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俄国姑娘用眼睛吞食着他的身体，“不知道，盖伊。不管在哪里，反正我们很舒服。他们说有件事要我们去做，我看这就是要我们做事的地方。”她的手伸向他的腰腹部，开始行动，她的手指似乎驾轻就熟，经验丰富。
有人敲门，他们立即拉开距离，就好像是自觉有罪的情人似的。又敲了两下，邦德答应着，跳下床来，四处寻找可遮身之物。他们的背包并排放在一只较舒适的椅子上，仍然紧紧系着，似乎没人动过，更没有人察看里头的东西。然后他看见在床脚下长凳上有两件长浴衣。
“请稍等，”他喊道，把一件扔给尼娜盖住身体，自己裹上另一件。在门口他又停下问，“是谁？”
“早餐。”一个男人的声音，带有口音，说不出是西班牙、意大利还是法国。
邦德很纳闷，前一天晚上是他们中的哪一个挂上的安全链，门上的木头很光滑，就同尼娜的皮肤一样。他先用手心，后用手背摸摸门，取下链条，打开房门。
进来的人和欧洲任何一家大饭店里的人没什么两样，黑裤，白上衣，皮肤黝黑，满脸微笑，推着一辆大型服务车。
“希望你们睡了个好觉，先生，夫人。早饭放在哪里？在窗前吗？”
“好，谢谢。”邦德原想他会拿出一张纸要求签名，可是这侍者只是打开小车，摆好各样东西的位置，然后从一端下面的保温箱里取出盖好的盘子来，开始背诵菜单：“有腌肉、鸡蛋、土豆煎饼、西红柿、水果汁、面包卷、炸面包片、蜜饯、咖啡。您看行吗？”然后，似乎忽然想起：“算在本饭店帐上，全都在本饭店帐上。”
邦德略微退后了一步。早饭是一天中最好的一餐了，不过他通常不吃鸡蛋和腌肉。“很好，”他谎称，“漂亮！可我们在什么地方？”
“啊！”侍者报以一个和霭的微笑，“先生，您在一座大楼里，我们叫它正义饭店。我奉命告诉你，有人会向您说明的。”他停下来望一下手表，“时间很多，现在只有8 点半。您的向导将在10 点半来，有足够的时间对吗？”
“很充分，谢谢你。”他还能说什么？本能告诉他要举止正常，就像这是天天发生的事那样。侍者鞠躬退出的时候，邦德问：“这座房子，还没有完工吧？”
侍者笑了笑，摇摇头：“还没有，先生。不久就会完工的。这房子造得不错，就是时间太紧，他们说最后这房子将会非常漂亮。”
“漂亮的正义饭店，”邦德嘟哝着，一面掀开盘盖察看安排精美的食品。
“来吧，亲爱的。”他对尼娜一笑。他脑子里隐约觉得自己正在自动地进入摄影师盖伊的角色。不知道在昨夜古怪的旅行期间，他们是否对他的思维能力做了手脚。
他开始吃早饭，一面脑子里进行了一番清理，在每个转折点向自己提出问题。他准确地知道自己是谁，给他的命令是什么；他很清楚地记得斯捷帕科夫的计划和冒充三个伦敦人的事。
“你怎么不说话，盖伊？”她在桌对面亲切地看着他。
邦德摇了摇头，好像要甩去自己的沉思。“海伦，这几天真特别。还是你觉得被人除去知觉送到上帝才知道的地方来，也没有什么不习惯？”
“只要同你在一起，亲爱的，我怎么都行。就像‘赶紧准备，一小时后我们到沙特去……’”
“那只有一次，只有一次我们那么仓促地出行。”
“好吧，”她啜了一口咖啡，然后吃了一口腌肉和鸡蛋。一小点儿蛋黄从下唇溜了出来，沿着下巴往下掉，她不得不很快地用那浆过的白餐布把它擦掉。“好吧，只有一次去沙特……”，又咽了一口。“可是哪个制片人心血来潮，你就得赶到各地去。所以这次我才像母狗一样非要跟着你来。”最后一句的口气好像是在自嘲。
邦德耸了耸肩膀，他心领神会，看来她已经看过据他们所知关在另一处别墅的真盖伊和海伦的录像。
“还记得你忘了告诉我就去了赫布里底群岛的事吗？”
“我记得那是斯凯岛。”
“傻瓜，那是赫布里底。‘亲爱的，明早就回来’，可我傻乎乎地坐在那儿等了三天。”
“你在同我结婚前就知道我是干什么的。爱我，就得爱我的工作。我从来不瞒你什么，我就是不能放弃工作的机会，不能！”
他俩一面继续假装拌嘴，一面消灭着腌肉和鸡蛋，然后是炸面包片和咖啡。尼娜一直像舞伴带人那样引导着他，诅咒着他们在伦敦的生活方式，甚至说他同音响师乔治串通一气。
“我知道你在利物浦同那个黑皮肤小妞跳舞，乔治却替你掩饰，‘他还在工作，准备明早拍摄，和导演一起出去了。’我明白，盖伊……”
“在利物浦没有什么黑皮肤小妞。”
“没有？对了，她根本不是小妞。盖伊，可是我原谅了你，算你运气好。”
