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黑夜里沦陷。就在意识到这一点的同时，他终止了意识。
——杰克·伦敦，美国作家
范妮似乎发了热病，在极度狂躁中结束了她的诉说。她从石阶上起身，站在了教堂中央，好像随时要倒下似的。她在木质长椅间踉踉跄跄的模样，让我联想到了遭遇海难的客船，以及船上最后一名乘客。
至于我，并不比她坚强多少。我的呼吸几近停止。这些真相，犹如一记记重拳，将我击倒在地，倒在崩溃与昏厥的边缘。我的思维已然停止，无法衡量事态的发展。范妮谋杀了雯卡，我母亲主动帮她处理了尸体……我并不拒绝真相，但这真相似乎不太符合我印象里的母亲和好友的性格。
“等等，范妮！”
范妮突然冲出了教堂。一秒钟前，她还虚弱不堪，可现在，她却跑得飞快！
妈的！
等我踉跄着爬上楼梯来到教堂前的广场上时，范妮已经跑远了。我追着她跑起来，却严重扭伤了脚踝。她甩开我太远了，而且跑得比我快。我一瘸一拐地穿过村子，尽可能快地跑下瓦谢特坡。我来到车前，把贴在车上的罚单揉成一团后坐了进去，犹豫着下一步该怎么走。
我母亲。我得去找母亲谈谈。只有她能证明范妮的话，也只有她，能帮助我辨别真假。我打开在教堂里关掉的手机。父亲没再联系过我，但马克西姆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让我给他回电。我一边启动汽车，一边打通了马克西姆的电话。
“托马斯，咱们得谈谈。我发现了一件事，非常严重的事……”
从他的声音里，我感受到了一种别样的情绪。与其说是恐惧，更像是真真切切的脆弱。
“告诉我。”
“不能在电话里说。咱们晚些时候在鹰巢见。我刚到圣埃克苏佩里，来参加晚会，得忙点竞选的事。”
一路上，在奔驰车安静的驾驶室里，我努力整理着思路。所以，一九九二年十二月十九日星期六，在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校园里，一共发生了两起杀人案，前后间隔不过几小时。先是亚历克西斯·克雷芒，然后是雯卡。为了保护马克西姆、范妮和我，我母亲和弗朗西斯利用两桩谋杀的先后顺序，制造了一出以假乱真的私奔。他们首先处理了尸体，随后将失踪地点从蔚蓝海岸成功转移到了巴黎，这才是真正的绝妙之处。
这一事件中，实则蕴藏了一种温情：父母们联合起来，情愿冒尽一切风险，也要保护当年的我们，保护他们刚成年的孩子们……可我的大脑却拒绝接受它，因为它关乎雯卡的死。
回想起范妮对我说的话，我决定打电话给一个医生，确认我心中的一个疑点。我本想联系我在纽约的全科医生，但我只有他诊所的电话，而周末诊所不开门。由于没有其他人可以联系，我只能把电话打给了哥哥。
说我们不太通电话，都是一种委婉的表达。成为一个英雄的兄弟绝对是件可怕的事情。每次和他讲话，我都会觉得自己偷了他的时间——那些时间本该是用来拯救穷困孩子们的——这让我们之间的对话有了一种奇怪的感觉。
“嘿，兄弟！”他接通电话时说道。
和往常一样，他那完全不具亲和力的热情，把我搞得气力全无。
“嘿，热罗姆，最近怎么样？”
“托马斯，用不着费心和我闲聊。说吧，我能为你做点什么？”
至少今天，他省了我不少事。
“我今天下午看见妈妈了。你知道她得了心梗吗？”
“当然。”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是她不让我跟你说的。她不想你担心。”
说得真好听……
“你知道罗眠乐吗？”
“当然知道。那不是什么好东西，不过现在已经开不了了。”“你服用过吗？”
“没有。你为什么问这个？”
“我正在写一部小说。故事发生在九十年代。得吞下去多少片药才能致死？”
“我不清楚，这得看药剂含量。大部分药片里含有一毫克的氟硝西泮。”
“所以呢？”
“所以，我觉得还得看人体的机能。”
“你可没说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
“科特·柯本曾试图服用罗眠乐自杀。”
“我还以为他是中弹自杀的。”
“我说的是试图自杀，在他死前的几个月，但是失败了。当时，人们在他的胃里发现了五十多粒药片。”
范妮说的是一把药片，那应该远远不到五十片。
“如果只服用了十五片呢？”
