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真相中并没有美好与善意。
——安东尼·伯吉斯，英国作家
晚上七点。
我离开学校，再次驶向芳多纳医院。这次，我绕开前台，直奔心脏科的楼层。一出电梯，我遇见了一个身穿粉红色套装的护士，她叫住我说：
“您是安娜贝尔·德加莱的儿子吧！”
只见那姑娘皮肤黝黑，发辫闪着金光，笑容灿烂，在灰暗沉闷的医院里放射出令人愉悦的光芒，有点像演唱《温柔杀手》时的劳伦·希尔。
“我叫索菲娅，”她说，“我和您母亲很熟。她每次来医院时，都会跟我们说起您！”
“您肯定是把我和我哥哥热罗姆搞混了。他在无国界医生组织工作。”
我已经习惯了母亲对哥哥的赞不绝口，而且我认为热罗姆配得上那些溢美之词。总之，面对一个整天在战火硝烟弥漫或自然灾害横行的国度里救死扶伤的人，谁都不会操起家伙和他开战。
“不，不，她说的就是您。作家。她甚至还帮我弄到了您的签名。”
“不可能吧。”
可索菲娅却坚持说道：
“我那本书就在护士休息室里！您来看看吧，就在旁边。”
由于被激起了好奇心，我跟她来到了走廊尽头一间狭长的房间里。在那里，她递给我一本书，是我最新出版的小说《和你在一起的几天》。书的扉页上果然签了名。致索菲娅，希望这个故事给您带去快乐与思考。致意，托马斯·德加莱。只不过，那不是我的笔迹，是母亲写的！我的脑海里顿时出现了一个奇特的画面：为了回应我的读者，母亲正在模仿我的笔迹签名。
“我签了很多本吗？”
“十几本吧。我们医院里有很多人都在读您的书。”
这一行为让我倍感不安。看来是我错过了什么东西。
“我妈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来这儿接受治疗的？”
“应该是去年圣诞节。我第一次负责看护她时，正好赶上圣诞前夜值班。她是在半夜心脏病发的。”
我把这条信息记在了大脑的某个角落里。
“我是来找范妮·卜拉希米的。”
“卜拉希米医生刚走，”索菲娅回答说，“您是想和她聊聊您妈妈的情况吗？”
“不是，范妮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我们从小学开始就是同学了。”
索菲娅点了点头。
“是呀，卜拉希米医生把您妈妈托付给我时这么跟我说过。真遗憾，您如果早来一会儿就能碰见她了。”
“我必须得见到她，是很重要的事。您有她的电话吗？”
索菲娅犹豫了片刻，随后露出了一个歉意的微笑：
“我没有权利把她的电话给您，真的。但如果我是您的话，会去一趟比奥村……”
“为什么？”
“星期六晚上，她经常和塞内卡博士在拱廊广场吃饭。”
“蒂埃里·塞内卡？那个生物学家？”
“是的。”
我记得他：圣埃克苏佩里理科毕业班的学生，比我们大一届或两届。他在比奥村3000商务区开了一家医疗分析室，就在村脚下。我父母抽血和体检都是在那儿。
“所以，塞内卡是范妮的男朋友？”我问道。
“可以这么说吧。”她表示认可，但表情有些尴尬，可能是觉得自己话太多了。
“好的。谢谢您。”
就在我已经走到走廊尽头时，远处的索菲娅善意地问我：
“您的下一部小说什么时候出版呀？”
我假装没听见，冲进了电梯。一般来说，我很喜欢听到这个问题，因为那就好比读者在对我会意地眨眼睛。然而，就在电梯门关上的瞬间，我意识到，再也不会有下一部小说了。星期一，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就会被发现，我会被判入狱十五到二十年。我即将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还有那唯一一件让我觉得自己还活着的东西。为了赶走这些令人窒息的想法，我机械地翻看着手机。有父亲打来的一个未接电话（他从不给我打电话），还有波利娜·德拉图尔发来的一条短信（我不知道她是怎么弄到我的手机号的）：“对不起，刚才很抱歉。我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了。我有时会犯傻。PS：您早晚有一天会写一本关于雯卡的书，我已经想好了书名——《玫瑰的遭遇》。”