最后她站起来，弯下身子揉了揉他的头发，说她打算去洗个淋浴。
“好吧，把你的耳朵洗干净，这样你才听得进事实。”邦德大声说，几分钟之后她在浴室里喊着问他愿意不愿意给她擦背。
他俩光着身子站得很近，彼此为对方擦肥皂。这恐怕是唯一能够隐蔽地谈话之处，只要他们脸朝着冒蒸气的瓷砖，别人就无法进行唇读。当然以前水声足以对付窃听器，可现在先进的仪器可以把水声滤掉，不过如果他们小声地说，就很有可能可以交流少量的信息。
“有什么主意？”他的嘴唇擦着她的耳朵，她则用摇头作掩护，好像在冲洗肥皂沫。
“不知道我们在哪里，不过不会有什么好事。整个这件事有点味道不对。”她把下巴放在他肩上，为此她一直踮着脚尖。
“真的味道不对？”
“整个行动味道不对，鲍里从来没有以诚待你，他也肯定没有把一切告诉我。我的本能告诉我，我们的末日就快到了。从他们把你带进来的时候起，我就这样想。”
他们挡着自己的嘴，动来动去，看来只不过是相爱的人在一起共浴。其实让嘴与耳接触的时候，就可以交谈。说一两句，就换一个姿势，擦肥皂，转过来转过去地冲身体的不同部分。真像一场精心设计的、复杂而古怪的超现实主义芭蕾舞。“你参加过审讯吗？”他问。
“谁的？”
“真正的盖伊和海伦，还有乔治。”“我见都没有见过他们。”
“那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到底是否存在？”“我只知道雷科和鲍里告诉我的那些事。我一直想让你听些录音，他们让我听了一盘录音带。”“像临时通知去沙特那件事？”
“这件事就在录音里。鲍里说他们老是在不停地为他的工作争吵，她嫉妒到近乎歇斯底里的程度，不看着他就不放心，恐怕不是没有道理，所以她才坚持要一起来。这是他说的，鲍里说的。”“你是自告奋勇参加这件工作吗？”“多少有点吧。”
“怎么叫多少有点？”
“是直接得到的命令，不过也还有另外一个原因。”
“是什么？”
她把脸放在水下淋，然后摇摇头，把头挨着他的脸颊。“我想同我的父母在一起。”噢，是这样，他想。现在样样似乎都明白了，就像拼图游戏中的几块，多年来隐藏在他头脑里，现在突然拼在了一块，形成了一幅有含义的图画，起码是这幅图画的一部分。
他从淋浴下出来，裹上毛巾，到背包里取剃须工具。离开乡间别墅的时候他像往常一样采取了预防措施。在最后关上背包之前，他把一条厚裤子的后背袋同一个折痕对齐，再用针线轻轻地缝上，还有两根细线交叉着放在衣服上面。
搜查者相当小心，两根细线几乎同他原先放的一样，不过口袋同折痕离得老远，这不可能是搬动背包时造成的。
他打开一扇装有百页窗的门，挂衣间里用一个塑料衣架挂着他的大衣。
看来发信机和笔记本电脑都没有被发现，它们都被藏得很巧妙。除非你准确知道到帽子和大衣衬里的什么地方去找，否则它们都被大衣厚实的防风料子妥善地掩蔽着。看来也没有人曾经动过那颗藏有微型发射器的扣子，不过他必须假定有人这样动过。好在他没有带武器。斯捷帕科夫坚持不许带武器，他只好满心不情愿地把他的ASP 留在乡间别墅里。
他听见吹风机在浴室里响起来，这家正义饭店确实设备齐全。他一面从背包里取出剃须用具，一面纳闷为什么他们不把木料加工完。时间不够？还是因为这座房子是专门盖的而时间太紧或者计划有变？这问题要留待他们看到这座房子的其它部分之后才能回答。
在去浴室的途中他停在窗边。窗外是阴沉沉的，好像黎明时分，这说明他们所在的纬度很高，因为时间已经是9 点15 分了。从窗口往下看，是一个院子，整齐地种了四棵树。一切都笼罩在雪里。树上有冰柱在晃动。他们在五层楼。围着院子或者花园的另外三面墙看上去一模一样，一排排高大的拱形窗同这一扇一样。一套一套房间一共有7 层。整个结构看来都是用木头精制的，框架粗大，即使在这样暗的光线下他也能看出有些梁上有精细的雕刻。
整个外表使他想起某件事，但眼前又实在想不起是什么事。总之，这所房子似曾相识，使他心神不宁。
只有最下面一层的样子有点变化，那里的窗户高而间距更近，仿佛修道院嵌着玻璃的回廊。高高的拱顶有长长的饰有雕刻的支撑。他能看见窗户里面的灯光，有一群人，大约10 个男人和女人手拿写字板在走廊里边说边走。
一切都很正常，自在而且文明。
他进浴室的时候尼娜正好出来，头发包在毛巾里，她停了一下，抬起头来让他吻，然后伸出两臂抱着他，小声说，“他们告诉我，我们是十分相亲相爱的一对儿。”