“你会有被注射毒品的感觉，也许会接近昏迷状态，特别是在混合了酒精的情况下。不过，我还是得说，这得看药品剂量。九十年代那会儿，生产罗眠乐的药厂也出过两毫克的药丸。如果是这种情况，十五颗药丸加上占边波本威士忌，的确可以把人送上天。”
又绕回去了……
这时，我的脑海里突然跳出了一个新问题：
“你认不认识一个叫弗雷德里克·吕本斯的戛纳医生？他二十多年前从业来着。”
“马布斯博士[1]！他在那一带很有名，可以说是臭名远扬。”
“马布斯，是他的外号吗？”
“还有别的呢，”热罗姆嘲讽地说，“什么瘾君子弗雷多、毒贩杀人狂弗雷德·克鲁格啦……他自己是个瘾君子，也给别人提供精神药物。不管是能干的还是不能干的，他都干过：使用兴奋剂、非法行医、贩卖处方等等。”
“他被吊销行医资格证了吧？”
“是的，但我觉得为时已晚。”
“你知不知道他住在哪儿？还在蔚蓝海岸吗？”
“他那样乱用精神药物，怎么可能长寿。我上大学那会儿，吕本斯就死了。你的下一本书是部医学惊悚小说吗？”
我回到学校时，天已经黑了。校门口的自动栏杆是开着的。访客只需打声招呼，门卫在名单上找到名字就会放行。我从没报过名，所以名单上不会有我，好在那家伙几小时前见过我。认出我后，他直接放我进了校园，让我把车停在湖边的停车场里。
夜晚的景色非常美，与日光下的美景相比，显得浑然天成。在地中海风的吹拂下，天空明净，繁星点点。走出停车场，一路上都是回光灯、火把和彩灯，它们把校园映衬得那般迷人，指引来宾走向欢喜之地。每届毕业生都有相应的晚会。体育馆里的那场是面向一九九〇到一九九五届毕业生的。
刚一进场，我就有点不适应。呈现在我眼前的，简直是场化装舞会，“九十年代最差着装”大概是最为切合的主题。四十好几的人们，纷纷从衣柜里翻出匡威鞋、高腰破洞裤、棒球夹克和格子花呢衬衫。爱运动的则穿上了胯裆裤、厚运动衫和尚飞扬羽绒服。
我远远地瞧见了马克西姆。他穿着一件芝加哥公牛队的队服，身边围满了人，好像他已经当选了议员似的。所有人都在谈论马克龙。在这个满是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和公务员的聚会上，人们仍然不敢相信，从今以后治国的，将是一个不满四十岁的总统，他说英语，深谙经济学，用一种务实的方式表达了破旧立新的意愿。如果说法国想做出某种改变，要么趁现在，要么永失良机。
马克西姆看见我时对我比了个“十分钟？”的手势。我点点头表示同意，一边等他，一边钻进了人群。我穿过大厅走到冷餐台前。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冷餐台贴靠着的那面墙，正是藏匿着两具尸体的那面；二十五年来，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和雯卡的尸体，就在这里腐烂变质。墙上挂着花饰，贴着老招贴画。和今天上午一样，我没有任何特别的感觉，没有不适，没有不安，也没有负面的情绪波动。但我知道，我的大脑正在竭尽全力拒绝接受雯卡的死。
“先生，您想喝点什么吗？”
谢天谢地，这回有酒喝了。甚至还可以点鸡尾酒，有专门的服务生负责制作。
“您可以给我来杯卡布琳娜[2]吗？”
“当然。”
“来两杯！”从我身后突然传来一个声音。
我转过身去，认出了奥利维耶·蒙斯，马克西姆的爱人，昂蒂布市立图书馆的馆长。我夸赞了他的两个小女儿，聊了聊发生在“并不一定那么美好的美好旧时光”里的逸闻趣事。虽然我记忆里的他是个装腔作势的知识分子，可事实上，他却魅力不凡、幽默感十足。闲谈了两分钟后他对我说，最近几天，他发现马克西姆很焦虑。他确定马克西姆有什么事瞒着他，而且还确定我知道这些事。
我决定做个真假参半的回应。我告诉他说，在接下来的选举中，马克西姆的几个对手想翻出旧账，逼他退出竞选。我说得模棱两可，还随口提了提从政所需的代价。我向他承诺，会帮助马克西姆，让这些威胁很快成为遥远的过去。
就这样，奥利维耶相信了我的话。这真是生活里的一大奇事：虽然我是个天生焦虑的人，却具备一种安定人心的奇异能力。
