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有她的陪伴，我产生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幸福感。就像一扇神秘的大门被打开，凯西站在门口向我招手，带我跨过门槛，进入一个魔幻世界，温暖、光明、五彩缤纷，成千上万的兰花在这个世界盛开，蓝色、红色、黄色，恍若辉煌绚丽的彩纸。
我感到周身上下暖融融的，就像一只长期冬眠的乌龟爬到太阳底下，龟壳的边缘开始发软，接着眨眨眼睛醒了过来。唤醒我的是凯西——是她邀请我走进了生活。我用双手紧紧地抓住了它。
我记得自己当时就在想，原来如此，这就是爱情。
我意识到这毫无疑问就是爱情。我清楚地知道，自己从来未曾有过这样的经历。以前的浪漫邂逅时间短暂，没有让我满意的地方。那时我还是个学生。在鼓足勇气，喝了不少酒的情况下，才把我的第一次给了一个叫梅雷迪思的加拿大社会学学生。她戴着硬邦邦的钢丝牙套，接吻时弄得我嘴唇很不舒服。此后又出现了一系列不愉快的事情。我似乎从未找到自己渴求的那种特殊关系。我觉得自己的伤痛颇深，不可能与任何人建立密切的关系。可是现在，每当听见凯西那富有感染力的咯咯笑声，我就激动得热血沸腾。她的青春活力，无拘无束和欢快的性格，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我。我赞同她提出的每一项建议和每一个奇思妙想。我觉得自己已然判若两人。我喜欢现在这个脱胎换骨的人。正是由于凯西的鼓励，我才成为一个新的人，一个无畏的男人。我们一有时间就做爱。我沉浸在情欲之中，强烈地渴求她。我需要不断地亲近她，只恨自己不能离她更近一些。
那年12月，凯西搬进我在肯特郡的单间公寓。那是间阴暗潮湿的地下室，地上铺着厚厚的地毯，有窗户，但看不见风景。我们准备过圣诞节。这是我们第一次在一起过圣诞节，所以决心把它搞得像模像样的。我们在地铁站附近的商店买到一棵圣诞树，挂上了许多从市场上买来的装饰和彩灯。
那棵圣诞树的松针和松木的清香，那些燃烧的蜡烛，我至今记忆犹新。我记得凯西看着我，眼睛晶莹闪亮，就像圣诞树上的小灯。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
“你愿意嫁给我吗？”
凯西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什么？”
“我爱你，凯西。你愿意嫁给我吗？”
凯西笑起来，接着给了一个让我惊喜的回答：“愿意。”
第二天我们一起外出，她挑选了一枚戒指。这时，我才醒悟过来：我们订婚了。
奇怪的是，我首先想到的是我的父母。我想把凯西引见给他们。我想让他们看看我是多么幸福：我终于脱离了苦海；我获得了自由。于是我们就登上了去萨里的火车。事后回想起来，去萨里是个很糟糕的想法。从一开始就注定是场灾难。我父亲跟我打招呼时，带着教科书般的不善：“你的脸色很难看，西奥。你瘦得像个鬼，头发太短，就像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的。”
“多谢老爸。见到你我也很高兴。”
我母亲似乎比往常更低调、更安静，也显得更矮小，好像现场根本就没有她的存在。父亲显得有点霸道，极不友好，一直瞪着眼睛，脸上没有一丝笑容。他那双冷酷的黑眼睛一直盯着凯西。那顿午饭吃得很不舒服。看来他们不喜欢她，也没有特别对我们的结合表示高兴。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对此感到惊讶。
午饭刚吃完，父亲就一头钻进了书房，再也没有出来。母亲跟我们告别时，久久地抱着我，抱得很紧，似乎站都站不稳。我的内心痛苦极了。凯西和我离开那幢房子后，我的心并没有完全离开，我有所察觉，但将它甩在后头——留下来的是那个永远被困在那里的孩子。我的内心十分惆怅，感到无望，泪水盈眶。可是凯西像往常一样给了我一个惊喜。她双手搂住我，搂得很紧。“现在我明白了，”她轻轻地对着我的耳朵说，“我完全明白了。现在我更爱你了。”
她没有进一步解释，也没有这个必要。
4月，我们到离休斯敦广场不远的一家小结婚登记处登记结了婚。没有邀请父母，也没有上帝。由于凯西的坚持，也没有举行任何宗教仪式。不过在婚庆仪式上，我偷偷地做了个祈祷。我默默感谢上帝给了我这个出乎意料、不配得到的幸福。现在我看得很清楚，我知道上帝有更伟大的目标。我在儿童时期，感到孤苦伶仃，非常恐惧，可是上帝没有抛弃我——他像魔术师那样，一直把凯西藏着，等待时机一到，就把她给了我。