20 分钟后邦德从浴室出来，身上仍穿着浴衣，刚刮完胡子，所以脸上隐约有点儿刺疼。
尼娜坐在梳妆台前，只穿了一套新换的内衣，摆弄着自己的头发，忘了他正在门口瞧着她。她不算真正的美人，他心想，可是她的脸可真善变，她的情人要同她相处很久才能准确地判断出她情绪上的重大变化。
现在她拿一长绺头发放近鼻子，“你好，奥伯斯特先生，”她轻轻地说，邦德开始大笑起来。
她站起来张开双臂。“过来，”她说，声音甜蜜得如新娘一样。
他俩紧抱着，然后她引着他来到床前，他把她本来很少的衣服脱掉。那是销魂的一刻，尼娜的双腿环抱着他，一面叫着，要他更用力些，一起奔向高潮。
邦德觉得她有某种自己的原因需要他，也许是为了使她免于阴暗的恐惧，也许是为了支撑她的自信，毕竟她自己说是要“同自己的父母在一起。”
她在达到满足时叫喊了一声，那是一个也许正面对着阴间那最后一块未知之地的人发出的叫喊。
事过之后，两人静默了一会。邦德终于起来，看了看表，发现侍者所说的那位向导即将来到。他又洗了一个澡，穿好衣服，一面还在为从窗口所见的景象而不安，一面梳理着自己的思绪。
他认为最要紧的是弄清这个所谓正义饭店的确切位置，弄清‘正义天平’领导圈内的人是否确实在这里，然后通过直接观察或隐蔽手段弄清他们在这里要干什么，最后带着这些信息逃走，向斯捷帕科夫报警，带着他的人来抓这伙奇怪反常的恐怖分子，也许还要调用他自己情报局的秘密力量。
他站在窗口注视着冰封的花园四周高大的木结构。尼娜来到他身后，同他一样穿着厚牛仔裤，胶底靴，上面是一件厚厚的线织大套头衫，似乎使她个头显得更小了。他穿的是一件他最喜欢的海岛棉厚实翻领套头衫，加上一件细帆布外套，肩上和肘部都有皮块加固。这是他离开伦敦时特意选择的，因为它装有一些特殊的东西，他相信即便是严格的搜查也不会发现的。
“谢谢你，盖伊，”她说，一只手放在他的手臂上。有一瞬间，他心想这可爱的尼娜这样来引诱他——昨夜是在药物影响下，今早是在完全不设防的情况下——是否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原因？反正现在再来担心后果已经晚了。他看着她的眼睛，觉得自己能够看到巨大的悲哀像细小而危险的龙潜伏在她的眼珠后面。
这时响起了敲门声，威严得就像训练队军官的口令一样。
邦德打开房门，发现是彼特·纳特科维茨，精神抖擞地站在一位高个子年轻妇女身旁，她的腿特别长，裹在紧身裤里。金黄色的短发在额前形成一排卷发，他知道这就是昨夜在“书之家”附近把他们塞进汽车里的那三个笑着的姑娘中的一个。
“你好，盖伊，”纳特科维茨脸上堆满了恶作剧似的笑容。他的五短身材，再加一头乱蓬蓬的红发，使他像是一个调皮的少年。他向尼娜点点头，“早安，海伦，这是娜塔莎，她负责照看我们，要带我们去个好地方。”
“我们见过面的，”娜塔莎看上去也像同这个以色列人之间有什么秘密似的，“不过你们恐怕都记不得了，反正乔治没有想起来。”她朝下看着纳特科维茨精神焕发的脸，她的手像羽毛一样轻拂过他的下颌。“我想我们该走了。”这只手向走廊示意，“他们大概在等我们了。在时间问题上克莱夫是纪律严明的。”
他们沿着走廊走，邦德对整个地方竟然能做到一切和普通饭店一模一样，很觉纳闷。有些房门是打开的，可以看见里面有女侍在忙碌。有的房间或套间就像房客刚刚离去。所有的房间都是木制的，光滑但未完工。
在走廊尽头他们来到一排三个电梯口，还有三个人在等，两位老妇人和一位老头，正用流畅的俄语谈话。
“我对里贝卡说过，我毫不怀疑，”一位妇女说，“这个人就是他。有近两年我天天看见他，你想我能忘记吗？他杀了我妹妹，小莎拉就是他杀的，就在泥地里把她打死了，只因为她笑。”泪水涌上了老眼，似乎在满腔仇恨地回顾某个她憎恶的时间和地点。
“我希望能听他说话，”那名男子回答说。他已有些驼背，似乎已不堪重压。“只有听到他的声音我才有把握，他们一定会让我们听他说话的吧？”
“肯定无疑，”另一位妇人说，比她的同伴显得冷静。“你们演的角色很好，你们很努力，这很好。继续扮演角色，始终不要离开，因为摄影机会照你们的脸，人们会用你们的表情、眼睛、口形来衡量事情的真实性。”
“我永远忘不了莎拉，”前一位妇女说。
他们乘电梯下去，一路上没有说话。出了电梯，发现自己进入了一个满是人的大房间，其中多数是老年人，有的已经非常老了。谈话声时高时低，不同语言的嘈杂声不绝于耳。