服务生端来了我们点的酒。碰杯后，我们开始戏谑地打量起人们的着装来。说到着装，奥利维耶和我一样，穿得简单朴素。其他人就远非如此了。看来，好多女性都很怀念那个年代盛行的露脐装。还有些人穿着牛仔短裤，在T恤衫外套了一条花边连衣裙，戴着超短锁骨链，或者拎个系有印花方巾的手包。好在没人敢把巴福罗厚底鞋穿出来。可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出于好玩？还是为了从已逝的青春里留住些什么？
我们又点了两杯鸡尾酒。
“这回，可别那么舍不得放卡莎萨了！”我要求道。
服务生听进了我的话，给我们做了两杯非常浓烈的酒。我向奥利维耶道了别，端着鸡尾酒来到了露台上，那里聚集着抽烟的人。
聚会才刚刚开始，可在大厅深处，已经有人开始服用可卡因，吸食大麻了。这些东西是我一直以来都敬而远之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身穿一件破旧的皮夹克，还有赶时髦乐队的T恤，正把胳膊架在栏杆上，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小口呷着不含酒精的啤酒。
“你到头来还是没去看演出？”
他抬了抬头，示意我看向一个五岁的男孩，小家伙正在一张张桌子底下玩捉迷藏。
“我爸妈本来答应替我带埃内斯托的，却在最后一刻突然有事。”他一边说，一边吐出了一口香草蜜糖面包味的烟。
皮亚内利狂热的政治倾向，从他给儿子起的名字里就能看出来。
“是你给孩子起的名字吗？埃内斯托，是切·格瓦拉的那个埃内斯托[3]？”
“是啊，怎么了？你不喜欢吗？”他扬起一条气势汹汹的眉毛说。
“喜欢，喜欢。”我赶紧答道，以免他动气。
“他妈妈觉得这名字太老土了。”
“他妈妈是谁？”
他的脸马上板了起来。
“你不认识。”
皮亚内利这个人真的很好笑。他觉得，对他人的私生活感兴趣这件事很正常，但前提是，被窥探的人不是他自己。
“是塞利娜·福尔潘吧？”
“对，是她。”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文学毕业班的一个女生，对各种不公现象愤愤不平，在学生罢课活动中冲锋陷阵。这个女版斯特凡纳一直追随他到了文学院。在极左运动中，他们曾为争取学生权利和弱势群体权益多次并肩作战。两三年前，我在纽约飞往日内瓦的一次航班上遇见过她。塞利娜完全变了个人。她拿着迪奥女式手包，同行的是个瑞士医生，看得出来，她很爱他。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觉得她非常快乐、幸福，当然，我不会把这些讲给皮亚内利听。
“我有事要告诉你。”他转换话题道。
他往旁边挪了一步，装饰灯的白色灯泡突然照亮了他的脸。他的眼里充血，眼圈黑黑的，好像很久没合眼了。
“你查到学校施工款的来源了？”
“没有。我让我那个实习生开始查了，但这事藏得挺深的。只要发现了什么，他就会立刻联系你的。”
他用眼睛寻找着儿子，随后投给他一个会意的目光。
“不过，我看到了最终的计划书。这次施工真的耗资巨大。有些东西简直是天价，可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用。”
“你指的是什么？”
“超大玫瑰园项目：天使花园。你听说过没？”
“没有。”
“简直是胡搞。他们想建一片静思园，从现在的薰衣草田一直延伸到湖边。”
“什么？静思园？”
他耸了耸肩。
“实习生跟我在电话里讲的，我没记全他的话，不过还有别的事要跟你说。”
他神秘兮兮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纸上是他做的记录。
“关于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死，我搞到了警方的调查报告。那可怜的老家伙的确吃了不少苦。”
“他被虐待了？”
他的眼里燃起了一团邪恶之火。
“是的，非常惨。我觉得，这就是恶意报复。”
我叹气道：
“斯特凡纳，哪来的什么恶意报复啊？还是那档子黑手党、洗钱的事吗？妈的，你动脑子想想好不好？就算弗朗西斯真给他们干活了——我完全不这么认为——他们干吗还要除掉他？”
“也许他干了什么欺骗光荣会那些家伙的事。”
“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已经七十四岁了，而且又那么有钱。”
“他们那种人，永远都贪得无厌。”