我重新回到车里，不过这回是打算去比奥村。一路上，我很难集中注意力，脑子里全是校报上的那张照片。头戴红棕色假发的范妮（她当年一直是金发）像极了雯卡，那种相像令人心惊。她们的相似之处不只是头发的颜色，还有身材、表情、举手投足。我想到了母亲常让戏剧俱乐部的学生做的即兴表演。那是一种生动的情景表演练习，年轻人非常喜欢。做练习的学生需要连续扮演好几个人物，被模仿的对象皆是在大街上、公交站前、博物馆里偶遇的人。他们把这个练习叫作变色龙游戏，范妮做起这个练习来简直是出类拔萃。
我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的推测：也许，范妮和雯卡调换了位置？也许，那个星期日早上，乘火车去巴黎的人是范妮？这听起来有些荒诞离奇，却也并非不可能。当年，各方调查搜集来的所有证词我一直都记得。学校保安、路政局的人、开往巴黎的高铁上的乘客，还有酒店的夜班工作人员，他们都是怎么说的？他们说自己看见了“一个年轻的棕红发女子”“一个漂亮的红发姑娘”“一个目光清亮、发色红棕的女孩”。这些描述非常模糊，完全可以和我的推测吻合。我追寻多年的线索，看来终于要找到了！雯卡可能还活着。一路上，我在脑海里反复脑补着这一剧情，好让自己相信它是真的：出于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原因，范妮为雯卡的逃离打掩护。所有人都在巴黎寻找雯卡，然而，她可能从没登上过那辆通往巴黎的列车。
伴着落日的最后一抹余晖，我来到了比奥村村口。公共停车场已经没有车位了。好多辆汽车打着双闪、排成两排，等待有车离开。我开着车，绕了村子两圈都没有找到车位，干脆放弃了在村里停车，沿着巴谢特路向贡布山谷驶去。我又向下行驶了八百米，终于在网球场前找到了一个车位。我赶紧停好车，开始全速爬坡往回走：这十几度的坡搞得人腿脚酸疼，气喘吁吁。就在快要到达坡顶时，我又接到了父亲的电话。
“托马斯，我很担心。你妈妈一直没回来。这不对劲啊。她就是出去买点东西嘛。”
“你给她打电话了吧？”
“打了，可她手机忘在家里了。我该怎么办啊？”
“我也不知道，爸爸。你觉得真有什么好担心的吗？”
父亲的反应让我很讶异，因为母亲经常四处出差游走。二〇〇一年前后，她供职于一个帮助非洲女孩就学的无政府组织，经常离家，父亲似乎从未对此介怀过。
“是的，”里夏尔答道，“今天家里有客人要来，她不能就这么把我晾在这儿啊！”
我真不敢相信他的话。他之所以抱怨，是因为妻子不在就没人做家务了！
“你如果真那么担心，就给周围的医院打电话问问吧。”
“好的。”他咕哝道。
挂断电话，我终于走到了步行区的入口。这座村庄比我记忆中的模样还要美。中世纪时，这里曾被圣殿骑士占领，虽然至今仍保留着些许当时的古迹，但几乎所有的建筑都是来自意大利北部的人建造的。此时，房屋的赭石和青铜色光辉温暖着铺石小路，让游人仿佛置身于萨沃纳或热那亚小城中。
主街两旁陈列着各式普罗旺斯产品（香皂、香水、橄榄木工艺品）的商铺，也有许多艺术工坊，展示着当地玻璃彩绘艺人、画家和雕塑家的作品。在一家葡萄酒酒吧的露台前，一个姑娘正抱着吉他，愉快地哼唱着小红莓乐队的保留曲目，虽然唱得不太好，但周围的人们还是伸出双手打着节拍，让夜晚在美好的氛围中拉开了序幕。
然而，关于比奥，我却有一段特殊的记忆。初一那年，我做了学生生涯中的第一次演讲，讲述了一则令我印象颇深的当地民间故事。十九世纪末，在没有任何缘由和前兆的情况下，村里的一座大房子突然倒塌了。事故发生在晚间，房子里的居民正在聚餐，欢庆家里的一个孩子初领圣体。仅仅几秒钟，这些不幸的人就变得粉身碎骨，被掩埋于废墟之中。事后，救援人员搜寻出了三十多具尸体。这场悲剧令人们久久难以忘怀，以至于一个多世纪过去了，伤痛仍在继续：至今没人敢在那片废墟上盖房子。由于始终处于空置状态，那里变成了人们口中的“灾难之地”。
