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完全是偶然的。内务部的一个单位的审讯科抓了一个在莫斯科大学教书的语言教授。他被怀疑从事了当局一般称之为“黑市活动”——做非法货币交易到买卖奢侈物品，以至真正、直接的间谍活动都是黑市活动。
在高级英语教授弗拉基米尔·雷科案件中，有几笔价值达十万美金的非法货币交易。证据都已齐全，钱也已起出。这是教授的一名学生报告的。
斯捷帕科夫把大屁股顶到椅子背，像是准备讲一个精彩的故事那样。“那是在1989 年1 月，一天早晨，他们从被窝里将我叫起来，我就直接到了列福尔托沃去。内务部有命令，如果他们遇到与‘正义天平’有关的证据，就要与我联系。负责审讯的官员告诉我雷科有事要讲。他要做一笔交易，但你知道这是完全违反我们的惯例的。”他咧开嘴微笑着说。“我们从来不做交易，除非我们能有很大的收获。从小的的橡子……不错，雷科是个小橡子，但他长成了一棵很大的树。”
在机场，邦德就认为这俄国人会是个善讲故事的人。现在斯捷帕科夫以他那小丑似善变的脸和生动描述的技巧向他们讲述了与那位教授第一次见面的情景。邦德是对的。斯捷帕科夫一个人大侃起来。
列福尔托沃在季节宜人时也是个阴森的鬼地方，到冬季则是一片荒凉。
他们将弗拉基米尔·雷科带到一间小审讯室里。这间房间空荡荡的，没有友善气氛，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固定在坚硬的石头地板上。犯人的背对着墙，在他背后石墙高处，有一个小圆孔。以前，受害人就是从这小孔被枪杀的，往往是在审讯官从桌子上取得犯人签字的口供后向一旁闪开时枪杀的。
斯捷帕科夫穿着厚重的大衣，因为墙上有积冰。雷科看来胆战心惊，这是有道理的。他是个典型的大学书呆子。这是个神经质的小个子，40 岁左右，短头发，脏兮兮的一副虔诚者的瘦脸，一双曾经是狂热的眼睛现在露着恐惧。
在斯捷帕科夫递给他一支香烟时，他双手颤抖，这位克格勃的成员不得不抓住他的手腕稳住他才能为他点烟。
“弗拉基，你现在处境不妙啊。他们告诉我你有10 万多元现钱，这是一大笔，每十元就够判一年徒刑了。为每十元就得在古拉格呆上一年。你以为这儿冷吗？等你到那里的营地去看看吧。这儿就像在度暑假。”他停下来，看着这个愁眉紧锁、畏畏缩缩的人。这人认为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
“这儿的人就要回来了，他们记录你的口供，你的交待，你要在上面签字，然后你会面对法庭，然后你就会到集中营去。那些像你一样心软的人也感到不好受，而耻辱将萦怀在你家庭成员的胸中。”
雷科第一次开口说话了，“我能提供情报”。
“好啊！说出来。如果情报确实可靠，那么你会减刑50 年。”
“我是一名……”他停了下来，似乎在下巨大的决心。“是一名‘正义天平’的成员。”
“真的？”斯捷帕科夫表示惊奇。“‘正义天平’的成员都是些什么人？
我不了解他们。”
“你完全明白我现在在说什么。我可以给你们许多帮助。详细的情报。”
有一会儿，雷科似乎找到了内在力量的源泉。这就好。这个可怜的不像人样的人找到了一点儿自尊。
“你能给我提供姓名吗？”
“提供姓名有困难。但我可以告诉你活动的程序、组织、方法，更主要的是‘正义天平’实际上在干什么。”
“说下去，说啊！”
头发脏兮兮的小个子雷科摇了摇头。那一刻的勇气似乎给他注入了新的生命。“我可以对你坦白，甚至与你合作，只是必须撤销起诉。”
斯捷帕科夫缓慢地站起来，走向门口。然后他转过身来，“如果你有关于‘正义天平’的好情报，你可向这里的审讯官提供，他们会转给我的。他们干这种事很内行。”
雷科抬起头来，甚至微笑了一下。他平静地说“我懂，”几乎掩饰不住地害怕，所以声音在颤抖。“问题是没有我，我提供的那类情报就没有用。
情报本身对你们并无帮助。例如，你知道‘正义天平’是干什么的吗？”
斯捷帕科夫站住了，对他看了一会儿。然后，平静地说，“告诉我。”
弗拉基米尔·雷科笑了，示意再要一支香烟。斯捷帕科夫重新坐下，给他们两个人都点着烟，重新说，“现在告诉我。”
