“你在做瓦工之前，还做什么工作呢，费尔德海尔先生？”
“你不会相信的……”男人笑了，扫了一眼周围的垃圾，“我在一家小洗衣房做过。”
两个警察忍住不朝对方看去，为的是不让费尔德海尔发觉他们对他刚刚说的话有多么感兴趣。鲍里斯的一只手滑到腰间，解开了手枪的皮套，这没有逃过米拉的眼睛。她突然想到，到了这个地方后，她发觉手机就不在服务区了。他们对面前的这个男人了解得并不多，他们是应该更加谨慎的。
“你坐过牢，是吗，费尔德海尔先生？”
“只是为了一点儿小事，一个诚实的人绝不会为了这点小事晚上睡不着觉。”
可以看出鲍里斯的大脑正在斟酌这个信息。同时，他一眨不眨地盯着费尔德海尔，为了让他感到不自在。
“那么，我能为你们做什么呢，警官？”费尔德海尔说着，毫不掩饰自己的厌烦。
“根据我们得到的消息，你的童年和大部分的青少年时期是在一个孤儿院里度过的。”鲍里斯小心翼翼地引出话题。
费尔德海尔怀疑地看着他，像其他人一样，他不觉得那两个警察大费周章地拜访他就是为了这个原因。“那是我人生中最棒的几年。”他恶狠狠地说。
鲍里斯向他解释了他们找到这里的原因。费尔德海尔似乎很高兴提前知道媒体未报道的新闻。
“我要是把这些消息告诉记者，我可是能获得一大笔钱的，知道吗？”这是他唯一的评论。
鲍里斯盯着他说：“你可以试试，但我会逮捕你。”
费尔德海尔脸上的笑容消失了。鲍里斯探出身子靠近了他。这是一种问询技巧，米拉也知道。对话者之间，除非有特别的情感或亲昵关系，一般都倾向于遵守一条无形的界线。但在这种情况下，讯问者接近受讯者就是为了入侵他的地盘，让他感到不自在。
“费尔德海尔先生，我相信你非常欢迎警察的到来，为他们端上最好是你撒过尿的茶水，然后高兴地欣赏着他们像白痴一样地端着茶杯却不敢喝的臭脸。”
费尔德海尔一言不发。米拉向鲍里斯看去，心想：谁知道这种情况下他的这一步走得对不对呢。他们明白得太早了。于是，警察平静地把手中的杯子放到小桌子上，一口也没尝，然后继续盯着男人。
“现在，我希望你能跟我们讲一些你在孤儿院的事……”
费尔德海尔低下眼，他的声音很小：“可以说我是生在那个地方的。我从没见过我的父母。我母亲生下我后，他们就把我带到了那里。我的名字是洛夫神甫取的，他说这是他一个熟人的名字，他很年轻的时候就战死沙场了。我在想为什么那个牧师会觉得这个给别人带来厄运的名字会给我带来好运！”
门外的狗开始叫了起来，费尔德海尔有些分神，于是责备它道：“安静点儿，科赫！”然后，他又继续对他的客人们说：“我以前养了很多狗。这是一个卸货的地方。我把它买下来的时候，他们跟我保证这里的土地可以开垦。但里面时不时地就会冒出一点儿什么——污水和各种令人讨厌的东西，特别是下雨的时候。狗喝了那些水，肚子就鼓了起来，几天后就发病了。现在只剩下科赫了，我觉得它也快离开我了。”
费尔德海尔说跑题了。他不想和他们一起回到那个或许是为他指明了命运的地方。死狗的故事其实是他在试着跟对话者谈判，让他们不要打扰他。但他们不会轻易放手。
米拉说话的时候，让语气尽量变得更有说服力：“我希望你能努力想想，费尔德海尔先生。”
“好，你说吧……”
“我想知道‘眼泪中的微笑’的画面会让你想到什么……”
“这是那些精神病学家做的事，不是吗？一种把想法联系起来的游戏？”
“是的。”米拉赞同地说。
费尔德海尔开始思考起来。他的动作很夸张，眼珠子朝天，一只手挠着头。他想让他们觉得他愿意合作，或者，也许他知道他们肯定不能因为“遗漏记忆”而判他有罪，他只是在捉弄他们。但过了一会儿，他说：“比利·穆尔。”
“是谁，你的同伴吗？”
“啊，那个小孩简直太与众不同了！他来的时候七岁。他总是快乐地微笑着。他马上就成了所有人的幸运星……当时他们已经快要关闭孤儿院了，只剩下我们十六个人。”
“那个庞大的孤儿院里就只有这么点儿人？”
“牧师们也走了。只有洛夫神甫一个人留了下来……我是那群孩子中年纪最大的一个，我当时大概十五岁……比利的故事悲惨极了，他的父母都是上吊自杀的。他找到了他们的尸体。他没有叫喊，也没有找人帮忙，而是自己站到椅子上，紧紧抓住他们，把他们从天花板上解了下来。”
“真是非常特别的经历。”