来到拱廊广场后，眼前的景象令我震惊：它和二十五年前我离开时一模一样。狭长的广场一直延展到圣玛丽亚-玛德莱娜教堂，两侧是两条拱形长廊，廊下是两三层高的彩色小楼。
我很快就找到了蒂埃里·塞内卡。他坐在拱廊咖啡厅的一张餐桌旁，向我摆了摆手，好像他等的人不是范妮而是我。深棕色短发、端正的鼻子、精心修剪的山羊胡——塞内卡的变化不大。他的穿着很随性：帆布长裤、短袖衬衫，还有件搭在肩上的毛衣，仿佛刚从一艘游船的甲板上走下来似的。他让我不禁想起了仕品高[1]的某些老广告，还有我十几岁时共和国联盟候选人的竞选海报：为了打造轻松随和的形象，他们往往是这副装扮。然而，最终的结果往往有悖于最初的愿望。
“嘿，蒂埃里。”我沿着拱廊走向他。
“晚上好，托马斯。好久不见。”
“我是来找范妮的。她好像约了你吃晚饭。”
他示意我在他对面坐下。
“她应该马上就到了。她跟我说今天上午见到你了。”
天空已变成粉红色，在古老的石板上投下杏仁糖色的光。空气中弥漫着蔬菜蒜泥浓汤和精炖菜肴的香气。
“别担心，我不会耽误你们的约会。我只是想和她确认一件事情，两分钟就够了。”
“没问题。”
拱廊咖啡厅是个极具比奥风情的地方。毕加索、费尔南·莱热、夏加尔都曾是这里的常客。餐桌上铺着格子桌布，遍布整座广场。
“这儿的东西还是那么好吃吗？我以前常和父母过来。”
“那你肯定不会有什么陌生感。四十年了，这里的菜单从没变过。”
我们聊了会儿油煎菜椒、夹心西葫芦花、香草兔肉，还有美丽的室外拱梁。接下来是一阵沉默。为了打破这沉默，我继续说道：
“你的实验室怎么样？”
“别没话找话了，托马斯。”他的语气里带着攻击性。
和今天上午的皮亚内利一样，生物学家拿出一支电子烟，吐出焦糖奶油味的烟圈。我不禁心想，要是瞧见如今这些醉心于吸果味电子烟、用排毒养颜的菠菜奶昔取代苏格兰威士忌的家伙，弗朗西斯或者我父亲那类男人不知会做何感想。
“你知道灵魂伴侣吧？一种白痴的说法。”蒂埃里·塞内卡用挑衅的目光看着我说，“根据那种说法，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完美的另一半。只有那个人才能让我们不再孤独。”
我泰然答道：
“在《会饮篇》里，柏拉图称阿里斯托芬是自己的灵魂伴侣，我并不觉得这是什么白痴说法。我认为这很诗意，而且我喜欢这种象征性的说法。”
“是啊，我竟然忘了，你一直是学校里最浪漫的人。”他嘲讽地说。
由于搞不清他想表达什么，我并没有打断他。
“你知道，范妮也相信这种说法。十三四岁时这么想完全可以理解，但年近四十如果还这么想，就有问题了。”
“蒂埃里，你到底想跟我说什么？”
“有些人，永远活在过去的某个时间。对这些人来说，过去一直都过不去。”
我本以为他在描述我，然而，他想说的并不是我。
“你知道范妮内心深处在想象些什么吗？她想象着，有一天，你会回来找她。她真的以为，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你会意识到她是你生命中的那个女人，你会骑着战马而来，带她步入幸福的国度。在精神病学上，这叫作……”
“我觉得你添油加醋了。”我打断他说。
“但愿如此……”
“你们在一起很久了吗？”
我原以为他会继续向我发难，没想到他竟然真诚地说：
“五六年吧。我们经历过真正幸福的时刻，也有过困难期。可你知道吗，即便是在我们两个很好、过得很愉快的时候，她也总会想着你。范妮总是忍不住去想，如果和你在一起，她的爱情会更热烈、更圆满。”
蒂埃里·塞内卡垂下双眼，喉咙哽咽，声音喑哑。他的痛苦显然不是装出来的。