我们在一起的每时每刻，我都心怀敬畏与感恩之心。我意识到自己非常幸运，幸运得不可思议，竟然得到了这样的爱，真是千载难逢。其他人就没有我这么幸运。我的大多数病人就没有人爱。艾丽西亚·贝伦森就没有。
很难想象出还有哪两个女人比凯西或艾丽西亚更为迥然不同的。凯西使我想到的是光明、温暖、色彩和欢笑，而艾丽西亚使我想到的只是深渊、黑暗和悲伤。
当然还有沉默。
[1]塞壬（Siren）：希腊神话中的海妖，人面鸟身，以其优美的歌声诱惑航海者，使船只触礁。——译注（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第二部分 PAPT TWO
未得到表达的情感是永远不会消亡的。它们虽然被活埋，今后必将以更加丑陋的方式出现。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
1艾丽西亚·贝伦森的日记
7月16日
我从来没有想到我会如此渴望下雨。我们已经进入了热浪滚滚的第四个星期，这就像一次考验耐力的测试。每一天似乎都比前一天更热。这样的天气让人感到自己好像根本不是在英国，而是在外国——在希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
我写这本东西的时候，是在汉普特斯西斯公园。整座公园就像一片沙滩或是一片战场，热得通红的脸和半裸的身体随处可见，人们躺在毯子上、长凳上，或者四仰八叉地躺在草地上。我坐在一处树荫下乘凉。已经傍晚6点钟了，天开始渐渐凉下来。太阳即将下山，但依然是一片火红，把整个天空染成金黄色——这样的光线使公园显得与往日迥然不同——影子比以前黑，色彩比以前亮。草地似乎在燃烧，在我的脚下生出火苗。
我是脱掉鞋子，光着脚走过来的。这使我想起儿时在外面玩耍时的情景。那也是一个酷热的夏天——母亲就是那年夏天去世的——我和保罗在外面玩耍，骑着自行车穿过开满野雏菊的金色原野，到那些被遗弃的房子和据说有鬼怪出没的果园里去探秘。在我的记忆中，那一年夏天永远不曾离去。我记得妈妈和她穿的那些带黄色艳丽条纹的小内衣，非常轻薄，非常纤细——就像她本人一样。她瘦得像一只小鸟。她会打开收音机，把我拉起来，随着流行乐曲的节拍翩然起舞。我记得她身上洗发香波、香烟和妮维雅牌护手霜的香味，还隐隐约约夹杂着伏特加的酒味。她当时多大年纪？二十八岁？二十九岁？反正比我现在的年龄要小一些。
想到这点，我自己也觉得有些怪。
我走过来的时候，看见小路上有一只小鸟，躺在一棵大树根的边上。我觉得它肯定是从窝里掉下来的。我见它躺着一动不动，怀疑它的翅膀摔断了，于是用手指轻轻抚摸它的小脑袋。它没有任何反应。我轻轻地推了它一下，它翻了个身——只见它的腹部已经没有了，被吃空了，留下了一个爬满蛆虫的空壳。又肥又白、浑身溜光的蛆虫……翻滚着，蠕动着……我不由得一阵恶心——我觉得自己马上就要吐了。肮脏、恶心——如死一般。
我无法把这个景象从大脑中清除。
7月17日
为了逃避酷热，我躲进街边一家有空调的咖啡馆——艺术家咖啡馆。一进门，我就觉得好像进了冰柜，凉气逼人。我喜欢靠窗的那张桌子，经常坐在那里喝冰咖啡。有时候，我在那里看书、画素描，或者做一些笔记。多数情况下，我只是自由地放飞思想，尽情享受这里的凉爽。站在柜台后面的那个漂亮姑娘显得很无聊，忽而看看手机，忽而看看手表，还不时发出阵阵叹息。昨天下午，她的叹气显得特别长——我意识到她这是在等着我走人，这样她就可以打烊了。我很不情愿地离开了。
在这样的酷热中行走，无异于在泥淖中跋涉。我感到非常疲惫，非常艰难，也非常无奈。在这个国家，我们没有空调设备——加布里耶尔和我的家里也没有——谁有啊？可是没有空调，简直无法入睡。到了夜里，我们不盖床单，赤身裸体躺在那儿都浑身冒汗。尽管窗户开着，可是一丝风都没有，只有静止的热空气。
昨天我买了一台电风扇。我把它放在床头柜上，加布里耶尔立即开始抱怨。
“吵死了，让人没法儿睡觉。”
“反正也睡不着，”我说，“至少我们不会像洗桑拿那样躺在这里。”
他嘟囔了一声，可是竟然比我还先睡着。我躺在那里，静静地听着风扇转动的声音：我喜欢它发出的温和的嗡嗡声。我闭上眼睛，专心听它的声音，并逐渐进入梦乡。