这位教授发出了声干笑。“‘正义天平’是一个专供雇用的组织，他们是恐怖主义的雇佣军，没有政治目标，不讲道德，没有固定的意识形态。如果伊斯兰圣战者需要帮助，他们就会提供帮助，只是为了要钱；如果德国的红军派有一个具体的目标，要他们帮忙，‘正义天平’就会动用他们在德国的人，完全是为了现金。全世界任何恐怖主义组织都可以从他们那里获得后勤支援，有时则是现场支援。‘正义天平’是他们说的笑话。从他们那里得不到正义。他们是为了钱而干的，除了苏联，还有什么更好的地方能做基地呢？苏联本是共产主义的摇篮，现在他们将它变成资本主义恐怖的摇篮了。”
斯捷帕科夫又回到别墅地下这间保密的房间现实中来了。他看着邦德、纳特科维茨、斯蒂芬妮、阿黛蕾、亨利·朗帕和三名助手。他扬起眉毛，耸耸肩说，“可怕的是他说的是实话，这确实就是‘正义天平’过去和现在干的事。如果我们不予以制止的话，他们今后还会干。”
这俄罗斯人继续说着，不时作些补充，使人们对事情有正确的理解。姓名和地点都难以获得，因为“正义天平”已精于隐蔽之道。他们的工作都是通过许多临时工作人员做的。主要的小组只是制订计划，然后计划由收取报酬的信使或起间谍操纵者作用的人去执行。从一个人可能查到一个人，但是当你想顺着线索往下追时，指挥系统却分岔了，最后线就断了。就像他们吸收人员一样，他们进行活动、恐怖主义的袭击、骚扰、暗杀和一切可以想像得出的袭击之后也要抹去一切踪迹。
“甚至他们从工作中得到的钱来的也极为复杂，所以我要求给我一批熟悉金钱在全球范围流动的会计师，但还没有来到。支付给他们的钱往往是现金，这钱分成许多小份额，寄来寄去，最后不知所终。我的朋友雷科那十万元是帮助谋杀一名意大利政治家的报酬。”他大声说出了这个人的名字。然后说，“这件事全是‘正义天平’干的。”
邦德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鲍里，如果你说的都是可靠的，那么，这些人必定有办法能接触，能打进各种各样的组织。你能举出哪个全球性的恐怖主义活动是他们插手的？”
斯捷帕科夫慢慢地点了点头。他开始列举一系列恐怖活动和暴行，从汽车炸弹和燃烧弹到枪杀和绑架，这些活动各大洲都有，渗透各国的边境。
最后邦德说，“我不相信。分散在欧洲和世界各地的恐怖主义组织我们都已入档在案。我们知道它们的名字、地点、活动。它们都没有得到过外界的帮助，更不要说苏联境内某些疯狂的秘密阴谋家的帮助了。”
“这一点你真是错了，詹姆斯。”斯捷帕科夫一动也不动，仍然靠着椅子背，不露笑容。他的声音是平稳的，几乎像催眠师的声音。“我们关心的是‘正义天平’已能向成百个事件提供武器、炸药和支援。你们这些正规的反恐怖专家们想当然地认为如果赫兹波拉或红军派或任何已知的恐怖小组声称某一具体‘事件’是他们干的，我们就会相信他们。证据有线索，熟知的给传媒的代号，炸药的种类以及手迹。你以为这些不能伪造吗？它们当然可以伪造。它们就是这个小组在苏联境内伪造的。这是一种新型的私人企业，邦德上校。你最好还是相信我。”
“这与我们在这里有什么关系？”邦德回敬说。在他脑海深处，有一缕黑色的、威胁性的疑团升起。
“有两个原因。”房间寂无一声，似乎听者都准备被判重刑。“第一，我们的祖国走向新的、更开放、自由的社会的漫长道路受到了威胁。第二，联合国给伊拉克的限期已很临近。我们觉得‘正义天平’在这两件事中都插了一手，而且，奇怪的是，乔尔·彭德雷克这个战犯的整件事都与这两件事有牵连。”
“怎么个牵连法？”
“怎么个牵连法？”这俄罗斯人重复着说，“这我留给你亲自去了解，邦德上校。你和你的同事会有机会去会见‘正义天平’在莫斯科的核心成员。”
他向站在门边的亚历克斯点了点头。“把他带过来。”亚历克斯拉开门，匆匆去了。
“我们现在差不多已经接近事实了，现在要由我们在‘正义天平’中的鼹鼠弗拉基米尔·雷科来向你们介绍情况了。他一会儿就到这里来。”
“那么，如果我们还有时间的话，”邦德还是不放心，“你是否能告诉我们这些法国朋友在这里干什么？”
“问题是他们真的干了些什么？”这个俄国人又咧开嘴笑了。“我们本可以去请你们情报局，但是我估计你们不会这样做，美国人肯定会拒绝，以色列人对此有既得利益。最后，我们请了法国人，他们的确干得很好。斯蒂芬妮，亲爱的，你愿意告诉邦德上校你究竟为什么到这里来吗？”
斯蒂芬妮·阿黛蕾文雅地点了点头，然后转向邦德。“是，詹姆斯，我来告诉你。我们的国外情报局，与朗帕少校那个单位合作在美国进行了一个活动。我们就在美国人和以色列的捕捉小队的鼻子底下将真的约瑟夫·沃龙佐夫带了出来，这是一次很大的成功。我们安全地弄到了沃龙佐夫，这样，如果世界上的人要看到他仍然活着的可靠证据就好办了。”
