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碰上了跳闸。”在罗莎问到一个礼拜前监控探头停工了三个小时的合理解释时，别墅区安保的总负责人这样说。他们推断阿尔伯特是在那个时候把女孩带到可巴石家里的。
“这样的事情还没让你们警惕起来？”
“没有很警惕……”
“明白了。”她没有再说什么，而是把目光落到了安保负责人制服的上尉军衔上。然而，制服上的假等级就像他的能力一样。那些应该负责保护居民安全的警卫其实就是一些穿着制服的傀儡。
鲍里斯受命去讯问那位牙医。
鲍里斯几乎从不试图将受讯者拖入自相矛盾之中，他知道压力常常催生出一些负面效果，受讯者就像是在法庭上遭到律师攻击一样。他也对那些威逼利诱或者趁着嫌疑人战战兢兢时尝试谈判等方式不感兴趣。
不，特派员鲍里斯只想得到嫌疑人完全的招供。
米拉准备走进研究室的厨房时，看到了他。这是场排练，鲍里斯在充当受讯者。鲍里斯要用谎言攻破可巴石的防备。
鲍里斯卷起衣袖，手里拿着一瓶水，来回走动着锻炼双腿。与可巴石不同，事实上，鲍里斯没有坐下，而是始终站立着。
这时，斯特恩迅速告诉了他一些新知道的关于嫌疑人的信息。
“牙医逃了一部分税。他有个黑账户，他把诊所的黑收入和他每个周末作为半专业选手参加高尔夫比赛获得的奖金都存进了这个账户……而可巴石夫人，则更喜欢另一种消遣方式：每周三下午，她会和一名著名的律师在市中心的一家酒店里见面。虽然无用，但可以补充的是，这个律师每周末都和她丈夫打高尔夫……”
这些信息对讯问会有突破性的作用。鲍里斯玩赏着它们，准备在适当的时机用它们一举摧毁牙医的心理防线。
讯问室很久之前就在研究室里准备好了，在客房旁边。房间很狭窄，很闷，没有窗户，唯一的入口鲍里斯在进去之后就会锁上。然后，他会像往常一样把钥匙放进兜里：一个简单的动作就能营造出强势的效果。
灯光很强烈，发出烦人的嗡嗡声。这种声音也是鲍里斯施压的一种工具。他自己则塞上了耳塞，以减轻这种效果。
一面假镜子把房间和另一个小房间分开了，两个房间有着独立的入口，队里的其他人可以观看审讯。受审者总是背对着镜子而不是正对着，这很重要。他要感觉到别人在观察自己，却无法改变那些无形的目光。
桌子和墙都被刷成了白色。单色能让他找不到可以集中精神用来思考回答的点。他的椅子有一条腿短一些，整个过程中会摇摇晃晃，这是用来扰乱他的。
米拉走进房间时，罗莎正在准备VSA（Voice Stress Analyzer，语音应力分析仪），这是一种能测量声音震动压力的装置。电脑能分析出可巴石话语中的微小变化，揭露他的谎言。
特派员鲍里斯使用的技术更重要——行为观察，他是这方面的专家。
可巴石在受到有礼貌的邀请后，被带到了讯问室提供线索，但毫无预先通知。负责把他从他家人居住的酒店带出来的警察，让他独自坐在汽车的后座上，车开了很长时间，才把他带到了研究室，为的就是增加他的疑虑和不确定感。
鉴于这只是一次信息会谈，可巴石没有要求律师在场。他害怕这种申请会暴露出他有罪的嫌疑。鲍里斯看准的正是这一点。
在房间里，牙医神态疲倦。米拉观察着他，见他穿着一条黄色的裤子，是夏天穿的。这很可能是他去热带旅游时带的一套高尔夫运动服的一部分，现在却成了他仅剩的可替换服装。上面是一件褐色羊绒衫，从脖子那儿隐约可见白色的POLO衫。
他们对他说，不久后会有人来问他几个问题。可巴石点了点头，双手交插放在胸前，作防卫状。
此时，鲍里斯正从镜子的另一端观察着他，让他等久一点儿可以更好地研究他。
可巴石注意到桌上有一个文件夹，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这是鲍里斯放在那儿的。牙医没有碰它，也没有看向镜子，他很清楚有人在观察他的一举一动。