“不说这个了，你简直就是个白痴。他真的试图用血写行凶者的名字了？”
“没有，是那个记者胡编的，为了给文章添彩。不过，弗朗西斯在咽气之前给人打过电话。”
“知道是打给谁的吗？”
“知道，打给你妈妈的。”
我顿时石化了，试图拆掉他刚刚布好的炸弹：
“很正常啊，他们是邻居，而且从小就认识了。”
他点了点头，但他的眼神却在说：“老兄，你这种话，爱讲给谁就讲给谁，但是对我，少来这套。”
“电话她接了吗？”
“你去问她好了。”他答道。
他喝光了不含酒精的啤酒。
“走了，咱们回家，明天还得练足球呢。”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儿子身旁。
我往大厅里看了一眼。马克西姆的身边依然围着一群人。在露台的另一端，出现了第二个吧台（有点秘密窝点的味道），专门提供伏特加。
我喝了一杯薄荷伏特加，接着又喝了一杯柠檬伏特加。这样做好像不太理智，但我毕竟没有孩子要带回家，第二天也没安排什么体育训练。我既不喜欢无酒精啤酒也不喜欢菠菜汁，况且下个星期，我可能就要进监狱了……
我得赶紧见到母亲才行。她为什么逃开了？是怕我发现真相吗？还是担心和弗朗西斯一样惨遭暴行？
我又喝下了第三杯樱桃味伏特加，好让自己相信醉酒状态更利于思考。从长远来看，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当醉意刚起时，往往有一小段惬意时刻，就在那些时刻里，在头脑陷入混乱前，多种思绪相互碰撞，极有可能撞出小小的火花。母亲开走了我租来的车。那辆车上应该安装了GPS定位。也许，我可以给租车公司打个电话，谎称车被偷了，让他们定个位？倒不是行不通，只不过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应该不太好办。
最后一杯橙子味伏特加。我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那种感觉令人陶醉，只是很快便要结束了。幸运的是，脑海里陡然浮现出一个好主意。很简单，何不试着定位我留在车里的iPad呢？现代的监控手段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拿出手机，启用了相关的应用。只要设置无误，这个应用就可以高效、准确地实现定位。我输入了邮箱地址和密码，屏住呼吸。屏幕上，一个小点开始在地图上闪烁。我用两个手指放大地图。如果我的iPad还在车里，那么那辆车就停在昂蒂布海岬的最南端，停在一个我去过的地方——凯勒海滩的停车场，在餐厅用餐的客人和想去滨海小径散步的游客常把车停在那儿。
我马上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我找到妈妈的车了！”
“你怎么找到的？”
“我回头再给你细讲。她把车停在了凯勒停车场。”
“可安娜贝尔跑那儿去干什么？见鬼。”
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焦灼不安，意识到他有什么事在瞒着我。见他仍然对此坚决否认，我不得不提高了嗓门喊道：
“你真是烦死了，里夏尔！一出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可你却不信任我。”
“好吧，你说得没错，”他终于承认了，“你妈妈离开时，拿走了一样东西……”
“她拿走了什么？”
“我的一把猎枪。”
我的脚下裂开了一道深渊。我无法想象母亲拿着一件武器的样子。然而，闭上眼三秒钟后，我的脑海里竟然呈现出了一幅画面：与我之前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手持猎枪的安娜贝尔。
“她知道怎么用吗？”我问父亲。
“我马上去昂蒂布海岬。”这就是他给我的回答。
我不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却也想不到什么别的办法。
“我这边一忙完就过去找你。好吗，爸爸？”
“好的。快点。”
我挂掉电话，走回大厅。气氛变了模样。在酒精的作用下，人们开始放松了。音乐声很大，甚至有些震耳欲聋。我没找到马克西姆。他大概是出去了，正在外面等我。