“唔，”邦德点点头，向彼特·纳特科维茨看了一眼，后者似乎觉得这个事件很有意思。当斯蒂芬妮·阿黛蕾告诉他们法国人将约瑟夫·沃龙佐夫从佛罗里达州绑架出来时，纳特科维茨只将头向后仰了仰，张开嘴无声地笑了。
这法国女郎有本领将消息传达得既不令人感到安慰，又不感到愉快，就像用槌子敲核挑一样。她那甜甜的、说话像银铃似的样子是里面裹着铁拳的丝绒手套。她的名字斯蒂芬妮·阿黛蕾在他脑子里经过，自然而然地使他联想到史蒂夫多尔。
“你们将他关在哪里？”邦德开始尖锐而恼火地说话。但纳特科维茨乐呵呵的克制态度起了稳定情绪的作用。于是他转而微笑地说，“显然你们干得很好。但是，请原谅，如果你们安全地弄到了沃龙佐夫，那你们到这里来做什么？为什么到伦敦去？”
“因为我们在这里有个问题，与沃龙佐夫有关的问题。”斯捷帕科夫摊开双手，好像说这样回答就足够了。
“什么样的问题？”
“好吧，”斯捷帕科夫将脑袋歪向斯蒂芬妮。“你该了解抓人质的技术吧。”她在告诉而不是问邦德，“在我们与沃龙佐夫所处的那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取得他的信任。起初我们给他服了大量的镇静剂。你知道，我们没有秘密渠道能将他弄出美国。他必须自觉自愿地走，没有什么约束地走。就像1960 年以色列捕捉小队抓阿道夫·艾希曼一样。”
邦德回忆起，当以色列将纳粹反犹暴行的主要策划者阿道夫·艾希曼从阿根廷抓到以色列受审时，他们说服了他假扮成机上服务员走到航班上去。
“是，”他示意请斯蒂芬妮继续说下去。
“我不必告诉你技术方面的所有情况，但是我们先给他服镇静剂。以后我的任务是做他的朋友。向他保证他用不着过分担忧。”她作了个法兰西式的耸肩。“这当然是个大谎话。我们告诉他不会对他怎么样，这就使他完全听话了。”
邦德又作了个小小的姿势，说明他听懂了，他也的确听懂了。他知道抓人质和政治绑架者的各种办法。你或者使他吓得服服帖帖，或者使他觉得无所谓。总有一个人像斯蒂芬妮奉命做的那样行事。如果必须杀死犯人，执行者总是犯人所信任的人。“显然，这都是你的杰作。你使他完全听命于你。”
“当然，他甚至仿效艾希曼那样。我们一起穿着机上服务员的衣裳走向苏联民航总局的喷气机。事情很容易。”
“这就是你为什么现在在这里的原因？”
“还有一个小问题。鲍里……”她转向斯捷帕科夫。
这使小丑的微笑笑得更大了。“由于明显的原因，我们并不想使沃龙佐夫服镇静剂。谁知道我们什么时候会需要他呢？斯蒂芬妮将她的职责交给尼娜，但是事情并不顺利。”
斯蒂芬妮插嘴说，“你知道，这就像精神病医生和病人，他们叫什么来着？”
邦德说，“转移。当一个病人信任一个精神病医生时，他就完全依赖于他了。如果他们的性别不一样，病人往往对自己说他爱上这个精神病医师了。”
“对了，事情就像你说的那样。”鲍里·斯捷帕科夫兴奋地说。
斯蒂芬妮似乎很满意，“我调走了，但他想我，他不接受尼娜，甚至想要打她。”
“事情很难办，”斯捷帕科夫打着手势，好像在说一个重大的物理问题。
“尼娜到我这里来，说她应付不了这件事，她建议将斯蒂芬妮叫回来。”
“亨利是来兜风的吗？”
朗帕甚至没有朝邦德看一眼，“我是作为保镖来的，用你们的话说，是保护人。”
“唔，”邦德的声音表示仍不完全满意。
“詹姆斯，”阿黛蕾小姐的声音诱人地轻声说，“这是有合同的，我们是受雇于人的，有钱存在银行里。”
“老鼠”，邦德喃喃低语，他们都知道他是指什么。“老鼠”是情报界用来表示作特务的四个主要动机的英文缩写：钱，意识形态，协议和自我①。
法国人参加这一活动是受了钱的诱惑。现今这往往是最有力的动机。
“为什么到伦敦？你们为什么……？”邦德开始说。但这时，门打开，拉门拉开。亚历克斯回来了，带着一个矮小、瘦脸、头发脏兮兮的、带了副眼镜的人。
“进来，弗拉基，欢迎。”斯捷帕科夫将椅子向后推，张开双臂拥抱新来的人。
① 这四个字的第一个字母构成“老鼠”（MICE）。——译者
9雷科的小冒险
斯捷帕科夫热情洋溢的问候，加上他以前的描述，使在座的人都确信无疑地知道，亚历克斯带进来的人是弗拉基米尔·雷科。这个人真像漫画里的学者，别的不说，他那破旧的夹克肘部打有皮补丁，这是西方学术界坐办公室的标志。他的整个外表颇不整洁。一个远离现实世界、个子矮小、不起眼的人。对，邦德看出这是一个典型的不起眼的人——理想的间谍——一个要引起侍者注意都有困难的人，这是最完美的间谍的古老定义。现在他来了，这位无懈可击的角色扮演者，来到了房间里。