“要知道，‘与众不同的男生’，和你对决真没那么容易。可是，托马斯·德加莱，你除了是个第三者和梦想贩卖者外，还有什么与众不同之处？”
他望向我的眼神里，有憎恶，也有忧伤，仿佛我既是导致他不幸的罪魁祸首，同时又是他潜在的救星。由于觉得他言辞过激，我甚至没有开口辩解。
他抓了抓山羊胡子，随后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给我看了张照片。那是他的手机封面：一个正在打网球的八九岁男孩。
“这是你儿子吗？”
“是的，马尔科。她妈妈获得了抚养权，把他带去了阿根廷，跟她的新男朋友一起生活。不能经常见到他，我真的很痛苦。”
他的故事很感人，但一个从未与我有过深交的人突然对我真情流露，让我觉得很不自在。
“我想再要个孩子，”塞内卡肯定地说，“和范妮要个孩子。但总有道坎卡在那儿，让范妮迈不出这一步。这个坎就是你，托马斯。”
我想对他说，我不是他的心理医生，另外，如果说范妮不想要孩子，那道坎很可能是他；可他看起来是那么难过、那么焦躁，我实在不忍心去打击他。
“我不会一直等下去。”他威胁道。
“这是你们之间的事，与我……”
我话说到一半，范妮突然出现在了拱廊下，看到我们两个坐在一起时很是惊讶。她对我打了个“跟我来”的手势，便穿过广场走进了教堂。
“托马斯，你今天过来，我很高兴。”我从椅子上站起身时，生物学家对我说，“有些当年没有解决的事，我希望你能在今晚处理好。”
我没和他道别就来到了广场，踏着灰粉相间的鹅卵石路面，走向教堂去见范妮。
门口的焚香和香薰木香让我立刻置身于冥想的氛围中。教堂很美，美在简约：主门廊前是一道楼梯，直接向下通往教堂中殿。范妮就坐在台阶最下面，在一盏燃着十几支蜡烛的大烛台前等我。
也许，这里就是最适合忏悔的地方吧？
和今天上午我看到的一样，她身穿牛仔裤和长袖衬衫，脚上是一双浅口高跟鞋。她扣紧了战壕风衣，把膝盖抱在胸前，好像非常冷的样子。
“嘿，范妮。”
她脸色苍白，双眼红肿，神情憔悴。
“咱们得谈谈了，不是吗？”
我没想到自己的语气会这么生硬。她点了点头表示同意。我刚要开口提问，她抬起头看向我，眼中的苦痛令我惊慌失措：平生第一次，我怀疑自己是否真的想知道真相。
“我对你撒了谎，托马斯。”
“什么时候？”
“今天，昨天，前天，二十五年前……我一直都在对你撒谎。今天上午我跟你说的一切都是假的。”
“你说你知道体育馆的墙里有具尸体的事，是假的吧？”
“不，那件事是真的。”
在她的头上，古老的祭坛屏风被蜡烛照耀着，闪出淡黄色的光。只见那金色木框的中央，仁慈圣女一手怀抱婴儿耶稣，另一只手紧握着红灿灿的念珠。
“我二十五年前就知道体育馆的墙里有具尸体了。”她补充道。
我希望时间就此停止。我不想她继续讲出真相。
“但在你跟我说之前，我并不知道那墙里也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尸体。”范妮接着说。
“我不明白。”
我不想明白。
“那该死的墙里有两具尸体！”她站起身叫道，“我不知道克雷芒的事，艾哈迈德什么都没告诉过我。但我知道另一具尸体。”
“什么另一具尸体？”
我已经猜到了她的答案；为了拒绝真相，我的大脑高速运转起来。
“雯卡的尸体。”她终于说了出来。
“不，你搞错了。”
“这一回，我跟你说的是真话，托马斯。雯卡已经死了。”
“她什么时候死的？”
“跟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同一晚。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暴风雪的那天。”
“你怎么能这么肯定？”
这时，范妮把视线落在了手持念珠的圣女画板上。在圣母玛利亚身后，两个头顶光环的天使大大掀开她的风衣下摆，召唤最卑微的人前来寻求庇护。此刻，我好想走进那幅画里，以免被真相所伤。然而，范妮却抬起头，直视着我的眼睛，用一句话摧毁了我生命的全部意义：
