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岁》第二章9(1)

小姨的电话来了。在冬至那天。

外婆打电话的时候，似乎因为距离遥远，所以说得很大声。

然后是妈妈接电话，妈妈轻声细语，她说：“你在哪里打的电话，怎么那么吵？”小姨说了什么，妈妈接着说：“那里冷吗？”而这个问题外婆刚刚问过。她们又说了几句，然后，妈妈朝我招手，一边说：“小云在。”

不能说为什么，我总是在家人面前控制着和小姨之间的亲密感觉，我不能过于亲热，似乎这会伤及他人。我在电视前面吃橘子，每一瓣我都剥得很仔细，那些白色的茎，似乎永远也撕不完。

“小姨好。”

晓桐的声音从一片嘈杂中浮现出来，汽车，吆喝，日正中午的时候。我想象着她站在离开摆渡码头几百米的公交车站，那里有一个公共电话亭，也是一个报刊零售摊，我想象着在那不寒冷的南方，她面对着闪着银光的水面。

“小云，你还好吗？”

“好。”

“我收到你的E-mail了。”

“是吗？！”

“我回信了。”

“太好了！”

“那我们不多说了。”

“嗯。晓——姨你自己当心点，早点回来。”

我挂了电话。听到她的声音，已经让我觉得足够了。我想这是不是就是亲人之间的爱，不用多说什么，如同外婆和妈妈一样，似乎已经没有什么可说的，但是一个寥寥数语的电话就能让自己想上好久，安心地想着她。

妈妈坐在靠近花园的藤椅上，看着一份报纸。她用报纸遮住自己的脸。似乎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过。

我走出门，想去上网收信。带上门的时候，突然听到报纸稀里哗啦一响，妈妈对外婆说：“妈，你为什么不跟晓桐说？”

外婆的回答是叹了一口气。“说了有什么用。要走的，总是要走，留也留不住的。”

“你告诉她，她会回来陪你的。”

我靠在门口，侧耳倾听。

“不用了。这个小丫头，我们是欠她的。她总算一切都好，我已经放心了。我也活不了多久了，你也不用告诉她。”

我的鼻子一下子酸起来。

外公去世之后，外婆的病一下子恶化了。现在她已经很少去楼下散步了。她的肌肉在萎缩。外婆的形象逐渐变成一个童话里面终日躺在摇椅里的老奶奶形象，鼻梁上架了副圆形眼镜，腿上盖了张方格子毛毯。我没有什么机会再在她的面前撒娇了。她不再能够下厨做我最喜欢吃的冰糖莲子羹了。小时候总觉得外婆每天都给我做好吃的，生怕我长不大似的。如今想来，长大，好像是一汤一羹喂出来的，又像是一夜之间完成的。她用布满皱纹的手给我端来糖水，抚摸我的肩膀、手和脸颊，慈爱地看着，那种触觉又温暖又粗糙。她已经很久很久没有触摸过我了。现在我只是经常读报给她听，和以前我读给外公听的内容不一样，我专门读一些逸闻趣事给外婆，为的是让她高兴地笑一笑，可惜这样的新闻太少，经常是读着读着，她就睡着了。我想过，所谓的老，就是随时能够睡着；所谓的死，就是偶然一次睡着了没有再醒来。

外婆也会死去吗，很快吗？一个人到了这样的时候，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呢？

我绞着自己的手指，心里想着给外婆做点什么，我认为自己在这一年的生活中，已经忽视了她的存在了。我想着沈越、想着上网、想着自己、想着每一个月的零用钱以及早就列好的购买清单、想着尽快毕业、想着在小姨那里听到更多的故事、看到更多的作品……可是我从来没有想过外婆。

小姨想过外婆吗？这也是我的一个疑问。她是怎么想的呢？怎么弥补那身在异乡的遗憾呢？她是怎么爱亲人的呢？

我摊开自己的手掌，几乎没有干过什么重活儿。手掌的纹路又细又淡，白白的，薄薄的。一想到这张手掌也会变成外婆那样的手掌，我平生第一次为了生命感到忧伤。

外婆是跟随外公从东北来到南方的。她始终都不会说上海方言。我们生活在上海，却是从我这一代开始正式用沪语说话的。有一阵子我还特别不喜欢外婆的口音，那是我在小学的时候，第一次发现所有小朋友的家长都不用普通话，而我也是那时候知道方言的重要性。人们不喜欢有别的地域特点的口音，似乎那意味着彼此间的隔离。这种方言上的障碍一直到了高中才得到缓解。一方面我自己的上海话已经完全纯熟了，另一方面，我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标准，认识一个人的好坏，不是靠语音来判断的，十八岁那年，我在G岛和小姨的交流全部都没有用过上海话，我觉得小姨的口音很奇特，说不出是带有哪里的口音，这一定是属于流浪、漂泊的口音，我喜欢的。然后就上了大学，我喜欢纯正的汉语、纯正的英语，然而这个时候，我已经很少和外婆谈话了。

外婆是由组织牵线，才和做军人的外公结婚的。她本是一个护士，和外公是在根本不认识的情况下先结婚后恋爱的。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她照顾得最好的人，就是我的外公，那个倔强而严肃的老头。外婆总是细声细气，这点反倒像是一个地道的南方女子。她喜欢静悄悄地做事，做完了，才走过来轻轻地告诉外公一声。外婆这一辈子都是听从外公的。这对老夫妻到了晚年，在物质生活上一点儿忧患都没有了，妈妈是大学教师，爸爸是一个律师，可是他们依然非常节俭。这样的婚姻，淡泊而长久，像在一条细水长流的小河里，把家安在稳当的小舟上，缓慢行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