斯捷帕科夫拥抱他的时候，这位教授有点畏缩，似乎在这种热情的表现面前不知所措，他的眼睛则不停地闪烁，好像突然从图书馆和书房的禁锢中解放出来，在现实世界的阳光下感觉不习惯。
“他是我以前的囚犯，”斯捷帕科夫大声说，他的热情得到了不遗余力的发挥，前额上掉着一绺头发，长长的像小丑一样的脸堆满了惊喜的表情，眉毛上扬，口张得像一瓣西瓜。“他是我以前的囚犯，现在是我长期派入‘正义天平’的间谍。”他向每一个人笑着致意，把这位神经质的小个子引到舞台中央，一面说，“雷科教授有许多事要告诉我们，以后你们会有机会向他提问，但是你、邦德上校和你，彼特·纽曼，”他停下来大笑一声，手指冲着他们的方向戳了几下，“你们应当明白他的情况介绍是你们将听到的唯一介绍。只要你们提问，他就能回答。”
头发灰白的小个子教授清了清嗓子，手向前伸，似乎要整理讲台上的讲课笔记。后来他意识到既没有笔记也没有讲台，便放下双臂，接着有几秒种，不知道手往哪里放。他再次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了，带着一种似乎同他的外表很不相称的自信。他讲英文，清楚而准确，带点伦敦南部的口音：
“斯捷帕科夫将军大概已经把我的故事部分地告诉了你们，”他开始说，抬着头，眼睛几乎在放光，向所有的人挑战。“我是一个傻瓜，贪图‘正义天平’向我提出的物质好处，当我做的傻事被揭发后，我明白我从事隐蔽工作将是我为国家，还有党服务的最好方式。
“让我先说明一下将军大概已经提到的事。‘正义天平’是一个狡猾的集团，在我为他们工作的期间，我至今没有真正面对面地遇到过一位领导集团的高级成员。
“这些人完全可能在世界上最高级的间谍学校受过训。在我多次向斯捷帕科夫将军汇报的过程中，我们渐渐明白，他们的管理非常严格，所以组织的核心总是同下属保持一定的距离。”他转而问斯捷帕科夫是否已经把“正义天平”吸收新人的办法告诉了大家。
知道斯捷帕科夫已经介绍过了，雷科便接着说：“你们知道，这个组织交给我的第一件工作是收集处理资金，主要是美元。就是在此期间这位好将军指出了我的做法中的错误。”他再次向斯捷帕科夫微微鞠了一躬。
邦德心想，不知雷科有没有别人给他写好的讲稿。尽管他颇为自信，看来这位教授急于为了解脱自己而作一番公开检讨，甚至是公开悔罪。
“我一直效率很高地完成了‘正义天平’给我的任务，尤其是在将军负责安排我的秘密生涯之后。他使我比较容易地把我经手的钱洗成了，于是他们对我渐渐有了很深的印象。几个月后，领导决定我已可以为他们在国外招募新人，这是由于我英文很好，”他脸上浮现一丝自得的微笑，然后向尼娜·比比科娃点了一下头，“当然不如尼娜那样流利，因为她条件好。不过他们认为我的水平够高了。他们给我的指示非常具体。我的对象是英国，具体要招募哪类人都有规定。最有意思之处是，每一次我出国，所有必需的证件他们都事先替我准备好了。给我护照、签证、还有其它，统统都是真的，不是第一流的伪造品，在此之前我也曾出过国，可是从来没有这样方便过。
“斯捷帕科夫将军正确地指出了这一点，说这再次说明，要么‘正义天平’能从当局得到有力的帮助，要么他们的领导人本身就是军方和克格勃里的高级干部。这使我们深为担心。”
他接着用了大约20 分钟，说明他要在英国招募什么样的人。他们应当在政治观点上是狂热的左倾分子，重视帮助人们更好地懂得共产国家内的自由。值得注意的是，最优先考虑有技术专长的人，例如有军事经验的人，特别是受过现代电子战训练的人，还有记者、某些专科医生和护士，以及有经验的戏剧界人士——演员、化妆师和舞台设计师。何以要包括这么多种专家，很难判断。反正照这位矮小的教授自己说，他已经招募了相当数量的人，即使其中有一些空额——这是与这行当的历史一样悠久的小花招——也已够一个相当规模的网了。
“在将军部下工作的人中没有一个能说出是什么原因使他们需要这么多种不同才能的人，不过我们现在已处于关键时刻，因为最新事态的发展给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在你们的帮助下，我们可以突破进入他们的指挥体系，弄清‘正义天平’的最终目的。到现在为止，他们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钱，他们是承担恐怖活动的雇佣军，完全为了钱。不过不管你们同意不同意，我突出的印象是眼下的这次活动与以往不同，是在准备一场很可能非常可怕的最后摊牌。