“对比利来说不是。他总是很快乐，他能适应最糟糕的事。对他来说，一切都是游戏。我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人。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那个地方就是监狱，但比利毫不在意。他浑身都散发着能量，我不知道该怎么说……他有两个固定的爱好：一双该死的溜冰鞋，他常穿着它在人烟稀少的走廊上滑来滑去；另一个是足球赛！但他不喜欢自己踢。他更喜欢坐在足球场边为我们做电视报道！‘比利·穆尔现在在墨西哥城的阿兹台克体育场报道世界杯决赛……’他生日的时候，我们凑钱给他买了台录音机。他喜欢极了，他可以整小时整小时地录音，然后再自己听！”
费尔德海尔口若悬河，谈话有些偏轨。米拉试图把它拉回到出发时的轨道：“你跟我们讲讲在孤儿院里最后几个月的生活吧……”
“就像我之前说过的，他们打算关掉孤儿院，我们这些孩子就只有两条出路：最终被收养或转到其他机构，类似某种家庭组织。但我们是次等的孤儿，没有人愿意收留我们。可比利就不一样了，要他的人都要排队了！所有人一见到他就特别喜欢他！”
“最后怎样呢？比利找到新家了吗？”
“比利死了，警官。”
他非常沮丧地说，就好像这个命运发生在他自己身上一样。也许有一些是这样，就好似那个孩子也代表了对其他同伴的某种救赎。他是一个最终可以完成救赎的人。
“怎么会这样？”鲍里斯问。
“脑膜炎只带走了比利。由于害怕传染，我们一瞬间就被遣散了……很幸运，不是吗？”他勉强笑了笑，“呃，就好像我们被提前释放了，那个破地方比预期早六个月就关了。”
当他们起身要走时，鲍里斯还问：“你后来见过那些同伴吗？”
“没有，几年前我遇到过洛夫神甫。”
“他现在退休了。”
“我还希望他翘辫子了呢。”
“为什么？”米拉一边问，一边想到了最糟糕的事，“他对你不好？”
“没有。但如果你在那种地方度过童年，你就会学会去憎恨你记得的一切，只因为你在那里生活过。”
这和鲍里斯的想法一模一样，他不情愿地点了点头。
费尔德海尔没有送他们到门口，而是坐到桌前，拿起鲍里斯没喝的那杯冷茶，把它放到唇边，一饮而尽。
然后，他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们，傲慢地说：“祝你们好运。”
一张陈旧的集体照——孤儿院关闭前生活在那里的最后一批孩子——在洛夫神甫曾经的办公室里被找到了。
在十六个孩子和年迈的牧师中，只有一个人冲着镜头笑了。
泪水中的笑容。
明亮的眼睛，蓬乱的头发，缺少一颗门牙，绿色球衣上有一块明显的油渍，就像荣誉奖牌一样。比利永远在那张照片和孤儿院教堂边的墓地里长眠了。他不是唯一一个被埋葬在这里的孩子，但他的坟墓是最漂亮的。墓前有一座石头天使，它张开着翅膀，摆出保护的姿态。
听完米拉和鲍里斯的叙述后，格兰让斯特恩找来所有关于比利死亡的资料。警察拿出一如既往的勤快劲儿，在比对这些文件时，他注意到了奇怪的巧合。
“像脑膜炎这样有潜在传染性的疾病，是必须通知医疗机构的。洛夫神甫通知的医生和后来发出死亡证明的医生是同一个人。两份文件的日期也相同。”
格兰试图寻找理由：“最近的医院在三十公里外。他很可能不愿意费这个力来检查病人。”
“他相信牧师的话。”鲍里斯补充说，“因为通常牧师不会撒谎……”
至此，格兰不再有疑问了：“我们要挖坟。”
雪开始小粒小粒地落下来，就像在为随后到来的雪片铺路。不久之后，天就要黑了。所以，他们要抓紧行动。
常找来的几个挖坟的人已经开始工作了，还有一台挖掘机，他们在已被冰冻得硬邦邦的土地上挖掘着。在等待中，没有人说话。
常穿上一件肩膀上带灯的背心，然后在石头天使的目光中爬进了那个洞。他面前的一个技工开始用喷灯熔化棺材上的锌焊接处，棺材盖开始移动。
“一个死了二十八年的孩子怎么会苏醒呢？”米拉问自己。也许，比利值得拥有一场简短的仪式或是祷告。但没有人愿意或有时间这么做。
常打开棺材的瞬间，他们眼前就出现了比利可怜的遗骸，他身上还穿着第一次圣餐时的礼服。优雅，戴着领带夹，穿着口袋裤。在棺材的一角，放着已经生锈的溜冰鞋和一台旧录音机。
米拉的脑海里又浮现出费尔德海尔的话：“他有两个固定爱好：一双该死的溜冰鞋，他常穿着它在人烟稀少的走廊上滑来滑去；另一个是足球赛！但他不喜欢自己踢。他更喜欢坐在足球场边为我们做现场报道！”
这是比利仅有的东西。
常开始缓慢地用手术刀切下一部分衣物组织，即便是在这么不方便的地方，他的动作也又快又准。他检查了尸体的保存状态，然后转身对其他队员说：“上面有多处骨折。我无法立即判断出这些伤是何时形成的……但我认为这个孩子一定不是死于脑膜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