一定是在鹰巢……
我离开体育馆向上走去，走向开满鲜花的峭壁。道路被设置了路标，灯光和烛光指引着我的脚步。
走到岩丘脚下时，我抬起头，看见了一截正在黑夜里冒烟的烟头。马克西姆在栏杆上架着胳膊，向我摆了摆手。
“上来时小心点！”他喊道，“晚上这里真挺危险的。”
出于谨慎，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以免滑倒，朝他走过去。在教堂扭伤的脚踝再次发作，每一步都疼痛难忍。当我在岩石上攀登时，发现今早起的风已经停了。天空中布满云层，一颗星星都没有。爬到一半时，上面突然传来一声惨叫，我不禁抬起头。只见两个人影浮现在一幅灰白水墨画上。其中一个是马克西姆，另一个是个陌生人，他正在把马克西姆从栏杆上推下去。我大叫一声，跑过去想帮朋友一把，可当我到达岩顶时已经来不及了：马克西姆已经从近十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
我开始追那个凶手，但由于脚踝扭伤，我根本就跑不远。当我折返回来时，发现晚会上的一群人正围着马克西姆叫救援。
我的眼里满含泪水。突然有一瞬，我仿佛看到了雯卡的幽魂，正在老同学间游走。她穿着轻薄吊带裙、黑色短夹克、渔网丝袜和高帮皮靴，半透明的身影鬼魅动人，划破了漆黑的夜。
那永远无法触及的幽魂，似乎比周围任何人都更为鲜活。
* * *
[1] 电影《玩家马布斯博士》中的一位精通心理学的犯罪天才。
[2] 鸡尾酒的一种，由卡莎萨酒、青柠和砂糖调制而成。
[3]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
安娜贝尔
1992年12月19日星期六
我叫安娜贝尔·德加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区的一个小镇。上学时，同学们给我起的外号是“奥地利丫头”。如今，在我们高中，我是学生和老师口中的“校长女士”。我叫安娜贝尔·德加莱，夜晚将尽之时，我将成为一个杀人犯。
这是学校放假的第一天，直至傍晚时分，我身边并未出现任何预示这一悲剧的征兆。丈夫里夏尔带着家里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出去度假了，扔下我一个人留在学校。从一大早开始，我就一直忙个不停，但我喜欢行动，喜欢做决策。恶劣的天气打乱了这里的生活，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直到晚上六点，我才得空喘口气。见保温杯空了，我打算去教师休息室的自动贩卖机上打杯茶喝。我刚从椅子上站起身，办公室的门就开了：一个年轻女孩没得到允许就走了进来。
“你好，雯卡。”
“您好。”
起初，我用担忧的目光看着雯卡·罗克维尔。天气很冷，她却只穿了一条格子花呢短裙、一件皮夹克和一双高跟半筒靴。很快，我就发现她完全处于神情恍惚的状态。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再给我七万五千法郎。”
我了解雯卡，也很欣赏她，即便我很清楚，自己的儿子爱上了她并为此痛苦不已。她是我戏剧俱乐部的一个学生，是最有天赋的几个学生之一。她既聪明又性感，还有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劲儿，这让她很有吸引力。她不但文化修养好，还有艺术天赋，非常优秀。她给我听过她自己写的民谣：副歌优美动人，带着一种神秘的美感，里面有PJ哈维和莱昂纳德·科恩的影子。
“七万五千法郎？”
她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没等我说“请坐”，就把自己摔进了我对面的扶手椅里。我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的照片。我讶异于自己的平静。我没有被击倒，因为我一生中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只服务于一个目标：永远不要成为一个脆弱的人。这正是我的力量之源。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雯卡。”我一边说，一边把信封还给她。