“‘正义天平’把这叫做‘丹尼尔行动’。主要目的是羞辱俄国总统和中央委员会，逼他们进行一次盛大规模的战犯审判，就像艾希曼案那样。当1961——1962 年阿道夫·艾希曼最后在以色列受审的时候，全世界都欢呼，把这次审判和以后的处决看作是真正的正义。他们非常明确地告诉我，”雷科接着说，“把约瑟夫·沃龙佐夫，一位前俄罗斯公民，逮捕押回俄国，将迫使克里姆林宫对他进行一次公正的最终的审判，因为他是一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俄罗斯犹太人犯下了滔天罪行的战犯。举行这次审判本身就会告诉世界，俄国政府和中央委员会是认真的，它们过去积极或消极反犹的态度已经改变了。我第一次参与此事是一天夜里有人给我带信，说战犯沃龙佐夫即将被捕押回俄国。这是在乔尔·彭德雷克在美国被绑架之前一个星期。”
雷科小心地叙述了“丹尼尔行动”的各个阶段，先是绑架，然后是“正义天平”的公开要求和期限。“我自然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一行动的安排，”
他说，“不过他们在告诉我绑架即将进行的同时，要我准备随时出动。在事件向全世界公开之前，我已带好文件、机票、准备前往伦敦去同我招募的两个人取得联系，把他们带到赫尔辛基然后安全转送莫斯科。他们给我的信号是‘极限’。我收到这个信号之后必须照严格的程序办事。”他仔细地看着邦德，接着又把目光转向纳特科维茨。“我收到‘极限’这个信号，是在向克里姆林宫提出最后期限的第二天。我脑子里留下了两点鲜明的印象。我要强调它们只不过是印象，我提不出可靠的事实作证据。第一，我有百分之九十九的把握，‘正义天平’在执行这一‘丹尼尔行动’中没有什么人给它付钱，换句说话，这不再是一次它承包的恐怖活动，而是一次完全由这个组织自己提出的行动。似乎正在把过去用恐怖活动挣下的钱用于一项长远的计划。第二，我认为领导核心完全知道他们的要求肯定会被克里姆林宫拒绝。
你们都知道这一拒绝是昨天发出的。紧接着就是一场政治暗杀。斯捷帕科夫将军在这些方面和我的看法一致，我们都在等‘正义天平’的下一次恐怖活动——很可能就在24 小时之内。
“现在，你们必须明白，对我在‘正义天平”里的上级来说，我眼下不在俄国，而是坐在赫尔辛基赫斯帕里亚饭店的安乐椅中，等着我联系的英国人来。”他头一次以一种新的方式微笑，说明在这个人矜持的、严肃的，有点自以为了不起的外表下也有幽默。
“这些英国人实际上被藏在这里不远处，不过每当‘正义天平’同我联系——他们几乎每天要同我联系——的时候，他们一直以为我还在芬兰。”
他对他们眨一下眼睛，作出一副大胆而诡谲的神气。“当然，我们要感谢斯捷帕科夫将军安排得这么巧妙。现在我要把发生的事详细告诉你们，因为我们已经做的事和取得的经验教训很可能关系到你们的生死存亡。”他停了下来，喘不过气来似的。
“我在去年12 月28 日星期五进入伦敦，那是乔尔·彭德雷克被人从新泽西州霍索恩镇抓走之后两天……”
詹姆斯·邦德一直聚精会神地听着。他的大脑已经训练有素，善于抓住情况介绍中的要点，自动挑出并记下重要的事实。而且他还已经以某种方式超前想象出一些已经发生的事。他现在全神贯注地听弗拉基米尔·雷科说话，好像同这位矮小的教授一起经历了这场小小的冒险。
弗拉基米尔收到了一个厚厚的信封，是有人在圣诞节后半夜送到他公寓住所信箱的。他并不想看见送信人，他也知道大概一直有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在监视这一街区，不过这没有什么用处。为“正义天平”送信的人通常是在街上或者酒吧间里找的。他们是随便找的，就像抽签那样，给他们几个卢布，告诉他们绝不是违法行为。到现在为止，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还没有机会弄清这一带随机性的通信网。送信的人每次不同，如果是打电话，谈话时间总是不到两分钟。以克格勃当时的窃听设备，加上莫斯科电话局的配合，至少也需要足足五分钟才能追查出电话是从哪里打来的。
