次日是我们共同的新起点。
在长安街的南边、一个狭小的胡同里,是我确定下来的工作单位。我选择了文化杂志,因为在那天早上面试的时候,主编无意间说出他要去参加A画廊年展的开幕式,他对我说,这类的活动很多。于是我认为,这比时尚杂志要更适合我。或者说,更适合小姨。主编是一个中年男子,看得出来和文化界的名人非常熟悉。很多名人的名字到了他的嘴巴里都变成了小名、绰号。
我说,我什么时候可以开始上班呢?他说,最好越快越好,这期的稿子快做完了,你赶下一期吧。
我们一起走出了办公室。小小的胡同巷子,又窄又矮,铁灰色的墙壁算是新刷过的,可是墙角的破砖瓦,还是隐约可见。一个不怎么标准的小四合院,小院子里堆放着很多东西,显得很局促。木制的房门,加了小弹簧,稍微一关,它弹回去,将刚泄露出的热气赶回屋去。
我和主编告别之后,两个方向,我们背对背走。其实我是可以跟他一起去的,我真的要去A画廊的。
天空很明亮。这真是一个开幕式的好日子。我走在懒洋洋的胡同里,有一种破旧的、沉默不语的尘封感受,在每一堵灰墙、每一扇木门背后,都有着无法猜测的事情。这就是我在北京的感受。想不出这些胡同名字的来历。听过陈升的一首歌,后来在KTV里也有很多人滑稽地演唱着。“OnenightinBeijing……怕走到了百花深处……人说地安门里住着一位老妇人……”我走在正午的胡同里,脑子里彭佳慧和陈升的歌词一句一句出来,我踩着节奏,又迷路了……继续踩着节奏……终于走出了胡同。
这不是一个特殊的日子。长安街上一切太平。阳光好得让我舍不得回家。我无所事事地等着时间流过去。我拿出我的手机,看了看时间,距离太阳下山大约还有四个半小时。我答应了小姨等人少一点儿的时候去画廊。那么差不多就是太阳下山以后。去A画廊,需要坐地铁,在宣武门下车。从长安街过去很快。
我有大把的时间,大把的自由,只是缺少方向,没有任务。并且不想放松。心事重重。
先去一个小面馆吃牛肉拉面。在上海我从来没有在这样又油腻又脏乱的小店里吃过东西。门口悬挂着沉重黏腻的“宽粉条”——宽宽的、用来抵抗寒风的一条又一条塑料皮。我叫它“拉皮”、“宽粉条”。真的非常不喜欢北方的这种设施,不方便、也不卫生。更不要说美观了。
牛肉面的黄汤水味道很一般,香菜倒是很多。面条又粗又硬。我吃了一半,实在没有胃口吃下去。我从小店里出来,转弯,才看到对面的KFC。走进去,快速地脱去繁重的大衣和围巾,要了一杯可乐,一只辣鸡腿汉堡,挑了面对窗子的座位,一个人坐了很久。
我问自己一个问题:我来这里,为了什么?究竟来干吗的?有退路吗?回上海吗?回去了,对自己还有希望吗?
每天在筒子楼里,我们用“热得快”烧水,还曾经烧爆过两根“热得快”。烧整整一瓶,可以用来泡茶。小姨也习惯了喝茶。只是在这里,我们没有成套的茶具,喝起来没感觉、又很麻烦。小姨这里有一大包新茶叶,估计是阿贵给准备的。
在我们的屋子外面,隔壁胡老师家有一个简陋的灶头,就在走廊里。我们有时借用一下,用长柄奶锅烧一点开水,可以泡方便面、可以煮“水潽蛋”,还可以做一碗香喷喷的牛奶麦片粥。我们吃腻了面食。常常馋着,想喝粥,吃酱黄瓜、大头菜、毛豆子……
用长炳奶锅烧开水之后,立刻将滚烫的水倒出来的时候,热水经过的锅壁会“呲呲呲”的发响,爆着细密的小气泡。因为温差太大了吧。我非常喜欢听这种声音,那是简陋生活里的一种乐趣,慢慢地,看着水接近锅沿,爆响着,像是举着油锅做响铃锅巴。用这样的水冲泡的咖啡,有种热气腾腾的“中国味道”,就像大碗茶。一大杯滚烫的褐色液体,香味散开,只留下苦味在水里。咖啡被冲泡得非常粗糙,根本谈不上精致。当水倒尽的时候,可以看到锅底黑漆漆的炭垢,是无数次烧焦、无数次洗不净的证明。
生活的窘迫,可能仅仅因为和小姨住在一起的缘故。我身边有钱,我完全可以自己找一个房子,自己安逸生活。可是我能丢下小姨吗?她是生活中的流浪者,对自己的环境根本没有要求。也许该劝说她?我们换个地方住吧。两室一厅?
KFC里放着流行歌曲,耳熟能详,和上海似乎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看了很久,窗外突然忙乱起来,人们在朝一个方向聚拢,有人在奔跑,有人伸长脖子,有人说,撞车了、撞车了。我这才发现,自己根本没有想什么,只是在那里对着窗户发呆。答案早就出来了,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继续做。
我害怕我在小姨的眼里变成一个讲究物质享受的人。她将是一个受人瞩目的艺术家,也许很快她就会成为有钱人,一幅画、一幅摄影就能卖出好价钱,衣食无忧。可是现在呢?
服务生过来,收走了我的盘子。都空了。他问我,小姐,还要吗?我说,不要了,都不要了。他接着问,还要吗?我说,不要了。他一直在我的旁边走来走去,我被他看得非常不自在。我低头看了一下自己,有什么不对劲的吗?为了面试,我穿了红色的毛衣。又暖又薄的羊毛衣。上了淡妆。没错,是大阳给我的毛衣,新年礼物。礼物之后,我们就分手了。快一年过去了。他在地球的哪个角落里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