在家里，我把电扇随身带着，随时插上就用。下午我就把它拿进花园那头的工作室去。吹吹电扇人要舒服些。但毕竟天太热，我静不下心来工作。我的进度落后太多了——但是实在太热，管不了那么多。
我确实有了一点突破——我终于明白那幅耶稣画像的问题所在。为什么不行呢？问题不在于它的构图——十字架上的耶稣——而在于它根本就不是耶稣画像。一看就不像耶稣——不管他的实际长相如何。因为这幅画上画的不是耶稣。
我画的是加布里耶尔。
我以前怎么就没有发现呢？真是不可思议。我也不知道怎么就把加布里耶尔画了上去，而且这绝非我的本意。可我所画的，就是他的脸、他的身体。真是愚蠢至极！我必须承认失败——按照这幅画的要求去画。
我现在知道了，每当我为一幅作品制订方案，或者说预先考虑如何创作的时候，这样的方案往往都行不通。它如同死胎一般，还没出生就失去了生气。但是如果我真的注意了，真的意识到了，有时候就会听见一个很小的声音，给我指明正确的方向。但是只要我听从它所说的，就像对待自己的信念一样，我就会达到一个意想不到的境界。这个境界超越了我原先的想法，充满生机、无比辉煌——其结果是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的，它具有自己的生命力。
我认为最可怕的莫过于向未知屈服。我想知道自己要往哪里走。这也是我总要画这么多草图的原因——想控制最后的结果——难怪我画什么都缺乏生机，因为我没有真正对眼前发生的事作出反应。我必须睁开眼睛，要了解真实的生活，而不是我想让它如何如何。现在我知道了，那是一张加布里耶尔的画像，我可以继续这样画下去。我也可以另辟蹊径。
我会让他给我摆造型。有很长时间没让他给我当模特了。我希望他能喜欢这个想法，不要认为这是亵渎神明什么的。
有时候他可能会有这种滑稽的想法。
7月18日
今天上午我下山去了一趟卡姆登市场。我多年不去那个地方了。上次还是和加布里耶尔一起去的。那天下午，我们去寻找他逝去的青春岁月。他十多岁时常去那里，和他的朋友们一玩一个通宵，跳舞，喝酒，谈天说地。他们一大早就到市场，看商贩们支起摊位，看他们与在卡姆登码头桥上卖草的拉斯塔法里商人做交易。我和加布里耶尔到了那里，那些商人早就没了影踪——这使他感到非常惊讶。“我都认不出来这地方了，”他说，“变成了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旅游陷阱。”
今天闲逛的时候我就在想，问题也许不是这个市场发生了多大变化，而是加布里耶尔发生了变化。这里还是十六七岁年轻人的圣乐园，他们横七竖八地躺在运河两岸，他们在拥抱阳光——男孩子个个袒胸露背，把短裤卷得高高的；姑娘们穿着比基尼或戴着胸罩。到处是光溜溜、黑黝黝、红通通的肌肤。到处都可以感受到性的力量——饥渴难耐、蠢蠢欲动。我突然觉得自己需要加布里耶尔——需要他的身体和强健的大腿，需要让它们压在我的腿上。我们每次做爱，我对他都会产生难以满足的渴望——渴望两人的结合——超越我、超越我们。这样的渴望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是神圣的东西。
突然，我看见身边的人行道上有个无家可归的人用眼睛盯着我。他的裤子用绳子系着，鞋子用胶带纸粘着。他的皮肤上是一道道的划痕，脸上有些疙疙瘩瘩的皮疹。我不由得一阵酸楚，突然觉得要吐。他身上散发出汗臭味和尿臊味。我当时以为他在跟我说话，但发现他只是在低声诅咒——“他妈的”这个“他妈的”那个。我从手袋里摸出几个零钱给了他。
接着我慢慢地、一步一步地沿小山坡朝家走去。这座小山坡似乎更陡了。在如此闷热的天气中，我走了半天也没到家。也不知怎么了，我一直在想着那个无家可归的人。除了怜悯之心，还有一种不可名状的感觉——一种恐惧感。我想他躺在母亲怀抱里的时候，他母亲会想过他最终会变成疯子，脏兮兮、臭烘烘地蜷缩在人行道上，嘴里脏话不断吗？
我想到了自己的母亲。她疯了吗？这就是她把我绑在那辆迷你小黄车的乘员座位上，朝那堵红色砖墙飞快撞去的原因？我很喜欢那辆车，喜欢那欢快的金丝雀黄色——就是我绘画工具箱里那种黄色。可是我现在痛恨这个颜色——每当使用它的时候，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想到死亡。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我觉得这对我来说将永远是个谜。我以前总认为这是自杀，现在我认为这是蓄意谋杀。因为我当时也在那辆车里，是不是？有时候我觉得自己是蓄意谋杀的受害者——她想杀的是我，不是她自己。不过这就是疯狂。她为什么要杀了我呢？