送来的邮包里有一厚叠旅行支票，一些英国和芬兰的钞票，一张“美国快递”信用卡，加上一家德国大银行签发的“维萨”信用卡、机票、旅行证件和一张护照，护照说雷科是一名德国计算机编程员。其它还有一些文件和装在衣袋里的零碎东西，表示他正在去伦敦参加一家跨国软件公司驻英办事处即将于1 月2 日开始的训练班。雷科的新名字叫迪特尔·弗罗布。教授的夫人，一位不整洁的、没精打采的酗酒者，像往常一样不知道丈夫过着两重生活。只要家里酒的供应不断，她是什么也不问的。启动的信号“极限”在12 月28 日星期五凌晨两点钟通过电话发来。飞机起飞时间是早上8 点40 分。
弗罗布先生准时来到希思罗机场，一路平安地通过了移民局和海关的关卡，再乘出租车来到一家名字富丽堂皇而比较经济实惠的旅馆。在埃奇华路和牛津街相交的路口一带密密麻麻的街道上，这种旅馆是很多的。这一家他以前没有住过，在塞尔弗里奇大百货公司背面。到中午时分，他已走在牛津街上，在大理石穹门附近的一家安格斯牛排店里吃了一顿虾、后臀大排等等。
下午三点他打了第一个电话，用的是果园街上一个公用电话亭。
接电话的是一位妇女，他马上就听出是谁，顿时预感到可能会有麻烦。
“我能同盖伊说话吗？”
“对不起，盖伊不在家，我可以传个话……嗨，是布赖恩吗？”
“对，是布赖恩。他要很久才回家吗？我是说盖伊。”
“不知道，布赖恩。这一阵你躲到哪里去了？”
“海伦，我需要和他谈话，这事……”
“他到英国广播公司去了，和工作有关。去看一位制片商，说是可能用他。事情紧急吗？”
“是，非常紧急。”
雷科暗自咒骂。如果盖伊到英国广播公司去了，天晓得他什么时候能够回来。这家公司常常用像盖伊这样的自由摄影师拍摄海外记录片或当作戏剧片的替补班子。他们可以一个电话使你两个钟头以后就到了国家的另一头。
雷科于是再次告诉海伦，这事非常非常紧急。“告诉他‘拉撒路’。”这是一个同在英国招募的人约好的启动信号。“我们明天就得走。告诉他我来过电话。海伦，千万告诉他。”
“‘拉撒路’？真的吗？”她的声音变得急促起来。我的上帝，应当不告诉海伦的。他对斯捷帕科夫说过，这个女人可能是个薄弱环节。多嘴多舌，他这样说她，意思是她靠不住。斯捷帕科夫说那是“正义天平”的事了。
“他能给你打电话吗？他一回来我就叫他给你打。”她显然颇为兴奋，因为知道她的丈夫参加了争取共产主义新自由的事业。看来她认为“拉撒路”
也包括她。
“不行，我得出去，”他赶快说，“其实我现在就在外面。不过这事确实紧急，叫他留在家里守电话，明白吗？”
“我沿着牛津街走，向左转，一直向玛利勒本大街走去，”他对俄罗斯森林下面密室里沉默而略带狐疑的听众说。“他们懂行，”斯捷帕科夫曾这样指示他，“不必细解释。他们要知道你是否万无一失。这些人喜欢照规矩办事，都是冷战老手了。你平时讲课用的夸张手法对他们没用。而且不要吹牛，弗拉基，明白吗？”
所以他脑子里想的什么，他一点儿都没有说。没有说他因为来了英国却只能呆在伦敦而感到惋惜。雷科大半辈子学习、研究和教英文。他喜爱乔叟、莎士比亚、狄更斯、司各特，以及诗人华兹华斯和雪莱。他同他们呼吸与共。
他甚至还把他对雪莱的爱给长得像小丑的斯捷帕科夫灌输了一些。在英国他想去参观一些图书馆和古迹。他想乘火车去埃文河畔的斯特拉特福看看莎士比亚曾经见过的景色。他在英国期间脑子里总是在想着这些伟大的作家和诗人。可是这些他一点儿也没有对他们说。
雷科步行到玛丽勒本大街，在那里又用了另外一个公用电话打给乔治。
乔治在家，说：“是，是，当然。我原以为这一天永远不会来了。我们什么时候动身？”
“我一找到盖伊就走。”
“那我留在家里，你安排好了就马上告诉我。”
“今天夜里我会给你打电话。”
雷科步行回到牛津街，叫了一辆出租车，在希尔顿下车。他没有发现跟踪他的人，但他知道一定有人。他指望这些人去对付“正义天平”派来监视他的人，可是一直不见有人跟踪的迹象。斯捷帕科夫的人已经几乎能够预测这位教授的行为了。他既然没有发出“任务完成”的信号，那么他们多半已经在柯曾街谢泼德市场地区等着他。“我一直前进又折返，”他对密室里的人说，“我在橱窗前逗留，没有发现任何跟踪。我甚至还在塞尔弗里奇百货商店里花了半小时。人们在退回不合格品，或者有缺损的商品。我看到不少妇女在退内衣，”他窃笑一声，像个中学生，“然后我又检查了一遍街上。”
在叙述中，这位教授的确是尽可能地诚实，不过他对下面一个半小时只干巴巴地用一句话搪塞了过去：“我同一个妓女在一起打发时光。”
斯捷帕科夫对此嗤之以鼻，因为他太了解弗拉基米尔·雷科怎样同妓女们打发时光了。每次他出国，总是用“正义天平”的钱干这个事。他最喜欢的是一个有着硕大乳房的高个子黑女郎，她公然在谢泼德市场地区活动，根本不管法律禁止妓女在街上拉客这回事。斯捷帕科夫对她很了解，包括人们怎样叫她“黑眼睛”以及她怎样专长于帮助像雷科这样的人实现他们的癖好。