娜塔莎示意他们随她走。邦德不久就明白自己是沿着木制楼梯井内外表像回廊的那部分走。他努力在脑中画一个平面图，以便弄清自己准确的方向。
经过专注的观察他猜测他们已走过了四面墙中的一面。这时来到了另一间大房间，好像是饭店的门厅。他们面对的不是墙而是两扇巨大的金属门，在两扇大门会合的地方开有一个小门，它旁边有一对灯，一个红，一个绿，绿的亮着，娜塔莎径直走到小门口，请他们进去。
“啊！我衷心地希望这是我们可爱的摄影师来了！是时候了，亲爱的娜塔莎。你同他们一起干什么了？不是人人都知道我们时间很紧吗？比你的小屁股还要紧哩，娜塔莎！”这是一个高个子纤瘦的男人，黑裤，黑衬衣，长发披肩，双手挥舞，好像在弹奏一架空气中的钢琴。他旁边还有三个小一点儿的人，似乎在倾听他的每一个字。邦德觉得他们像经过训练的赛犬，随时准备主人一声令下就飞奔而去。
“那么让我们干起来吧。你是盖伊，我猜，”他的小眼睛透过一副老奶奶眼镜盯着邦德。“瞧，我没猜错吧？我从来不会错。摄影师离我50 步远我就能一眼看出来。那么你，”对纳特科维茨，“一定是音响师了。”他甩过头来，眼睛停在尼娜身上。“可是上帝才知道我们该如何处置这位漂亮的女士。”
“克莱夫，”娜塔莎咕哝了一句，算是介绍。
邦德对这些似乎无休无止的话根本不在听，他在端详进门之后看到的景象。这地方很大，因为头上有巨大的聚光灯，也很热。地板上到处是电缆，尽头处有一个大型布景，可以一眼就看出是一个法庭的复制品，完美无缺。
“现在，盖伊，”克莱夫语调高亢，盛气凌人，“我希望你以前用过Ikegami 牌的设备，否则你对我就毫无用处啦！”
他们站在真正的摄影棚里，几乎同好莱坞大制片厂的摄影棚一模一样。
唯一缺少的是在拍摄电影期间通常挤在摄影棚里的一大堆技师和助手，只有克莱夫和他的三个手下，还有几个各种各样的男男女女——邦德数了数，有六个——在摆弄电缆和照明设备。
克莱夫看出了他的表情，直截了当地说：“是，我知道，亲爱的盖伊，我知道你在想什么。这里的人根本不够拍一部真正的电影。可是现在只能先凑合再弥补，这两方面我都有经验。我们只能用手头有的东西来干。我以上帝的名义，希望你起码在使用摄影机上是个行家。”
“是，”邦德仍在为摄影棚规模之大而吃惊。“我行！你只要告诉我你要什么，我就会完成。”
“啊，”克莱夫手舞足蹈了一小段，两步向前，两步向后。“啊，那么说我们有了一位职业摄影师。如我的老母亲所说，应当为上帝的每一项慈悲感谢上帝。现在恐怕我们可以动手拍这个该死的片子了。”
“它叫什么名字？你有分镜头脚本吗？”邦德问。
“没有，亲爱的，没有脚本。我们得一面进行一面编脚本。片名么，我想我们可以叫它《推销员之死》，不过阿瑟·米勒可能会有点不高兴。让我们来编个名字——毕竞我们就是在编一部片子嘛！让我们叫它《无处逃亡》，因为这差不多刚好概括了整个故事。恐怖，亲爱的人们，就是太恐怖了。”
他朝尼娜的方向近乎狡黠地呶了呶嘴。
“我希望你有一个坚强的脑袋。这个时代的人可不像那些正常的、安逸的人一样。”他停了一下，但只是很快地吸了口气。“这些好人的确很正常、安逸，但人终有一死。巴德会说这就像在与面目狰狞的死神在一起度过黄昏一样有趣。”他叹了口气，眼睛仰视上苍。“天啊！我真想斯特拉特福，”
然后向邦德说，“你知道，那时我与彼得在一起。那孩子现在怎样了，上帝保佑他。找到他了吗？是啊，我们不可能在摇蓝里的时候就有神仙造访我们，是吗？”
在摄影棚的远端，人们开始进来了。即令离门有一段距离，透骨的冷风还是将灯光发出的热气吹得无影无踪。
12无处逃亡
尼格西·梅多斯是对的——也是错的。正像他预计的那样，M 在早晨三点钟给他发来了特急电。他们把他叫醒，他急忙下床到圆形屋去处理。此后，他就很难入睡了。电报里没有预期的叫他回伦敦的调令。相反，要他在斯德哥尔摩的大饭店与M 本人见面。从措辞看，老头昨天要尼格西到那里去吃早饭并且喝酒。
他在下午三、四点钟到了那里。民航局的人像往常一样冷冰冰的。虽然有了“公开性”和“改革”的双重推动，俄国人管理旅店、饭店和国家航空公司的方法很少改变。在他回到大使馆后不久，尼格西就听到一对夫妇在莫斯科饭店里吃饭的故事。空荡荡的饭店往往将他们拒之门外，因为他们不是“一伙人”。要想在民航局订票，他们就会（像尼格西的老爸爸粗鲁地所说那样）“打破沙锅问到底”。