我朝小山上走去，两只眼里噙着泪水。这不是我在为我母亲——或我自己，或那个无家可归的男人——落泪。我是为我们所有的人落泪。痛苦无处不在，可我们却视而不见。其实我们都很害怕。我们相互之间害怕对方。我也害怕我自己——害怕我身上留下了我母亲的东西。她的疯狂是否留在了我的血液中？是不是？我将来会不会——
不。打住。打住——
我不写这个了。我不写了。
7月20日
昨晚我和加布里耶尔外出吃饭。平常我们都是周五晚上外出。他把这个夜晚称之为“约会之夜”，而且还带上一些傻乎乎的美国口音。
加布里耶尔往往对自己的情感轻描淡写，并拿他认为“多愁善感”的事开涮。他喜欢说他自己玩世不恭，不容易动感情。实际上他这个人非常浪漫——不是挂在嘴边上，而是发自内心里。事实胜于雄辩，是不是？他的所作所为使我觉得自己得到了真爱。
“你想上哪儿？”我问。
“让你猜三次。”
“奥古斯都？”我说。
“首发命中！”
奥古斯都是我们这里的意大利餐馆，就在路的那一头。它没什么特别的，却是我们经常光顾的地方，我们在那里度过了许多美好的夜晚。我们晚上8点左右到了那里。由于空调坏了，我们就在打开的窗户边上坐下。热空气中夹杂着水汽，连一丝风也没有。我们要了两杯冰镇干白葡萄酒。我喝到头晕乎乎的，于是我们大笑起来，其实也没有什么好笑的。我们在餐馆外一阵热吻，回到家就开始做爱。
谢天谢地，加布里耶尔不再说那台便携电扇的不是了，至少我们在床上时，他没有抱怨过。我把它放在我们前面，我们相互搂抱着躺在微风中。他抚摸着我的头发，亲吻着我。“我爱你。”他在我耳边悄声说。我什么都没说，也不需要说。他知道我的感受。
但我破坏了当时的气氛。我问他愿不愿意给我当模特。这个问题问得非常愚蠢，也问得不是时候。
“我想画你。”我说。
“还要画啊？你早就画过了嘛。”
“那是四年前啊。我想再画一次。”
“哦呵。”他显得毫无热情，“你的脑子里在想什么呀？”
我有些语塞——然后才说是为了那幅耶稣画像。他一骨碌坐起来，憋不住笑起来。
“哦，得了吧，艾丽西亚。”
“什么？”
“这方面我不懂，亲爱的，”他说，“但我觉得不行。”
“怎么不行？”
“你是怎么想的呀？把我画在十字架上？别人会怎么说啊？”
“你什么时候在乎过别人的议论？”
“我是不在乎，对大多数事情都不在乎，可是——我是说，他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我在你心目中的形象。”
我笑起来：“我并没有把你看成上帝之子，如果你说的是这个意思。这只不过是一个形象，是我在绘画时自然产生的。我并没有刻意去想它。”
“嗯，也许你应该好好想一想。”
“怎么啦？这又不是对你的评价，也不是对我们婚姻的评价。”
“那是什么呀？”
“这我怎么知道啊？”
加布里耶尔听见这个回答笑了起来。他眼珠一转，说：“见鬼。如果是这样，那就来吧。我们可以试一下。我想你知道自己在干什么。”
听这意思，他不太心甘情愿。不过我知道他相信我，也相信我的艺术才能——要不是为了他，我是怎么也不会当画家的。如果不是他的怂恿、鼓励和威胁，我绝对不会撑过毕业后死气沉沉的那几年，继续画画。当时我和让-费利克斯一起在墙上作画。在遇到加布里耶尔之前，我迷失了方向——迷失了自我。我并不怀念那些瘾君子聚会中遇到的朋友，他们充其量也就是我二十多岁时的朋友。我只会在夜间偶尔碰见他们——天一亮他们就消失了，就像吸血鬼逃避亮光那样。我遇到加布里耶尔后，这些朋友就淡出了我的生活，而且我此后再也没去关注过他们。我已经不需要他们了；有了加布里耶尔，我再也不需要其他任何人了。是加布里耶尔拯救了我——就像耶稣一样。也许这就是我那幅画的含义。从我们相识的那天起，他就是我的全部世界。无论他做了什么，无论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会爱他——不管他怎么惹我生气——不管他怎么邋遢或不爱卫生——不管他如何轻率，如何自私，我都会一如既往地爱他。
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
7月21日
今天，加布里耶尔来到画室，坐在这里给我当模特。