“等我把您浑蛋丈夫的这些照片甩给学生家长时，不舒服的会是您。”
我看到她正在发抖。她看起来既焦躁兴奋，又疲惫不堪。
“你为什么让我再给你七万五千法郎？里夏尔已经给过你钱了？”
“他给了我十万法郎，可那些还不够。”
里夏尔的父母一直都穷得叮当响。我们家的钱都是我的，是我从我的养父罗贝尔多·奥尔西尼那儿继承来的。那些钱，是我养父沿着整条地中海海岸线建造泥瓦别墅，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我现在手上没这么多钱，雯卡。”
我试图争取时间，但她却毫不让步：
“那就想办法凑！我要在周末结束前拿到这笔钱。”
我看出来了，她现在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也无法为人所控。也许是酒精和精神药物共同作用后的结果吧。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我粗暴地说，“我最瞧不起你这种敲诈勒索的人。里夏尔真蠢，竟然给了你钱。”
“很好，那就别怪我了！”她一边威胁我，一边起身摔门离去。
我在办公室里呆坐了一会儿。我想到了我的儿子，他疯狂地爱着这个姑娘，甚至正在因为她而荒废学业。我想到了里夏尔，他只知道用下半身思考。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我得保护它。我还想到了雯卡。我终于明白，她之所以会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是因为没人能够想象出她以后的模样——仿佛她只是一颗流星，仿佛她命中注定活不过二十芳华。
经过一番漫长的思考，我走进黑夜，在雪地里费力地挪着步子，来到了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楼。我得尽量让她恢复理智。她打开房门时，还以为我是来给她送钱的。
“雯卡，听我说。你现在很不好。我是来帮你的。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需要钱？”
这时，她好像发了疯一样，开始威胁我。我劝她叫个医生过来，还提议陪她去医院。
“你现在的状态很不正常。咱们得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我努力让她平静下来，用尽全部气力试图说服她，却对她毫无作用。雯卡好像着了魔，似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一时哭泣一时发出邪恶的大笑，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验孕棒。
“都是您丈夫干的好事！”
我，一个不会被任何事击败的女人，竟然站不稳了，这是多年以来的头一次。一道巨大的裂痕突然在我的身体里裂开，我却全然不知该如何阻止它。内心深处的天崩地裂令我恐惧不堪，我看见我的生活里正在燃起熊熊烈火。不只是我的生活，还有我们全家人的生活。绝对不可以无动于衷。我决不能让自己的家庭被这个十九岁的纵火犯烧成灰烬。就在她继续对我大呼小叫时，我看见了一个布朗库西雕塑作品的复制品。那是我在卢浮宫买给儿子托马斯的礼物，可托马斯却急不可耐地送给了她。一道白光从我眼前掠过。我抓起雕像，砸向了雯卡的脑袋。在这猛烈的重击下，她像布娃娃般瘫倒在地。
长久的寂静无声，时间已然停止。万物都已化为虚有。我的意识就此凝固，定格在了将门外的一切冻结成冰的皑皑白雪上。当我重新恢复意识时，我发现雯卡死了。对我来说，显而易见，唯一该做的事就是争取时间。我把雯卡拖到了床上，让她侧身躺下，遮住她的伤口，然后给她盖上了被子。
我穿过校园，像荒野幽灵般，凄凉地游荡回自己的办公室里躲了起来。坐进扶手椅后，我拨通了弗朗西斯的电话，打了三遍，他都没有接。这回，一切都完了。