最后，三秘（负责贸易）帮了他的忙（三秘是大使馆的旅游代理人）。
他得到的明确印象是如果他乘英国航空公司，俄国民航局会很高兴，虽然英国航空公司并没有从莫斯科直达斯德哥尔摩的航班。
斯德哥尔摩的大饭店虽大，但不宏伟。不过人人都承认从正面的房间去看运河对面的皇宫，景色是壮观的。人们都不用侍者叫醒他们，因为在换岗时要奏军乐。音乐声越过狭窄的水面，仍旧很响。在天气睛朗时，人们说话必须提高嗓门，才能盖过进行曲的声音。
梅多斯认为他在距豪华的入口处200 米远就看到了M 已在饭店里的征候。英国大使馆的一辆公用车（绅宝9000 型）的车头在停车处向前伸出，这样司机和观察的人都可以看得清入口处。在斯德哥尔摩，除非特殊情况需要，秘密情报局宁愿有一副不加掩饰的外表。因此那张CD 车牌和英国登记证就在向世人宣告大使馆对这儿附近感兴趣。
在门内休息处，到处都是昂贵的、放在玻璃柜里的玩意儿。弯曲雄伟的楼梯，两名特勤科的人装成游客，这反使他们更像警察。尼格西甚至都叫得出其中一个人的名字，但是这两个人的举止完美得体，从不向人点头致意，不露笑容，甚至连眉毛也不抬一下。他想知道这些人到加那利或马德拉或警察度假的其他地方时会干些什么。
在一名戴着直筒帽子的仆人带他去电梯的途中，他看到有个人略微使他不安，这个人，也装扮成普通人的样子。这是一个矮小、结实有力的年轻人，黑皮肤，很自信，眼睛转个不停，一副街头拳击手的样子。他站在靠近电梯门口的地方，仔细看着每一个走近的人。这个人肯定既不是秘密情报局特勤科的人，也不是瑞典的特工人员。他浑身都透露着克格勃的样子，就像在英国海岸边石头上刻的字那样明白无误。情报局雇用的精神病医生根本说不出梅多斯是怎样看出这一点的，但他就是能看得出来，这部分原因是直觉，部分原因是他有长期在莫斯科的经验。他的鼻子嗅一嗅，脑袋里的天线转一下，就得出了答案，这是克格勃的党徒。对尼格西来说，这很令人不安，因为他知道，如果邦德在那里，也会得出同样的答案。在航班上，他开始觉得他对007 的失踪有负罪感。
他们来到他的房间时，电话上的信号灯还在闪烁，但仆人坚持要向他介绍室内的豪华设施，虽然豪华这个词在瑞典的生活方式中完全是侮辱性的。
尼格西想要将这个仆人赶走，他走向他，想将他挤出房间，将钱塞到他手里，给的小费比最多的还多三倍。但这仆人仍然不管不顾，继续他的长篇讲话，赞扬房间的设备、小酒吧柜和美妙的电视系统，这电视除了一般节目外，还可以放映绝妙的成人片，还有三个台可供选择，加上天气预告和CNN 。
费用也都还公道。
他还在讲个不休，一面炫耀他的英语，一面也是遵从饭店的规矩。梅多斯当他的面关上了门，转过身去，扑在床上，抓起那头的电话想得到消息。
“请呼伯纳多特套房好吗？现在接通好吗？请！”
“富兰克林·明特的套房，”比尔·坦纳的声音在他听来是个安慰。
“我是伯特。猎人回来啦。”没有“灰色的鹅今晚飞翔”这种废话。只说伯特就够了，当然，后面是重要的暗语。
“老家伙，尽快上来。”不到4 分钟，尼格西·梅多斯就站在这套著名的房间里了。这房间曾是像吉利、享利·福特第二、理查德·伯顿和伊丽莎白·泰勒这样一些名人的住处。
M 坐在一把舒适的椅子里，手里捧着一杯茶。“尼格西，来点吗？”他的微笑是狡猾的老鳄鱼的微笑。梅多斯谢绝了，并问这地方是否保险。
比尔·坦纳说，“像坟墓一样保险。”于是尼格西告诉他们，在走廊里有克格勃的人。
M 看起来一点儿也不慌张，“是的，我们将主持一个小而非常秘密的会议。”
梅多斯说，“噢。我坐下来打牌时，他们就都笑我。”
M 疲倦地叹了口气，“梅多斯，你总是说笑话。我了解，你丢失了我们最钟爱的人。”
他点着头，内心却很愤怒，“雪、冰、莫斯科之夜。这整个情景。我们以为我们完全掌握着他们的行踪。他们却用他妈的一架大直升机直接飞越我们的头顶将他接走了。”
M 又喝了一口茶。“这茶真的很好，你真的不要喝吗？”
“不喝。”梅多斯说。他这一辈子花了很多时间告诉他妻子，当他说不要食物或茶时，他就是真的不要。她总是在他说不要时强迫他要。
M 似乎在与茶壶讲话，“我们派人到了现场，你真的从他那里听到了可靠的信号吗？”
“你可以在十英里以外就听到这信号。只像通常那样偶尔失去信号。这不是设备的问题。”
“于是你就空手而归了，梅多斯。”