“因为是我杀了她，托马斯。”
* * *
[1] 美国著名鞋履品牌。
范妮
1992年12月19日星期六
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学生公寓
我疲惫不堪，一个哈欠接着一个哈欠。分子生物学的课堂笔记在我眼前晃动着，我的大脑已无法继续运转。我努力不让自己睡着。寒冷侵入骨髓。快要报废的暖气只能吹出一丁点干巴巴的暖风。我放着音乐，以便保持清醒。迷你电台的音响里传出治疗乐队深沉阴郁的乐声：《分裂》《圣歌》《最后的舞蹈》……一曲又一曲，都是我孤独灵魂的完美写照。
我用毛衣衣袖擦去宿舍玻璃窗上的水汽。外面的景色有些虚幻。校园空旷寂静，仿佛覆盖着一层珍珠质，冻结成冰。有那么一瞬间，我的目光迷失在远处，迷失在珠灰色的天际；那里，雪花簌簌落下。
我的胃灼热难忍，肚子咕咕直叫。从昨天起，我粒米未进。我的食品柜和冰箱都是空的，因为我已身无分文。我知道，自己应该小睡一会儿，而且不该再把闹钟设定在凌晨四点半了，可负罪感总会阻止我这样做。我想到了假期这两个星期的复习计划，想到了那该死的医学预科班——一年之后，它将淘汰掉班里三分之二的学生。我问自己，这一切真的有意义吗？或者，更确切地说我是在问自己，我的选择到底对不对？成为医生真的是我的志向所在吗？如果考试失利了，我的人生会走向何处？每当我想到未来，眼前总是一番灰暗、凄楚的景象。那甚至都称不上冬天的原野，而是灰蒙蒙的一片。是混凝土，是成排的建筑，是高速公路，是清晨五点的闹钟。是医院的诊疗室，是醒来时口中的铁锈气味，是黏糊糊的身体，身边还躺着一个错误的人。我知道，等待我的就是这些；和学校里的大部分学生不同，我从未像他们一样，有过那份轻松、乐观和无忧无虑。每每想到自己的未来，我总会看见恐惧、烦闷、空洞、逃离和痛苦。
可是突然，我看见了你，托马斯！透过窗玻璃，在这乳白色的冬日午后，我清楚地看见了你在风中弯腰前行的身影。于是，和每次见到你时一样，我的心在胸腔中怦怦狂跳，我的情绪也不再那般低落。转瞬间，我困意全无；转瞬间，我产生了好好生活、好好努力的念头。因为只有和你在一起，我的生活才有可能变得平和、充满希望、大有可为，才有可能孕育出旅行、阳光和孩子们的笑声。我预感到，通向幸福的狭窄小路只有一条，然而，只有和你在一起，我才能踏上那条路。我不知道，是什么样的魔法，让我儿时便有的痛苦、阴郁和忧愁，竟会因你在身边而消失殆尽。然而我却知道，如果没有你，我将永生孤寂。
突然，我看见了你，托马斯，可幻想刚刚开始便走向破灭，原来你不是为我而来。我听见你跑上楼梯，走进了她的房间。你再也不会为我而来。你之所以来，是为了另一个人。是为了她。总是为了她。
我比你更了解雯卡。我知道，她的眼神、步态，她把一绺头发顺在耳后的动作，她微微张开嘴似笑非笑的样子，都有种特别的味道。我也知道，这种味道不仅有毒，而且致命。这种味道，我母亲也有：那是一种让男人发疯的邪恶气质。你并不知道，当她离开我们时，我父亲曾为此自杀。他被工地的锈铁架刺穿了身体，其实是有意为之。为了拿到保险金，我们一口咬定是工伤，而实际上，那是一次自杀。那个蠢货，虽被母亲那般凌辱，却没了她就无法活下去，竟然准备为了她抛弃自己的三个孩子。
托马斯，你是与众不同的，可是，你必须走出她对你的控制，在被毁灭之前走出来。否则，你将听命于她，做出懊悔终生的事。
你来敲门了，我打开房门。
“嘿，托马斯。”我一边说，一边摘掉卡在鼻子上的眼镜。
“嘿，范妮，我需要你帮忙。”
你对我说，雯卡病了，需要吃药，需要人照看。你把我药箱里的药统统倒出来，甚至还让我给她沏茶。我像个傻子一样，当时唯一能对你说出口的话就是，“交给我吧”。由于已经没有茶了，我不得不从垃圾桶底部捡出一袋泡过的茶包。