斯捷帕科夫手下的人甚至还曾经窃听过她在柯曾街附近的公寓，听她说她的一位顾客怎样在地上爬，让她用橘子去打；他甚至还自己带着橘子来，她则提供他坚持要穿的古怪的皮内衣。斯捷帕科夫认为这是对橘子的一种浪费，他认为雷科的性癖好比较让人容易理解。他在莫斯科就地就可以向弗拉基提供有鞭子和镣铐的“燕子”。
那个寒冷的晚上，6 点种，教授已经回到了牛津街，再次打电话给盖伊，用的是又一个公用电话亭。这一次摄影师在家，听到消息很高兴。他们相约次日下午在盖特威克机场碰面。
“我们要到哪里去？”盖伊问。
“很快你就知道了。明天，三点钟。”
教授把以后的几个小时掩饰过去，直接跳到了次日下午。“这时出现了麻烦。海伦同那两个男人一起出现，他们都坚持要带她一道走。可我没有她的证件，没有签证，什么也没有。”
这是个实实在在的麻烦。他得到的指示很明确：把摄影师和音响师带来。
现在这两个人说，没有老搭档海伦，他们就不走，他们说她是小组的一分子。
于是雷科只好取消行期，回到伦敦去打紧急电话给瑞典。
次日上午10 点，斯德哥尔摩给他发来了一个特快专递邮包，直接送到旅馆。这些人的效率真是非常高。他想他们一定为每一个招募到的人都准备好了证件，因为邮包里有给海伦的签证和文件。
“你们必须明白，‘正义天平’从英国或其它地方招募来的人都要使用他们自己的有效护照，他们只提供签证和其它文件。我很担心被人监视，因为他们看来样样都非常严密，样样都知道，所以我下一步赶紧行动。”
他再次打电话给瑞典，说他正准备回到目的地赫尔辛基。他已命小组随后就来。他们在盖特威克碰面，他把机票给了他们。计划全都另行安排好了，当然也是用的公用电话。
当天夜里他直接从希思罗乘芬兰航空公司的飞机飞往赫尔辛基。斯捷帕科夫的人在范泰阿接他。“最微妙的部分就要开始了。如果我们成功了，离突破‘正义天平’的核心就不远了。”
以迪特尔·弗罗布名义住进赫斯帕里亚饭店的人并非雷科，而是斯捷帕科夫手下一名可靠的特工，前第一总局的外勤，长的同教授很像。他们详细地向他介绍了情况，他——在密室里大家只简单地叫他德夫——向瑞典方面打了紧急电话，说他们有事耽误了，说鸽子们一开始飞行就会告诉他们。
“起初瑞典方面似乎很平静地接受了这消息。”雷科稍微伸直一下身子，偶尔还来回走几步，一面继续叙述他小小的冒险经历。“两天以前他们开始着急了。”
“我们需要那些鸽子，现在就需要！”口气很硬，很威严。
“这不是我的错，”德夫告诉他们，一面加油添醋地叫苦，“我已给他们下了命令。这是内部的事，请耐心。”
“窗口有限，”意思是计划很紧，机会难得。
德夫称之为鸽子的两男一女，其实早已走了。
他们走下来自伦敦的芬航飞机，雷科在等他们。外面有一辆车，他说，还带他们拿行李。“我们要短时间地坐一段直升飞机，”他说。
“从来没有坐过直升机哩！”海伦比别人都高兴，上了汽车后几乎像个小孩。汽车送他们到范塔机场远端一个角落里的私人飞行区。
这是一架大型的军用米－26 型直升机，机上涂有苏联民航的标志。芬兰人看惯了苏联民航不规则地飞进飞出，只要给他们飞行计划，他们就给予充分的合作。
“他们什么也没有怀疑，”雷科指的是那些鸽子，露出一丝满意的笑容。
“不到三个钟头我们就到了这里，确切地说到了离这里几英里的地方。”他尊敬地转向斯捷帕科夫。斯捷帕科夫叫他到一边去，就像赶走一只飞虫似的。
“邦德上校，纽曼先生，现在你们将成为盖伊和乔治。尼娜扮作英国女孩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她有一半苏格兰血统。我用的词对吗？”邦德点点头。
斯捷帕科夫笑道，“有时我的英语不大对。”
担心、上当的危险，还有一连串问题已在向邦德的脑海袭来。
“‘正义天平’已经指示他们今夜7 点半到达加里宁大街‘书之家’书店，你们三个人都进去，买一本《罪与罚》，稍等一会儿就出来。如果没有接上头，备用的地点是阿尔巴特餐厅，9 点钟。我们会一直跟踪你们。现在我手头有足够的力量可以确保知道你们的下落，不管他们把你们带到什么地方去。现在，”他向后一靠，逐个地看着他们，“你们一定有不少问题。而且你们还要花点时间熟悉尼娜。我们还要讨论这类行动照规矩少不了的信号、代码和伪装。在你们7 点半进入‘正义天平’最机密的核心之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有问题吗？”