事实上，文件夹是空的。
“很像牙医的等候室，不是吗？”罗莎一边讽刺地说，一边看着玻璃后面那个不幸的人。
然后，鲍里斯宣布：“好了，开始吧。”
不久后，他走进了讯问室。他跟可巴石打了个招呼，用钥匙锁上了门，然后为自己的迟到表示了歉意。他又一次声明，他即将问的问题只是需要得到澄清。然后，他拿起桌上的文件夹，打开了它，假装读着什么。
“可巴石博士，你四十三岁，是吗？”
“是的。”
“你是从何时开始做牙医的？”
“我是外科矫正医生。”他确切地说，“不管怎么样，我干这行已经十五年了。”
鲍里斯花了点儿时间检查那些看不见的纸。
“我能问你去年的收入是多少吗？”
男人嘀咕了几声。鲍里斯开始展现出了第一次攻击——收入暗示着税收。
人每次说谎时，都需要联想到能让它站得住脚的所有事实。谎言说得越多，游戏就会变得越复杂。这有点儿像马戏团里表演转盘子的杂技演员，每次增加一个圆盘，表演的难度就会增加一成，他就会顾此失彼。
正是这样，他才会变得更加脆弱，更容易暴露自己。
可巴石只要用到想象，鲍里斯就会立马知道。持续上升的不安会产生出异常的微小行为，比如弯背、搓手、按摩太阳穴或手腕。通常，这些还伴随着生理变化，比如出汗，音调变高和不受控制的眼睛转动。
像鲍里斯一样经过良好训练的专家都知道这些只是谎言的苗头，就像他们应该对待的那样。为了证明对方在说谎，需要迫使他承认自己的责任。
当鲍里斯认为可巴石对自己相当自信时，他进行了反击，在问题中提及了阿尔伯特和六个女孩失踪案。
两个小时之后，可巴石被一连串的棘手问题问得精疲力竭，他越来越表现出对抗的态度。鲍里斯给牙医限定了一个圈，令他处处感到掣肘，很难有反击的余地。现在，牙医只想着打电话叫来律师，他只想尽快摆脱困境。鉴于他的心理防线已经崩溃，为了重获自由，他什么话都说得出口。他甚至会承认自己是阿尔伯特。
然而，那不是事实。
当鲍里斯意识到这一点时，他走出了房间，借口出去给他倒一杯水，他走到格兰和其他人待着的镜子后面的小房间里。
“与他无关。”他说，“他一无所知。”
格兰点了点头。
罗莎刚回来不久，她带来了电脑和可巴石全家手机的分析结果，没有任何发现，甚至从有联系的亲朋好友那里也没有找到任何有趣的发现。
“那么就跟他家那幢房子有关了。”格兰总结道。
可巴石的住处曾发生过某些见不得光的事，就像孤儿院的案子一样。
这个理论很单薄。
“那个别墅是最后一个建在空地上的建筑，大约在三个月前完工，可巴石一家是第一批也是唯一的产权所有人。”斯特恩说。
但格兰没有在意：“那所房子里有秘密。”
斯特恩立马明白了，问：“我们从哪儿开始？”
格兰想了一会儿，然后命令道：“你们从花园挖起。”
首先由搜证犬领路，它们能嗅出埋藏很深的人类残体。然后是探地雷达，用来探测地底下，但绿屏幕上没有出现任何可疑信号。
米拉看着搜寻人员和他们所做的尝试，她还在等常通过和受害者父母的DNA比对，告诉她在可巴石家里找到的女孩的身份。
他们是在下午三点左右开始挖掘的。小型推土机推着花园里的泥土，毁坏了外边精妙的建筑，当初建造它们的时候应该花费了不少的人力和物力。现在一切都任由卡车推倒、堆叠起来。
柴油机引擎的声音搅乱了卡波-阿尔多的安静。好像这还不够，推土机产生的震动让可巴石的马莎拉蒂的报警器响个不停。
搜完花园后，搜索转移到了别墅内部。需要挖开客厅里厚重的大理石瓷砖。内墙要经过听诊，以寻找空洞处，然后用铁锹敲开。家具也惨遭噩运——拆卸和分解，然后只能扔掉。挖掘范围还要扩展到地基。