当然，我只能干好这一件事：伺候雯卡，伺候那只楚楚可怜、受了伤的小鸟。可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在雯卡过来蚕食我们的生活之前，你我曾是何等的幸福！看看我们被她搞成什么样子了！看看我被你逼得都干了些什么！为了吸引你的注意力，为了勾起你的妒火，我睡了那么多人：是你让我对他们投怀送抱的。是你逼我伤害自己的。
我擦干眼泪，走出房间来到走廊。就在这时，你撞到了我，既没有道歉，也没和我说一句话，就冲下了楼梯。
现在，我在雯卡的房间里了。我一个人守着茶杯，觉得自己傻乎乎的。虽然没听到你们的对话，但我猜，她一定还是那套把戏。那套她信手拈来的把戏：装作一副梨花带雨的模样，把人玩弄于股掌之中。
我把那该死的茶杯放在床桌上，看着昏昏入睡的雯卡。有一个我，被她唤起了欲望，竟想躺到她身旁，抚摸她白皙的肌肤，舔尝她微张的红唇，亲吻她弯弯的长睫毛。但是，另一个我却憎恨着她。一瞬间，我猛地向后退去，因为我看见母亲的身影与她重叠在了一起。
我得回去学习了，但房间里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我拿起窗台上的半瓶伏特加，对着瓶嘴喝了两口。接着，我开始到处乱翻。我翻看了散落在桌上的纸张，还有雯卡的记事簿。我打开她的柜子，试穿了她的几件衣服，查看了她的药箱。看到里面的安眠药和镇静剂时，我并有没特别吃惊。
她拥有瘾君子的全套装备：罗眠乐、二钾氯氮卓、劳拉西泮片。后面两盒药差不多空了，但那瓶安眠药几乎是满的。真不知道她是怎么搞到这些药物的。在药盒下面，我发现了几张旧处方，是戛纳一个名叫弗雷德里克·吕本斯的医生开的。看来在这个大夫眼里，这些东西不是毒品，而是糖球。
我知道罗眠乐是什么药。它的分子成分是氟硝西泮，主要用于治疗严重失眠。但是，由于它会导致上瘾，而且半衰期很长，所以使用时是有时间限制的。这种精神药物不可以随便或长期服用。我也知道，为了达到迷幻状态，有人把它和酒精，甚至和吗啡一起服用。我从没试过，但对它的毁灭性药效有所耳闻：无法自控，行为反常，甚至伴有记忆力的完全丧失。我们学院的一个老师是急诊科医生，他告诉我们，由于过量服用罗眠乐而被送到医院抢救的病人越来越多。另外，该药物有时会被强奸犯利用，以使受害者丧失反抗能力和记忆。据说，在格拉斯乡间的一场狂野派对上，有个姑娘服用了大量的罗眠乐后自焚，并跳下了悬崖。
我太累了，脑子一片混乱。突然，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想法，我竟想把这些精神类药片都扔进那杯茶里。我并不想杀死雯卡。我只是想让她从你我的生活里消失。我常常会幻想，幻想雯卡在大街上被车撞死或者自杀了。我并不想杀死她，却往手里倒了一把药片，又把药片放进了滚烫的马克杯里。所有这一切只发生在短短几秒内，我好像分裂成了两个人，真正的我置身事外，而完成这一系列动作的，则是另一个我。
我关上门，走回自己的房间。我已经站不住了。这次，疲惫彻底击垮了我。和雯卡一样，我也倒在了床上。我拿出文件整理夹和解剖卡。我得学习，得把注意力集中在课业上；然而，我的眼皮不由得合上了。睡意将我彻底裹挟。
等我醒来时，夜已经深了。我浑身湿透，仿佛发过高烧一般。收音机闹钟报时了，此时是夜里十二点半。真难以置信，我竟一下子睡了八小时。我不知道这段时间里你有没有回来过，托马斯。我也不知道雯卡怎么样了。
我一阵后怕，过去敲她的房门。由于没人应声，我决定直接进到房间里。床桌上的茶杯已经空了。雯卡还在睡觉，还是我离开时的姿势。至少，这是我所希望的。然而，当我凑近她时，我发现她身体冰凉，已经没有了呼吸。我的心脏骤然停跳，一记重击向我袭来。我彻底崩溃了。