詹姆斯·邦德想提出他第一个担心的问题时，就知道一切都已经替他们决定好了。
“如果你们把我们跟丢了，怎么办？”他要使斯捷帕科夫知道他对情况太少不满意，要这个俄国人感觉到他的焦虑，哪怕只是为了使这个人知道顾忌，愿意停下来三思而后行也好。他重复一遍，“如果你们把我们跟丢了，怎么办？”
“那你就——英国人俗话怎么说？你们就任人摆布了。这个话是这么说的吗？”
邦德点点头说：“我对此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值得高兴。我们的两位法国朋友怎么办？”
“是啊，怎么办呢？”斯捷帕科夫的小丑似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这时纳特科维茨说话了。他靠着椅背，懒洋洋地似乎无动于衷。“在我们同意接受之前，你能否告诉我们你自己对形势作何估计？‘正义天平’的目的总的来说是什么？他们想做什么？”
长长的静默。邦德在此期间一直数到了10。
“是的，”斯捷帕科夫的声音几乎低到了耳语的程度。“‘丹尼尔行动’可能是个线索。我想‘正义天平’打算进行一项现代恐怖分子称之为震憾世界的举动。我想你、邦德上校和尼娜将会处在这一举动的浪尖上。他们也并非没有可能已经准确地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如果其实是他们在牵着我们的鼻子走，我也不会觉得意外。我这样说回答了你的问题没有？彼特·纳特科维茨先生？请让我们别叫这已用不着的‘纽曼’了吧！”
10团队的女儿
他们沿着苏沃洛夫大道外面很滑的小路来到加里宁大街时，天开始下起雪来。银元大小的雪片在夜空中轻轻飞舞。有些雪片在空中悬着一动不动，因为几乎没有一点儿风。几分钟过后，雪开始下得大起来。车辆行驶的速度很慢，穿得很厚的人们沿着人行道步履艰难地走着；灯火通明的橱窗上映出包得不好的包裹的轮廓。这种景象在圣诞卡上都能够看到。
雷科开着车。他说雪不会下很久。“暴风雪到这会儿就要过去了。天气会变得暖和一些，因此到夜深之前可能不会再结冰。暴风雪一去，城市立刻恢复正常。”
坚硬而混着脏泥的雪填满了街沟，楼前楼后也堆得满满的，人行道只有三分之二是干净的。
詹姆斯·邦德坐在开足油门的老式吉尔车后面，开始思考当天的事情。
自从他们离开乡村别墅以后，他一直在思考他所见所闻的每一件事，他的大脑不停打转，像虫子似的营营作响，试图抓住一个事实，弄明真相。挡风玻璃上的刮水器缓慢地抹去了连绵不断的积雪，而窗户里面却开始起水汽了。
雷科用他那只空着的手抹了一下玻璃，往窗外望了一会儿。前方的道路一片萧索，没有一丁点儿浪漫色彩。对邦德来说，件件事都是一片渺茫。他弄不明白他和纳特科维茨卷入的这场行动有什么意义。他无论从什么角度看，都认为这场行动无形无状又无逻辑。
当斯捷帕科夫揭露纳特科维茨是以色列人而且是摩萨德军官时，彼特只是往后坐了坐而且朝他笑了笑，他的脸看上去更像英国酒馆里乡村绅士的脸。
尼基已经行动，他堵住了门，他的黑脸上露出恐吓人的神色。亚历克斯从他一直靠着的墙边挪开了身子。亨利·朗帕低头望着他的鞋子，好像因为不光亮而不高兴。可爱的斯蒂芬妮·阿黛蕾好像摆好姿势在让人拍一张富有魅力的照片，她的头仰着，一只戴着首饰的手托在下巴下。而尼娜·比比科娃坐着一动不动，一双黑眼睛盯着鲍里斯·斯捷帕科夫。
“喂，鲍里，我一向都是很尊敬克格勃的。是什么使你认为我是摩萨德成员？是不是因为我的真名叫纳特科维茨？”
斯捷帕科夫大笑起来。“彼特·纳特科维茨，那是因为在摩萨德执行的许多行动中都留下了你的足迹，其中一些是反对克格勃的。我知道你。我有你的档案材料。你在摩萨德很出名，像邦德在英国情报局一样。得啦，我们知道你是谁，我也不想为这事作难。如果以色列人愿意跟英国人携手共枕，那不关我的事。我的事就是揭开‘正义天平’的盖子，弄清它的行动动机是什么。我向英国秘密情报局要两名特工。我现在发现实际上需要三名，两名男的和一名女的，不过我们可以提供这名女的。如果英国秘密情报局派来一名自己的军官和一名摩萨德特工，我也不会介意。那倒是名符其实的三家店，一名来自英国秘密情报局，一名来自摩萨德，一名来自克格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