罗凯授权进行这次“屠宰”。警局不允许再一次的失败，不惜付出百万损失的代价。但可巴石家也不想再回到这里住了，因为这里剩下的只有不可补救的恐怖。他们以比买入时更低的价格卖掉了它。想到家中发生过的惨案，那美好的生活永远地一去不复返了。
大约在下午六点时，犯罪现场工作人员的紧张感已经显而易见了。
“有人能停掉那个该死的警报吗？”罗凯指着可巴石的马莎拉蒂吼道。
“我们找不到汽车遥控。”鲍里斯回答他。
“打电话给牙医，让他给你们！什么都要我教你们吗？”
压力非但没有把他们聚在一起，反而让他们相互对抗，让他们为无法找出阿尔伯特为他们设下的谜而感到沮丧。
“为什么女孩穿得像洋娃娃一样？”
疑问让格兰快疯了，米拉从没见过他这样。他在挑战中承担了某一种角色。也许是这位犯罪学家也没有意识到的一些东西不可补救地破坏了他清晰的逻辑思维能力。
米拉站在远处，不安地等待着。阿尔伯特的行为有什么意义？
他绑架了女孩，一个接一个，并且马上杀了她们，然后只让一个活着。为什么？他从杀戮中找不到快感，因为他把杀戮当作吸引注意力的工具。但不是让自己成为焦点，而是其他人。贝尔曼，一个恋童癖者；罗纳德·德米斯，一个同类。
多亏了阿尔伯特，他们俩都停止了犯罪。事实上，他服务了社会。他可以自相矛盾地说，他的恶是以善为目的的。
到底谁是阿尔伯特？
午夜时，可巴石汽车的警报仍在空响，无情地提醒着所有人，他们至今为止的努力都是白费的。
地底下没有任何发现。别墅被掏空了，墙里面也没有任何秘密。
当米拉坐在房前的人行道上，鲍里斯拿着手机走到了她旁边。
“我正在试图打电话，但没有信号……”
米拉也检查了一下她的手机，“也许正因为如此，常还没打电话告诉我DNA的检测结果。”
鲍里斯指了指自己。“呃，知道有钱人也缺点儿什么让人很欣慰，不是吗？”
他笑了，把手机放回兜里，坐到了她身边。米拉还没谢他送的大衣，她正好趁此机会向他表达谢意。
“没什么。”他回答说。
这时，他们注意到卡波-阿尔多的保安围到了别墅周围，形成了安全线。
“发生了什么事？”
“记者要来了。”鲍里斯对她说，“罗凯决定允许他们拍摄别墅。几分钟的电视新闻，尽可能地展现我们正在做的一切。”
她看了看那些严阵以待的保安。荒唐极了，他们穿着蓝橘两色的制服，摆着姿势以凸显肌肉，表情严肃，对讲机的耳机让他们显得十分专业。
阿尔伯特欺骗了你们，他在墙上挖了个洞，用简单的短路就把你们的监控探头弄故障了，蠢货！她心想。
“在不眠不休好几个小时后，罗凯会发火的……”
“他总能找到脱身的办法，不用担心。”
鲍里斯拿起香烟纸和烟袋，开始默默地卷烟。米拉很清楚地感觉到他想问她些什么，但不是以直接的方式。如果她沉默的话，就无法帮到他。
她决定帮他一把：“在罗凯赐予你们的二十四小时的自由时间里，你是怎么过的？”
鲍里斯回避了。“我睡了一会儿，想了想案子。这有时能让想法变得清晰……我知道昨晚你和格兰出去了。”
就是这个，你终于说了！米拉想错了，她以为鲍里斯是出于嫉妒。其实，他别有意图，他随后的话才让她明白过来。
“我想她受了很多罪。”
他说的是格兰的妻子。他用了一种非常痛苦的语气，让人觉得无论那对夫妻之间发生了什么，都让队员们都卷了进去。
“事实上，我一无所知。”她说，“他没跟我说。只是在晚上的最后时刻暗示了一下。”
“那么，也许你现在知道更好……”
在继续说下去之前，鲍里斯点燃了香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了烟雾。他在组织语言。
“格兰的妻子是一个很棒的女人，不仅漂亮，而且善良。我都数不清我们去他们家吃过多少次饭了。她是我们中的一员，就好像她也是队里的人。当我们手里有棘手的案子时，那些晚餐就是在我们与血和尸体打了一整天交道之后唯一的安慰。一种与生命和解的仪式，我不知道我说得清不清楚……”