这又促使他回忆起另外一件事。他父亲看了格雷厄姆·格林一本书中的一行话后在发笑（他记不得是哪一本书了）。书中一个私人侦探所的头头对他无所收获的侦探说的几乎就是同样的一句话，“这次你又空手而归了。”
“你如果指的是他们逃得太快，我追不上，那倒是真的。我不可能乘着伏尔加汽车飞到天上去。当时又在下雪。我负的责任又有限。”
“他们是太快了。”M 微笑着，表示他是和他的下级说笑话。“这不是你的错，尼格西。”
“是啊，这不是我的错，但也不使我轻松。”
“当然不轻松。请坐下，详细对我们讲讲经过，我想了解细节。”
他从头到尾讲了一遍，从威尔逊·夏普收到邦德的快速电报起，一直到事情结束。他们在桌上放了一本用螺旋丝装订的莫斯科与郊区地图，让他指出跟踪的每一个地点，M 不断地插问。他说他要了解细节，他问得很细——附近有什么其他的汽车，梅多斯驾车跟踪的方式等。
M 嘟哝着说，“俄国内务部的监视车，你知道他们的车号吗？”
梅多斯想也没有想就朗朗说出了车牌号，这使他自己也吃惊。这类事是一个好的外勤人员的第二天性。在秘密情报局预备学校受训时，他们花了许多小时做一种类似游戏的训练——放了多样物品的盘子打开一分钟，然后要学员列出盘子上各物品的清单。在他们实习时，他们学习记忆法帮助记忆力，像鹦鹦一样将车牌照与电话号码记住。
M 用手指在尼格西与保镖戴夫·弗莱彻驾车经过的街道上划圈。“你们已很靠近莫斯科国立大学了。我指的是城里的附属建筑，不是在列宁山上的主建筑群。”“是，距离不到一个街区。”
“没有什么麻烦事？没有特别的事？有没有车走的样子比较古怪？”
“所有人都开得很慢。有时雪下得很大。”“你没有看到一辆旧的吉尔车？”M 反复说出一个牌照号码，梅多斯摇了摇头。
“你当时距一起凶杀案现场已非常近了。你离开莫斯科以前没有听一起到谋杀案吗？”“我没有听说。在莫斯科经常有谋杀案。每晚都有。莫斯科愈来愈像华盛顿了。”
M 哼了一声。
“有什么特殊的事吗？”尼格西问。
“那所大学的一名英语教授的半个脸被炸飞了。他是坐在停着的汽车上的。是一个姓雷科的人。如果我记得对的话，他的名字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很可能他是开车将他们送进城来接头的司机。‘正义天平’还干了另一件事。”
“他们似乎在履行他们的诺言。”
“这是同一伙人干的两个案子。有一名外交政策顾问和他的妻子在别墅中被人勒死了。那天他休假。”
“这是一种什么样的度假方式啊。”梅多斯总是不由自主地顺口说一些不恰当的评论。M 对他皱了皱眉头，他的脸一副怪相，就像吃了一口腐败的鱼似的。“他们用那女的唇膏在镜子上写了‘正义天平’四字。我谴责那些为引起轰动效应而拍摄的系列杀人片。”他面向比尔·坦纳说，“我认为应该叫鲍里上来了。要他明白，我们要他等在那里，并没有不可告人的动机。
我不想使他认为我们是对他进行心理战。”
当坦纳出去时，M 告诉梅多斯他们要见的是什么人。他详细介绍说，“他叫鲍里斯·伊万诺维奇·斯捷帕科夫，是俄国反恐怖部门的负责人。像往常一样，他这种人是不受法律管辖的。他只向最高层领导人报告。他与克格勃其他部门没有往来。他的档案不在总部的大型计算机里。就是这个人来向我们请求帮助的，我对他有百分之八十的信任。”
梅多斯问，“还有百分之二十呢？”
“我们必须留有怀疑的余地。如果没有未知因素，就不需要我们了，会计师都能干我们的工作了。”
“我有时认为会计师已接管了这个世界了。”
M 回答说，“可能是的。”这时，比尔·坦纳回来了，带来一个高高个子，脸长长的，像个小丑，不停地把额头一绺金色头发向后拂。
鲍里斯从委琐的、皱巴巴的衣服口袋里拿出一包万宝路香烟，问道，“介意我抽烟吗？”说着，用齐波牌打火机点着了烟。打火机的一面有金红两色的克格勃剑和盾的装饰。斯捷帕科夫将它抛向空中，又接住，笑着说，“一位朋友从洛杉矶带来的。我们买不到这样的东西，在新俄罗斯也不行。但这装饰不对。我们已将剑取消了。”
“是啊，但是会取消多久呢？”M 问道。
斯捷帕科夫耸耸肩说，“谁知道呢？历史教导我们说，人基本上是精神病患者。人不会汲取教训，这就是为什么历史总是周而复始。有一天，剑会回来的。”