“我不会再像这样一坐好几天了，”他说，“我们先说好要多长时间。”
“要想画得好，肯定不止一次。”
“这是不是为了让我们能多些时间在一起的小花招？如果是，不如那就免了这段前戏，直接上床？”
我笑起来：“也许等画完之后吧。不过你得好好听话，别那么坐立不安。”
我让他站在电扇前。他的头发在微风中飘了起来。
“我应该摆什么姿势？”他说着摆了个造型。
“不要那样。自然点就好。”
“难道你不想让我做点痛苦的表情？”
“我不知道耶稣是不是很痛苦。在我心目中，他不是那个样子。不要做鬼脸——只要好好站在那儿就行。别动。”
“你说了算。”
站了大约二十分钟，他就说有点累，不摆那个造型了。
“那就坐下来，”我说，“不过不要说话。我正在画面部。”
我在绘画的时候，他一声不吭地坐在椅子上。我特别喜欢画他的脸。他的相貌非常英俊。强有力的下巴，高高的颧骨，线条优雅的鼻子。他坐在聚光灯下，就像一尊希腊雕像，某种英雄的雕像。
可是我总觉得有什么地方不对头。我说不出是哪儿——也许是我的追求太过分了。他那双眼睛的形状我怎么画都不像，眼睛的色调也拿不准。我对加布里耶尔的第一印象，就是他眼中的闪光——他每只眼睛的虹膜中似乎都有一颗闪亮的钻石。可不知什么原因，我怎么也画不出来。也许是我的技术还没有到家——也许他的心中还有我无法用绘画来表现的东西。我画出来的眼睛死气沉沉，毫无生气。我觉得自己开始气恼了。
“该死，”我说，“怎么也画不好。”
“到休息时间了？”
“是的，到休息时间了。”
“我们滚一会儿床单吗？”
这话惹得我笑起来：“好吧。”
加布里耶尔噌地跳起来，搂住我就亲。我们就在画室的地板上做爱。在整个过程中，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加布里耶尔的画像中那双毫无生气的眼睛。它们也紧盯着我，灼热的视线似乎要将我看穿。我不得不把目光移开。
可是我依然感觉到它们在看着我。
2
我去向迪奥梅德斯汇报与艾丽西亚见面的情况，发现他正在办公室里整理一堆堆的乐谱。
“嗯，”他头也没抬就问，“有什么进展？”
“没有，真的。”
他以怀疑的目光看了我一眼。我不禁有些犹豫：“如果要在她身上有所突破，就要让她能够进行思考，能够感受。”
“当然。你所考虑的是……？”
“如果一个人服用这么大剂量的药物，你就不可能与他产生什么交流。艾丽西亚就像被淹没在六英尺深的水中一样。”
迪奥梅德斯皱起眉头。“这话我可不敢说，”他说，“究竟给她用了多大剂量，我不知道——”
“我问过尤里。十六毫克利培酮。简直是给一匹马的用量。”
他扬起眉毛：“是啊，这个剂量肯定很大。大概是可以减少一些。你知道，克里斯蒂安是艾丽西亚治疗小组的组长。你应该当面跟他谈一谈。”
“我觉得这话还是你说比较好。”
“嗯，”他以怀疑的目光看着我，“你跟克里斯蒂安以前就认识，是吗？在布罗德穆尔？”
“只是一面之交。”
迪奥梅德斯没有立即作出反应。他伸手把放在办公桌上的一碟糖衣杏仁拿过来，并随手递了一粒给我。我摇了摇头。他放了一粒在自己的嘴里嚼起来，边嚼边看着我。
“告诉我，”他说，“你和克里斯蒂安之间没有什么过节吧？”
“这个问题很怪。你为什么这么问？”
“因为我察觉到你们之间有些嫌隙。”
“我没有。”
“可是他呢？”
“这你就要问他了。我对他没有什么意见。”
“嗯。也许我是瞎猜。可是我觉察到一些事情……多长个心眼儿吧。恶意刁难或相互竞争会影响工作的。你们两人要很好地合作，不要互相拆台。”
“我知道了。”
“呃，讨论病案的时候，要请克里斯蒂安。要让艾丽西亚产生情感，这是对的。可是你要记住，产生的情感越大，随之而来的风险也越大。”
“谁的风险？”
“当然是艾丽西亚的。”他摇动着手指对我说，“别忘了，我们刚收治她的时候，她有高度的自杀倾向。她进行过多次自杀。是药物使她稳定下来，让她活了下来。如果减少剂量，她很可能受自己情绪左右，没办法走出来。你准备好应付这种风险了吗？”
我认真地听迪奥梅德斯说的话，然后点了点头：“我认为我们需要冒这样的风险，教授，否则我们将永远无法了解她。”
迪奥梅德斯耸耸肩：“那我就要代表你跟克里斯蒂安谈一谈了。”
“谢谢你。”
“我们要看看他的反应。在治疗病人的问题上，精神科医生往往不会接受他人意见。当然，我可以管住他，但是我不想这样做。让我先跟他谈一谈。我会把他的意见转告给你。”
“你跟他谈的时候最好不要提到我。”
“我明白。”他脸上露出诡谲的微笑，“好的，不会的。”