也许，这是个早已写好的故事。也许，从一开始，结局就已注定：一切将在死亡和恐慌中结束。我知道接下来应该做些什么：终结自己的生命，永远告别一直以来压抑在心底的痛苦。我敞开房间的窗子。彻骨的寒冷钳住了我、啃噬着我、吞没了我。我跨上窗台准备跳下去，却无论如何都无法完成这个动作，仿佛黑夜之神在嗅闻我后不愿收留我，仿佛死神不想把时间浪费在我这个无关紧要的小人物身上。
我惶恐不安，如幽灵般穿过校园。先是那片湖，然后是栗树广场和行政楼。一切都是黑的、昏暗的、没有生气的。只有你妈妈办公室的灯还亮着。而我想找的，也正是她。透过窗子，我认出了她的身影。我走了过去。她正在和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说话。一看见我，她马上意识到出大事了。她和弗朗西斯向我走了过来。我两腿瘫软，倒在他们怀里，向他们讲述了一切。我抽泣着，话音断断续续，前言不搭后语。在联系紧急医疗救助服务中心前，他们冲进了雯卡的房间。是弗朗西斯最先过去查看尸体的。他摇摇头，确认没必要再打急救电话了。
就在这时，我晕了过去。
当我清醒过来时，发现自己躺在你妈妈的办公室沙发上，腿上还盖着被子。
安娜贝尔就坐在我身边。她的平静令我吃惊，更让我心安。我一直都很喜欢她。从我认识她的那天起，她就对我既慷慨，又照顾。在我前进的道路上，她始终在支持我、帮助我。也多亏了她，我才能得到这间学生公寓。她鼓励我建立信心攻读医学预科班，甚至还在你疏远我时用心安慰我。
她问我身体有没有好些，让我给她详细讲讲发生了什么事。
“所有细节都要讲出来。”
在讲述的过程中，我再次历经了害死雯卡的全过程。我的嫉妒，我一时的疯狂，还有过量的罗眠乐。当我想对自己的行为做出解释时，她把手指放在了我的嘴唇上。
“不管你怎么后悔，都没法让她活过来。除了你以外，还有人看到了雯卡的尸体吗？”
“托马斯有可能看到，但我觉得没有。整栋公寓里，只有我们俩没有离校。”
她把手放在我的胳膊上，努力抓住我的视线，神情严肃地说：
“接下来将是你生命里最重要的时刻，范妮。你不但要做出一个很难抉择的决定，而且必须尽快定夺。”
我目不转睛地盯着她，完全想不到她接下来要和我说的话。
“你有个选择要做。第一种是报警，把真相告诉警察。那意味着从今晚开始，你就要睡在监狱里了。开庭时，原告和公众舆论会把你撕成碎片。媒体将高度关注这个事件。你会成为人们口中的邪恶少女，恶毒凶狠，嫉妒心强，成为残杀闺密的恶人，而你杀掉的，还是学校里人见人爱的女王。你已经成年了，刑期会判得很长。”
我被吓呆了，可安娜贝尔却继续说道：
“等你出狱时，你已经三十五岁了，后半辈子你要始终背负着‘杀人犯’的恶名。换句话说，你的生活还没真正开始就已宣告结束。今晚，你的双脚已经跨进了地狱，永世不得超脱。”
我觉得自己正在溺水，头上似乎挨了一记闷棍，呛了一大口水，无法呼吸。沉默了好一会儿后，我开口说道：
“那第二种选择是什么？”
“努力逃出地狱。我愿意帮你。”
“我不知道该怎么办。”
你妈妈从椅子上站了起来。
“你不用考虑那么多。首先要处理掉雯卡的尸体。至于其他的，你知道得越少，对你越好。”
“我们没法让一具尸体就这么凭空消失。”我说。
这时，弗朗西斯走进办公室，把一本护照和一张信用卡放在了桌上。他拿起电话，拨通了一个号码，打开了扬声器：
“您好，圣克罗蒂德圣殿酒店。”
“您好，请问明晚还有房吗？两个人。”
“有，不过是最后一间了。”酒店的工作人员答道，随即报了价格。
弗朗西斯很满意，说这间房他要了，还用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的名字做了预订。
你妈妈看着我，示意我计划已经启动，只等我表态，便会继续执行下去。
“你自己待两分钟，好好想想。”她对我说。
“在地狱和生存之间做选择，我不需要两分钟。”
从她的眼神里，我看出这是她想要的答案。她再次坐到我身边，抱住了我的肩膀。
“你必须明白，只有完完全全按照我说的去做，事情才能成。什么都别问，也别去找原因，找解释。这是我唯一的条件，而且是你必须接受的条件。”