即便焦躁不安，我仍闭上双眼，试图集中注意力。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思考得到解决。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无疑是在雯卡的尸体被发现前处理掉它。这一点有可能做到，但是很难。我做了无数种假设，设计了无数种情节，却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得到同一个结论：罗克维尔集团年轻的继承人在高中校园里失踪，必将引起轩然大波。为了找到她，人们将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警方将彻底搜查学校，进行各种科学分析，对学生们加以询问，对雯卡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也许有人知道她和里夏尔的事。还有，拍那些照片的人最终也会现身，要么继续敲诈勒索，要么协助警方调查。没有脱身之计了。
人生中第一次，我陷入了此般困境，不得不举手投降。晚上十点，我决定拨通警方的电话。就在我拿起话筒时，我突然看见弗朗西斯正沿着阿格拉大楼向我的办公室走来，身边还跟着艾哈迈德。我走出去迎他。他的神情也很奇怪，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他。
“安娜贝尔！”他喊道，很快便意识到事情不对。
“我干了件可怕的事。”我一边说，一边钻进他怀里。
接着，我给他讲了我和雯卡·罗克维尔之间发生的可怕冲突。
“勇敢点，”等我终于停止说话时，他低语道，“因为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我本以为自己已身处悬崖边缘，却不承想，在同一天，我第二次几近窒息：当他告诉我托马斯和马克西姆杀死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时，我彻底崩溃了。他对我说，他和艾哈迈德把尸体藏进了正在施工的体育馆的墙里。他说为了保护我，本不想告诉我任何事的。
他把我抱进怀里，安慰我说他一定能妥善解决这件事，还带我一起回忆了我们这辈子经历过的重重考验。
第一个想出那个主意的人是他。
他提醒我说，和一个人消失相比，两起失踪同时发生反倒没那么骇人了。雯卡的死可以掩盖亚历克西斯的死，反之亦然：只需把两人的命运成功地联结在一起。
为了编造出合理的情节，我们整整花了两小时。我告诉了他有关两人关系的谣言。我对他说，我儿子和我提到过令他心碎的几封情书，这也证实了那些流言蜚语。弗朗西斯重拾了希望，可我却不像他那般乐观。即便我们成功地处理了两具尸体，警方也会在学校集中展开调查，我们将无法承受那份压力。他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权衡着进与退，甚至还想过自己去自首，把这两宗杀人事件都扛下来。在我和他的生活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准备缴械投降。并不是由于缺少意志和勇气，而仅仅是因为这是一场必败无疑的仗。
突然，一阵敲击声打破了夜的寂静，吓了我们一跳。我和他同时看向了窗外。一个女孩，面色惊恐，正在不停敲打着窗玻璃。那不是雯卡·罗克维尔的鬼魂，不是来找我们算账的。而是小范妮·卜拉希米，是我批准她在假期时可以留宿学生公寓。
“校长！”
我和弗朗西斯交换了一个焦虑的目光。范妮和雯卡住在同一座公寓楼里，我确信她会对我说，她发现了朋友的尸体。
“完了，弗朗西斯，”我说，“我们不得不报警了。”
这时，我办公室的门开了，范妮倒在我怀里失声痛哭起来。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上帝正在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那是意大利人的上帝，我们孩童时在蒙达奇诺的小教堂里向他祈祷。
“我杀了雯卡！”她认罪般地说，“我杀了雯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