“那后来发生了什么？”
“那发生在一年半前。没有任何预兆，没有任何暗示，她走了。”
“她离开了格兰？”
“不仅是格兰，还有汤米，他们唯一的儿子。那是一个很温柔的男孩，从那时起，他就和他父亲一起生活。”
“她为什么走了？”
“没有人知道。也许她有了别人，也许她厌倦了那种生活，谁知道……她没给他留下任何字条。她走出门，就离开了。就是这样。”
“连原因都不知道，我接受不了。”
“奇怪的是格兰从没有让我们去找她。”鲍里斯的声音变了，他在继续说之前看了看四周，确定格兰不在附近，“有些事格兰不知道，他也不该知道……”
米拉点了点头，告诉他自己是可以信任的。
“呃……几个月后，我和斯特恩追踪过她。她住在海边的一所房子里。我们没有直接去找她，而是让她在路上碰到我们，希望她能过来跟我们说说话。”
“那她……”
“看到我们时，她很惊讶。然后，她跟我们打了个招呼，低下头就走了。”
沉默，米拉无法打破。鲍里斯扔掉了烟蒂，并不理会其中一个保安的眼色，那个人马上捡起了烟蒂。
“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鲍里斯？”
“因为格兰是我的朋友。你也是，虽然时间不长。”
鲍里斯应该理解了她和格兰都还未注意到的一些东西，一些和他们有关的东西。他只是在试图保护他们两个。
“他妻子走后，格兰就过得很辛苦。他要坚持，尤其为了他的儿子。他对我们毫无改变，看起来还是老样子——精确、准时、有效率。他开始只是不注重穿着。这是不久前的事，我们没有在意。然后就发生了‘威尔森·皮克特’的案子……”
“那个歌手怎么样了？”
“是的，我们是这样叫他的。”很明显，鲍里斯已经后悔提到了，于是他只是加了句，“很糟糕。有很多错误，有人威胁要解散团队，解雇格兰。是罗凯保住了我们，保住了我们原有的职位。”
米拉正要问发生了什么，她确信鲍里斯最终会告诉她的。这时，可巴石的马莎拉蒂的警报又响了起来。
“该死的，这个声音快把人弄疯了！”
这时，米拉的目光不经意地扫到了那所房子，就在一瞬间，她回忆起了一系列吸引她注意力的画面：在保安的脸上出现了同样厌恶的表情，所有人都把手放到了对讲机的耳机上，就好像那是一种出人意料的不可忍受的干扰。
米拉又看了看马莎拉蒂，然后从兜里掏出手机，仍然没有信号。她脑海中突然闪过一个想法。“有个地方我们还没有找……”她对鲍里斯说。
“什么地方。”
米拉指了指上面：“空中。”
不到半个小时后，在夜晚的寒冷中，电子专家就已经开始探索这片区域了。他们每个人都戴着耳机，手里拿着一个指向上方的卫星天线。他们到处转悠——很缓慢很安静，就像幽灵一般——试图找到无线电信号或可疑频率，如果天空中隐藏着某些信息的话。
事实上，信息的确存在。
正是它干扰了可巴石那辆马莎拉蒂的警报器，屏蔽了手机信号。它潜入到保安的对讲机里，产生令人难以忍受的尖啸声。
当电子专家确定出它的位置时，他们说信号很微弱。
不久后，发射器转接到了接收器上。
他们围到一个装置的周围，去听黑暗在对他们说些什么。
没有话语，只有声音。
他们沉浸在时不时淹没、继而又重现的噪音之中。在那些既定的音符中，有一种和谐。很短，然后变长了。
“三点，三线，再是三点。”格兰翻译给在场的人听。这世界上最著名的无线电码的语言中，这些基本的声音有唯一的一个意思。
SOS。
“从哪里来的？”格兰问。
技术人员观察了一下信号分解后在显示屏上重组的光谱，然后抬眼指着路说：“从对面的房子那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