当时的我并不知道什么样的计划才能行得通，不过，我恍惚觉得，安娜贝尔和弗朗西斯已经掌控了局面，能够修复无法修复的事情。
“如果你犯下一丁点小错，就全完了。”安娜贝尔神情严肃地警告我说，“不只你会进监狱，我和弗朗西斯也会被牵连进去。”
我默默地点了点头，随后问她我需要做什么。
“现在，你要做的是回去好好睡一觉，以便明天有个好状态。”她答道。
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那天晚上，我竟然睡得特别香。
第二天，当你妈妈过来叫醒我时，身上穿的是一条牛仔裤和一件男士夹克衫。她把长发拢成发髻藏在一顶鸭舌帽里。那顶鸭舌帽是一个德国足球俱乐部的。当她把一顶棕红色假发，还有雯卡的白点粉红毛衣递给我时，我明白了她的计划。这就好比她在戏剧俱乐部里让我们做的情景表演练习，要我们把自己想象成另一个人。有时，她甚至用这种方式来选配角色。只是，这次的情景表演不是五分钟，而是一整天；我赌的，不是一场剧里的某个角色，而是我的整个人生。
直到现在，我都记得自己穿上雯卡的衣服、套上那顶假发时的感受。是充实，是兴奋，是完满。我就是雯卡。我具有那份轻盈、自如和灵气，以及她所特有的高雅的轻佻。
你妈妈坐上阿尔卑斯跑车的驾驶位，带着我离开了学校。保安打开门栏时，我放下车窗向他致谢。在圆形广场上，我还跟路政局两个扫雪的工作人员打了招呼。到达昂蒂布车站后，我们发现，由于前一天取消了不少车次，国家铁路公司加开了一趟开往巴黎的列车。你妈妈买了两张票。火车上的时间过得飞快。为了让乘客们看见我并且模糊地记住我，我在每节车厢里都走了走，但没有在同一个地方停留过久。到达巴黎后，你妈妈告诉我，她之所以选择圣西门路的那家酒店，是因为半年前她曾入住过，知道那里值夜班的人年龄很大，应该比较好骗。我们大概晚上十点到达酒店，以第二天一大早就要退房为借口，当晚便结了房费。为了让人们相信雯卡确确实实来过这儿，我们留下了足够多的线索。点一杯樱桃可乐是我的点子，而你妈妈则想到的是丢下一个化妆包，包里还有一把留有雯卡DNA的梳子。
你知道最疯狂的是什么吗？那一天——我用两瓶啤酒和一片罗眠乐结束的一天——是我生命中最令人兴奋的一天。
那种兴奋，堪比速降滑雪或高空跳伞时的感觉。第二天早上，一切再次变得阴郁、令人不安。从睁开眼的那一刻起，我就处于几近崩溃的状态。怀着深深的自责和对自己的憎恶，我觉得一天都活不下去了。但是，我答应了你妈妈，要坚持到底。我已经毁了自己的生活，不能再把她也拽下深渊。伴着黎明的微光，我们离开酒店乘上了地铁。先是十二号线，从巴克路坐到了协和广场，然后换乘一号线，直接到达了巴黎里昂站。安娜贝尔在前一天晚上给我买好了回尼斯的火车票。再晚些时候，她去了巴黎蒙帕纳斯火车站，乘火车前往朗德的达克斯。
在车站对面的一家咖啡厅里，她对我说，最艰难的考验即将来临：学会把一切埋在心底，继续生活下去。但她马上又接着说，她确信我能够做到，因为我和她一样，也是个战士，唯有战士，才是她真正尊重的。
她告诉我，对我们这样出身贫苦的女人来说，生活就是一场无休止的战争：我们要时时刻刻准备着，要为了一切而战斗。看似强悍的人不一定是强者，看似柔弱的也不一定是弱者。很多人都在内心深处进行着无声、痛苦的斗争。她说，最难的挑战就是将谎言坚持到底。为了学会对别人说谎，首先要懂得对自己说谎。
“范妮，说谎只有一种方式，那就是否认真相：用谎言彻底歼灭真相，直到你的谎言变成真相。”
安娜贝尔一直陪我走上站台，在我的车厢前拥抱了我。她的最后一席话是为了告诉我，我们可以带着血的记忆活下去。她之所以知道这一点，是因为她自己曾亲身经历过。最后，她给我留下了一句发人深省的话：“文明，只不过是覆盖在极度混乱表面的一层薄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