他不愿在旅馆房间里谈话，他们也理解这一点，因为这不符合他所受的训练，于是他们到外面，沿着饭店前面的码头走。M 的人在一定距离外围着他们，而斯捷帕科夫的两个人——一个像街头拳击手，另一个和他不相上下——则靠他们很近，不过也听不到他们说话。
斯捷帕科夫说，“我们也试图跟踪他们。我们有汽车和两个监视小组跟踪你们”，说时向尼格西·梅多斯点了点头。“直升机很大，马力很强，是军用米12 型新型直升机。北约称之为“导航台”。它的航程近700 公里。他们很有效率，甚至把开车送你们的特工人员进莫斯科的人也除掉了。”
“我们的人，还有你的人，鲍里，”M 低下他的头，这时正有一股冷风沿码头吹来。“你们也渗入到这次行动中来了。”
斯捷帕科夫点了点头继续说，“雷科在把人放下后半小时内就被谋杀了，这说明‘正义天平’有可靠的内部消息。而且显然，他们的联系人已打入到军队，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像我一直担心的那样，打入到克格勃内部去了。可能也打入了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但我还掌握一些大牌。有一个人，我的一个人，潜入军事空中交通管制中心工作。我想我们有‘导航台’的飞行计划。
因此，我想我们知道他们现在哪里。”
“离开俄罗斯了吗？是离此不远的一个地方吗？在一个斯堪的纳维亚国家？”
斯捷帕科夫摇了摇头。“不，他们在俄罗斯。只是在边境。在靠近芬兰边境的森林里。在北极圈里。”
他将确切的地址告诉了他们。他继续说，两年前，红军在北极圈有森林掩护处开始修建一座豪华旅馆。这是为了在严酷寒冷条件下受训的特种部队军官们。“但是，从来没有完工，这种花了很大一笔费用又取消了的工程有许多。许多人被派到这里来工作。军队称之为‘失去的地平线’。苏联国际旅行社并不想要它，但还是给了他们。他们什么也没有做。工作人员住在那里，但并没有开业。莫斯科电影厂要求用它拍一部电影，用飞机送去了许多技术人员。有少数人留下了。我估计这些人仍在那里。其中有些人，我认为，是受‘正义天平’控制的。那是个很好的安全屋。我猜想他们把可怜的彭德雷克先生就关在那里。”
“我们能从这里发起救援活动吗？”M 问道，似乎他已经知道答案了。
“我不认为能从任何地方发起救援活动。在开春以前，唯一的办法是用直升机。这地方是孤零零的，看上去像是中世纪的庙宇，但是用木头，而不是用石头建造的。”
“你没有办法吗？”
斯捷帕科夫耸耸肩，把头迎着风，好像要让风将掉在前额上那绺不听话的头发梳好。“除非我能说服我们特种部队的高级军官去——你们是怎么说的，冒一次险？”苏联特种部队是真正的精锐部队。斯捷帕科夫又将头在风中抬了一下，“但他们是由格鲁乌（军事情报局）控制的。”
“你在里面就没有朋友吗？”M 的声音突然变得急切了。斯捷帕科夫摇了摇头。
“我可能从中帮上忙。”这次M 几乎用得意的口气说。
几年以前，詹姆斯·邦德奉命到洛杉矶去杀一个人。在超级大国玩的游戏中，这既非同寻常，又完全不合法。与一般人以为的相反，情报部门是不参予暗杀事宜的，因为这会起反效果。如果你知道某个人是特工，或者是特工网的头，你可以用更高明的办法来消除这个威胁。第一条法则就是与你知道的敌人共处比用暴力除去他再冒一个更狡猾的暗藏的人来接替他的风险要好。
确实，有过一些报复性的暗杀，但这是卑劣下流的做法。是的，中央情报局的官员们曾有一些愚蠢的想法，提出许多可笑的暗杀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办法。但是，总的说来，暗杀不是一个可供选择的办法。
邦德被派去暗杀的人是在伦敦干了几乎10 年的双重间谍。年复一年，他的要价越来越高，他给得少，却要得多。他开始表现出自大狂的各种征候。
最后，当风雨欲来，威胁到他时，他已被一名女子推至绝境。那个在伦敦与他同居的美女离开他，跑到美国洛杉矶去了。他跟了去，做了许多蠢事。
例如偷偷潜入到她住的房子里，在黑夜里将花放在门阶上，深夜打电话给她。
他还打电话给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要求与主管特工人员谈话，并提出有可能对英国的情报界造成很大麻烦的威胁。因此邦德在没有征得美国同意下被派往美国执行任务。