迪奥梅德斯从办公桌抽屉里拿出一个小盒子，把盖子一抽，露出一排雪茄烟。他递了一支给我，我摇摇头。
“你不抽烟？”他似乎很吃惊，“我还觉得你看起来像个烟民呢。”
“不，不是的。只是偶尔抽支香烟——偶尔……我正在戒烟。”
“好哇，难能可贵。”他打开窗户，“你知道那个笑话吧，说抽烟的人不会成为好的心理治疗师？因为这意味着你自己的事情还是一团糟。”他笑起来，把一支烟叼在嘴上：“我觉得，在这个地方，我们都有点儿精神不正常。你知道他们曾经在办公室里贴过这样的标语：‘在这里工作，你不需要有精神病，但有助于得精神病’？”
迪奥梅德斯又哈哈笑起来。他点燃雪茄，抽了一口，再把烟气吐出来。我羡慕地看着他。
3
午饭后，我在走廊里散步，想找个出口，溜到外面去抽支烟——可是英迪拉在消防通道附近看见了我。她以为我迷了路。
“别担心，西奥，”她说着挽起我的手臂，“我用了几个月时间才把这儿的方向搞清楚。这儿像个出不去的迷宫。我到这里都十年了，现在还会偶尔迷路。”她笑起来，不由分说地把我带到楼上，去“金鱼缸”喝咖啡。
“我先把壶热上。讨厌的天气，是吧？我希望它下雪，结束这个鬼天气……雪象征着强大的创造力，你说是不是？它把一切都洗得干干净净。你注意到那些病人是怎么说的吗？多留点意。非常有意思的。”
接着，她把手伸进坤包，拿出一大块用薄膜包裹的蛋糕，这使我感到非常意外。她把它塞到我手里：“拿着。胡桃蛋糕。我昨天晚上做的，给你做的。”
“哦，谢谢你，我——”
“我知道这不是传统的做法——在治疗病人的时候，如果碰上难对付的，我就给他们一块糕点，能得到比较好的结果。”
我笑起来：“我相信你能。我是个难对付的病人吧？”
英迪拉笑着说：“当然不是，不过我发现这个办法用在一些不好说话的工作人员身上也蛮灵的——不过，你两者都不是。小恩小惠可以大大地调节气氛。我以前经常给食堂里做糕点，但斯特芬尼特别大惊小怪的，胡说什么外来食品不利于安全和健康。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把锉刀偷偷地带进来了。不过我还是偷偷地做一些糕点。面对专横跋扈的人，我就是要对着干。尝尝看。”
这不是在提出问题，而是在下达命令。我咬了一口。味道挺好，果仁味，有嚼头，还甜滋滋的。我嘴里塞满了蛋糕，所以只好用手捂着嘴说话。
“我觉得这肯定能够让你的病人状态更加良好。”
英迪拉哈哈大笑，看来很高兴。我意识到自己为什么喜欢她——她身上有一股母亲般的平静。我想起了我的心理治疗师鲁思。很难想象鲁思会生气或者发火。
英迪拉准备泡茶的时候，我四下环顾了这个房间。护士站往往是心理诊疗所的中枢，处于核心地位：它是工作人员来往出没的地方，也是进行日常病房管理的地方，至少所有实际决定都是在这里作出的。“金鱼缸”是护士们对它的昵称，因为它的墙壁是钢化玻璃的，里面的工作人员能够监视在娱乐室的病人。至少从理论上来说是这样。实际上，病人在玻璃墙外无休无止地散步，朝里面窥视，看着我们，所以我们才是受到长期监视的人。这里地方很小，椅子也不够，为数不多的几张往往被打字的护士占着。所以大部分时间，人就站在里面，或者很别扭地靠在办公桌上，所以即使里面没有多少人，都会让人觉得很挤。
“给你，小伙子。”英迪拉说着把一杯茶递给我。
“谢谢。”
这时候克里斯蒂安慢吞吞地走进来，冲我点了点头。他带进来一股浓烈的薄荷口香糖的气味。他总是喜欢吃这种口香糖。记得我们在布罗德穆尔共事的时候，他的烟瘾很大；这是我们两人少有的共同点之一。后来克里斯蒂安离开那里，结了婚，有了一个宝贝女儿。我真想知道他是个怎样的父亲。在我印象中，他不是个有激情的人。他朝我冷冷地笑了笑。
“像这样再次见到你，还真的很有意思，西奥。”
“这个世界太小了。”
“从心理健康的角度考虑，答案是——是。”克里斯蒂安的言下之意是，他也在一些更广阔的领域里活动。我想猜一猜可能是哪些领域。说实话，我能想到的只有健身房或橄榄球场的混战。
克里斯蒂安的眼睛盯着我看了一会儿。我忘了他有个习惯，说话喜欢停顿，而且往往要停很长时间，吊你的胃口，而他自己则在考虑如何应对。我感到恼火，就像当年在布罗德穆尔的时候一样。
“你来参加这个团队，来得实在不是时候，”他终于开了腔，“达摩克利斯剑就悬挂在格罗夫诊疗所的上方。”
“你觉得事情有这么糟糕吗？”
“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信托基金会早晚要让我们关门。所以你到这里来干什么？”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呃，一条船正在下沉的时候，连船里的老鼠都会设法逃生。它们是不会主动爬上船来的。”
我对克里斯蒂安这种不加掩饰的挑衅性语言暗暗感到吃惊。我只是耸了耸肩，决定不去吞这个饵。
“也许是的，”我说，“不过我不是老鼠。”
没等克里斯蒂安做出回答，一阵沉闷的敲击声把我们都吓了一跳。原来是伊丽芙站在玻璃墙的另一侧，用拳头拼命砸玻璃。她把脸贴在玻璃上，把鼻子压得扁扁的，压得脸都走了形，活像个怪物。
“我再也不吃他妈的这个了。我讨厌这个——这些他妈的药片，你们——”
克里斯蒂安打开玻璃墙上的小圆窗，对着外面说：“现在不是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伊丽芙。”
“我告诉你，我再也不吃这些了，它们让我他妈的恶心——”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这个。约一个时间来找我。请你走开。”
伊丽芙怒容满面，故意稍作滞留，然后才转身慢慢离开。在她鼻子压到的玻璃上留下一个隐约的圆形。
“真有个性。”我说。
“刺儿头。”克里斯蒂安嘟囔着说。
英迪拉点点头：“可怜的伊丽芙。”
“她是怎么进来的？”
“两条人命，”克里斯蒂安说，“杀了自己的母亲和妹妹。是趁她们睡觉的时候把她们闷死的。”
我朝玻璃墙外看去。伊丽芙走到其他病人那边。她比她们都高。其中有个人向她手里塞了一点钱，她随即把钱放进自己的口袋。
接着我注意到艾丽西亚在房间的另一头，独自一人坐在窗户旁边向外看。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克里斯蒂安顺着我的目光看去。
“顺便问一句，”他说，“我已经和迪奥梅德斯教授就艾丽西亚的问题交换了意见。我想看看减少利培酮用量之后，她会有什么反应。我已经把剂量减到了五毫克。”
“我知道了。”
“我琢磨着你也许想知道——因为听说你跟她有了一次治疗接触。”
“是的。”
“我们必须对她进行严密的监视，看她对这种变化有什么反应。顺便说一句，下一次如果你觉得我在给病人用药方面有什么问题，就直接来找我，不要再背着我偷偷摸摸地去找迪奥梅德斯。”他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一直看着我。我对他报以微笑。
“克里斯蒂安，我从来不会偷偷摸摸地去什么地方。我也没有什么问题要直接跟你谈。”
一阵尴尬的停顿。克里斯蒂安点点头，好像已经就什么事情做出了决定。
“你意识到艾丽西亚有边缘性人格障碍了吗？她是不会对治疗作出反应的。你是在浪费时间。”
“既然她不能说话，”我问道，“你怎么知道她有边缘性人格障碍？”
“是不愿意说话。”
“你认为她是假装的？”
“对，我就是这么想的。”
“如果她在假装，那怎么可能有边缘性人格障碍呢？”
克里斯蒂安有些恼火。他还没回答，英迪拉就开了口。
“恕我直言，我觉得用‘边缘性人格障碍’这种概括性太高的术语没有什么用处。它根本就没有说清问题的实质。”她用眼睛看着克里斯蒂安，“在这个问题上，克里斯蒂安和我经常意见相左。”
“你对艾丽西亚有什么看法？”我问她。
英迪拉经过一番沉思后说：“我发现她激起了我的母性。这是我的反移情，是她使我内心产生的，我觉得需要有人给她以关爱。”英迪拉对我笑了笑，“现在她有了那个人。她有了你。”
克里斯蒂安哈哈一笑，笑得令人讨厌：“真对不起，恕我无知。可是如果艾丽西亚就是不开口，治疗怎么在她身上发挥作用呢？”
“治疗不仅仅是交谈，”英迪拉说，“它提供一个安静的场所——一个包容的环境。大多数交流是非语言的，这一点我相信你也知道。”
克里斯蒂安眼珠一转，看着我。“祝你好运，伙计。”他说，“你会需要的。”
4
“你好，艾丽西亚。”我说。
从减少剂量到现在才几天，艾丽西亚的状况就出现了明显的变化。她的动作比以前流畅，眼睛也比以前明亮。蒙眬、呆滞的眼神消失了。她就像换了个人似的。
她在尤里的陪伴下来到门口，有些犹豫地站在那里。她目不转睛地看着我，好像第一次这么清楚地看见我。她试着记住我，在心里上下打量。我不知道她得出了怎样的结论。显然，她判断下一步是安全的，所以走了进来。我还没有开口，她就坐下了。