他跟踪这个人，并在好莱坞山区使他的车驶出道外，从而杀了他。他仍然能回忆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汽车翻了几个身，头灯照亮了黑暗，然后撞在石头上，爆炸成一个火球。
第二天黄昏，他设法与这名间谍的女友的新相好不期而遇。这个人的名字是托尼·阿达默斯，一个职业电视新闻摄影记者。他们在一起吃了饭，邦德弄清了这个人和那个女人都没有怀疑在这间谍之死中有什么手脚。他已经知道洛杉矶警方认为这是一起事故。他们就阿达默斯的工作谈了很久。
在谈话中，阿达默斯告诉他，“摄影棚里的摄影师工作不难。这种人必须有好的记忆力，反应快，眼睛好，能很快正确地对焦；听力好能服从导演的命令；身体还要强壮，搬得动架着摄影机的底座。
“作新闻摄影记者的真正技术表现在外场。”阿达默斯说。他当然是外场的工作人员。
邦德对各种专业人员的生活细节极感兴趣。他还知道最好是了解新闻业的各方面，因为新闻记者往往是最可靠的身份掩护。回到英国后，他曾特地去多了解一些电视工作人员、摄影记者及与其共同工作的人员的情况。
现在，在这个大摄影棚里，这些知识就起了作用。第一天，克莱夫指示他们要录下许多人提供的证词，不过被告不会出庭。不久，就看出法庭是一种军事法庭。三名高级军官任法官，检查官与辩护人轮流询问许多证人。
邦德吃惊地看到彼特·纳特科维茨对录音设备竟了如指掌，把装在无声装置上的录音架移来移去，微调好证人说的证词。大部分证词都是用俄语说的，也有一些是通过译员反复询问的。克莱夫说最后的录音是俄语的，但要增加字幕，使得听众能听清非俄语人说的回答。
起初五六个证人都是德国人。每个人都证实不在场的被告是约瑟夫·沃龙佐夫。他们都说，在1941 年，他是武装党卫军特务营的小队长。他们证实，在1941 年9 月29 日，在娘子谷大屠杀时他在场。他们作为士兵也在场。检察官告诉法庭这些人的罪行已获赦免，不会对他们采取行动。他们已免于起诉了。
这些第三帝国的老兵对大屠杀的细节作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叙述。两个人在叙述时痛哭流涕，一个人则昏了过去，不得不用医务兵救活。他们拍的是黑白录像片。克莱夫说这使成片更可信。人们还记得在纽伦堡审判中起诉纳粹领导人时用的是带颗粒的黑白片。在以色列审判阿道夫·希曼时向全世界转播的也主要是黑白片。这是合适的，对心理上的震动会很强烈。
这也是可怖的。邦德注视着纳特科维茨和尼娜·比比科娃，看出，虽然他们知道这都只是表演，都深深受到了感动，对他们所看到和听到的十分厌恶。这是完全令人信服的，你可以听到尖声呼叫，哀求声和枪声。
到下午晚些时候，德国人的“证言”结束了。下来是另一些证人——犹太人。有的很老，有的是中年人，据说他们都在索比堡死亡营中遇到过沃龙佐夫。如果说德国人的证言令人十分痛苦的话，这些新的证言引起人们的是六十分的痛苦。
到那天晚上9 点钟，他们听到的回忆足以使人发疯。这些老人极详尽地描述了在死亡营中每日正常发生的暴行——拷打、棒击、绞杀。在听了头三名证人之后，人们的脑子就因极度厌恶而麻木了。这的确像导演事先警告的那样，无处逃亡。
克莱夫说，还有时间可以再拍一个镜头。一名老妇人，由同样年纪的丈夫搀扶着站到位置上去。他们看上去已精疲力尽、困惑不安，好像他们的生命已在很久以前被剥夺走了。他们用俄语说证词，缓慢地回答所提的问题。
他们是在索比堡相识，并在后来结婚的。
老妇人说，“我们并没有想到能活下来，虽然我们当时很强壮，能成为受信任的俘虏，我们不敢希望经历过死亡营后还能生存。没有人是长期受信任的。沃龙佐夫，就是那里的那个人。”她以颤抖的、衰老的手指指着镜头以外的空无一人的席位。到这时，大家都认为约瑟夫·沃龙佐夫的影子就像真的站在那里一样。
那个老妇人结结巴巴地说，“那个人，沃龙佐夫要你相信，你不会老是受信任的。一天早晨给我们小组派来了两个年轻女孩。我们的工作是令人厌恶的，因为我们必须从尸体上将能回收的珠宝或个人物品捡回来。这两个女孩身体很强壮，20 几岁。她们曾在农场里工作过，但是受不了这项工作。一个开始呕吐，使另一个也呕吐起来。那天早晨沃龙佐夫就站在这堆尸体旁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