我点头示意让尤里离开。他谨慎地考虑了一下，然后打开门走出去。
我在艾丽西亚对面坐下。一阵沉寂，只有外面的雨点噼里啪啦地打在窗户上的声音。最后我先开口说话。
“你感觉怎么样？”我问。
没有回答。她两眼盯着我，像两盏灯，一眨不眨。
我欲言又止，决定抑止住自己的冲动，不着急用交谈的方式打破这种沉默。于是我坐在那里，没有说话，希望通过某种其他的方式进行交流，某种不依赖语言的天性：这样坐着对我们来说也挺好，我不会伤害到她，她可以信任我。如果我能成功地让艾丽西亚开口说话，就必须获得她的信任。这是需要时间的——不可能一蹴而就。它就像一道冰川，虽然移动异常缓慢，但一直在移动。
我们默默无声地相对而坐。我感到太阳穴处一跳一跳地痛。这是头疼的开始，是一个明显的预兆。我想到了鲁思，她经常说，“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心理治疗师，你必须接受病人的所有情感，但你自己不能有这样的情感——它们不是你的，它们并不属于你。”换句话说，我头上的跳痛并不是我的痛，它属于艾丽西亚。这种突如其来的痛苦——这种生不如死的感觉——也不属于我。这是她的，全是她的。我坐在那里，感觉着她的感觉，我的头像是遭到了连续重击，心里如刀绞般难受，似乎持续了几个小时。终于，五十分钟的治疗时间到了。我看了看表。
“我们必须结束了。”我说。
艾丽西亚低下头，看着自己的大腿。我先是一阵犹豫，接着就失去了控制，打破了沉默。我把声音放得很低，但是说出了心里话：“艾丽西亚，我想帮助你。我需要你相信这一点。实际上，我想帮助你看明白。”
听到这里，艾丽西亚抬起头，眼睛死死地看着我——直接把我看穿。
她那双眼睛似乎在大声嘶喊：“你帮不了我。看看你自己。你连自己都帮不了。你假装知道很多，很聪明，可是坐在这个位子上的不应当是我，而应当是你。变态。骗子。谎言。满口谎言……”
她盯着我看时，我才意识到，在整个治疗过程中，一直使我感到困惑的是什么。虽然这难以用语言来表达，但是心理治疗师很快就能根据对方的动作、语言和眼神——眼睛里的忧虑、恐惧和疯狂——识别病人精神上的痛苦。我感到困惑的是：不管她曾经做过什么，或者忍受了什么，经过这么多年的服药治疗，她那双蓝色的眼睛依然像夏季的天空，那样清澈透明。她没有疯。那她究竟是怎么了？她的眼神表达了什么？正确的词是什么呢？是——
我还没来得及继续往下想，艾丽西亚就伸出鹰爪似的双手，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整个人朝我扑来。我避闪不及。她一下子扑在我身上，使我失去平衡，我们一起摔在地板上。
我的后脑勺砰的一声撞在墙上。她抓住我的头不断往墙上撞，并开始狠狠地抓我、打我、掐我的脖子。我用尽全身的力气才把她从身上掀翻。
我从地板上爬到桌子边，伸手去抓那个报警器。我才够着它，艾丽西亚就扑了过来，伸手把报警器打飞在地上。
“艾丽西亚——”
她的手指掐住我的脖子，越掐越紧，掐得我透不过气来——我用手去摸报警器，可是没有摸着。她的手掐得更紧，我简直透不上气来。我又挣扎了一下，这才抓住了。我急忙按下按钮。
我随即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凄厉警报声。我听见门被打开的声音，仿佛来自很远的地方，还听见尤里在求援。他们强行把艾丽西亚从我身上拖开，她那双钳子般的手松开了——我大口喘着粗气。
四个护士才把她按住。她像一只困兽，身子不断扭动，两腿乱蹬乱踢，拼命进行挣扎。她看上去不像个人，而像只野兽，像个怪物。克里斯蒂安过来给她注射了镇静剂。她顿时失去知觉。
终于，一切都安静下来。
5
“会有点儿痛。”
“金鱼缸”里，尤里正为我处理被抓的伤口。他打开一瓶消炎药，把它涂抹在棉签上。一股药味使我回想起学校的病房，回想起在操场上打架留下的伤痕、磕破的膝盖和被抓伤的肘部。我记得曾受到舍监的关照，替我包扎伤口，赞扬我的勇敢，还给了我一块糖果，我心中燃起温暖、舒适的感觉。但是，消炎药刺激皮肤的疼痛感使我立刻回到了现实。我的疼痛不是这么容易止住的。我的脸上露出了苦相。
“我觉得她在用他妈的锤子砸我脑袋。”
“一块瘀青，蛮厉害的。明天就会鼓个包。最好随时关注。”尤里摇摇头，“我真不应该留你一个人和她在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