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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言

正如《第一次的亲密接触》一样，如果你问我：

这篇十二万字的《檞寄生》是一部什么样的小说？

我会很努力地思考几秒钟，然后回答你：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会写出这样的小说。

我不知道写作这件事对别人的意义是什么，我只知道，

对我而言，那是一种很想说话的欲望。

为了这种欲望，我会在脑海中追逐文字，然后坐在计算机前，

自言自语。

这种写作的欲望，到底从何而来？

我又要很不好意思地告诉你：

我还是不知道。

就像我因为在一个疲惫的雨夜里，喝到一杯温暖的爱尔兰咖啡，

便写了《爱尔兰咖啡》一样，对于《檞寄生》最原始的写作欲望， 也只是因为去年三月间，和一群大学同学在爬山时，偶然看到檞寄生。

那是我第一次看到，也是第一次知道，什么是檞寄生。

我大概花了四个月的时间，写完《檞寄生》。

那阵子，白天写写程序，晚上十点过后，才开始动笔写。

往往今晚所出现的文字内容，并不在昨晚的期待之中。

更别提会为明晚的写作，增添何种变量。

我尽量专心写，因为我并没有太多的时间写作。

我有我的工作，不管这种工作是好是坏，是伟大还是平凡，那都是我的本分。

我总觉得要把份内的事做好，才能考虑其他。

在写作过程中，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不断地回顾过去。

所谓的"过去"，大概是从十二年前的农历大年初二开始。

那时我挂在莒光号的南下列车车厢间，从台北到台南。

于是《檞寄生》的时间背景，就以大年初二为开头。

我已经无法记得，对那时念大二的我而言，在那辆火车上想些什么。

我也记不得，为什么我得在那种团圆的日子，像逃难似的，跳上火车。

我只记得，我想了很多很多。

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我一定没有想过，当初这段际遇，

会成为《檞寄生》的开头。

在我成长过程中，我从未想像我将来可能会提笔写东西。

而我也一直没有写作的习惯。

因为我总是喜欢让所有的东西停留在脑海，不必化为文字。

如果真有时光机器，可以让人回到过去，

那么我很想知道，十二年前看着车外飞过去的电线杆的我，

到底在想些什么？

我只知道，现在坐在计算机前的我，想起国二的事。

我的国文老师是位女老师，姓刘。

"同学们，这堂是作文课，你们开始作文吧。"

她说完后，找了张椅子，坐了下来，开始看书。

"老师，作文题目是什么？"

整间教室沉寂了几分钟后，终于有个同学举手发问。

"你们写自己的文章……"老师笑了笑，"为什么却要我定题目呢？"

"那老师……"那位同学又继续问，

"我们该用什么文体呢？记叙文？论说文？还是抒情文？"

刘老师放下书本，站起身：

"如果以后老师住在台北，你们到台北看我，我一定会很高兴。"

老师又笑了笑：

"你想，我还会在乎你是坐公车来台北？坐火车？还是坐飞机呢？"

"我只想读到你们认真写作的文字，并不在乎你们用何种形式表达。"

老师最后说了这么一句。

过了十几年，我开始认真地写下自己想写的东西，我才知道，老师这句话的意义。

老师，谢谢妳。

如果你最后问我：

《檞寄生》到底在描述一种什么样的爱情？

我会先退开三步(因为我怕你会打我)，

然后告诉你：我不知道。

就像一个疲惫的人，下了班，淋到雨，打开家门时， 心爱的人刚煮完一碗热腾腾的面，然后帮他擦去额头的雨珠。

我可以很仔细地描述那个人、那场雨、那碗面、那条擦去雨水的手帕。

但我就是无法形容那碗面的味道。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台北火车站。"

左脚刚跨入出租车开了四分之一的门，

右脚还没来得及甩掉沾上鞋底的湿泥，我便丢下这一句。

"回娘家吗？"

司机随口问了一句，然后笑了起来。

我也笑了起来。

虽然是大年初二，但我却是单身一人，只有简单的背包。

还有，我是男的。

即使雨下得很大，仍然只能改变我的发型，而不是性别。

我不是高桥留美子笔下的乱马，所以不会因为淋到冷水而变成女生。

"今天真冷。"

"嗯。"

"淋湿了吧？车后有面纸，请用。"

"谢谢。"

"赶着坐火车?quot;

"嗯。"

"回家吗？"

"不。找朋友。"

"一定是很重要的朋友。"

"嗯。"

下了雨的台北，陌生得令人害怕。

看来我虽然在这个城市工作了半年，却从来没有认真生活过。

不知道为什么，我就是无法融入这城市的血液。

台北的脉动也许左右着我的喜怒哀乐，却始终得不到我的灵魂。

我像是吴宫中的西施，身体陪伴着夫差，但心里还是想着范蠡。

隔着车窗，行人像一尾尾游过的鱼，只有动作，没有声音。

好安静啊，仿佛所有的声音都被困在黑洞里。

我知道黑洞能困住所有的物质和能量，甚至是光。

但声音能从黑洞里逃脱吗？高中时有同学问过物理老师这个问题。

"声音？你听过有人在黑洞中叫救命的吗？"

老师说完后陶醉于自己的幽默感中，放声大笑。

也许我现在的脑袋就像黑洞，困住了很多声音，这些声音到处流窜。

包括我的，荃的，还有明菁的。

"165元，新年快乐。"

"喔？……谢谢。新年快乐。"

回过神，付了车钱。

抓起背包，关上车门，像神风特攻队冲向航空母舰般，我冲进车站。

排队买票的人群，把时空带到1949年的上海码头，我在电影上看过。

那是国民党要撤退到台湾时的景象。

我不想浪费时间，到自动售票机买了张月台票，挤进月台。

我没有明确的目标，只有方向。

往南。

月台上的人当然比车站大厅的人少，不过因为空间小，所以更显拥挤。

车站大厅的人通常焦急，月台上的人则只是等待。

而我呢？

我是焦急地等待。

爱因斯坦说的没错，时间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

等待的时间总像是失眠的黑夜一样，无助而漫长。

而该死的火车竟跟台北市的公车一样，你愈急着等待，车子愈晚来。

"下雨时，不要只注意我脸上的水滴，要看到我不变的笑容。"

突然想到荃曾经讲过的话，我的心情顿时轻松不少。

那天下着大雨，她没带雨具跑来找我，湿淋淋地说了这句话。

"帮个忙，我会担心你的。"

"没。我只是忘了带伞，不是故意的。"

"你吃饭时会忘了拿筷子吗？"

"那不一样的。"荃想了一下，拨了一下湿透的头发：

"筷子是为了吃饭而存在，但雨伞却不是为了见你一面而存在。"

荃是这样的，她总是令我担心，我却无法说服她不令我担心。

相对于明菁，荃显得天真，但是她们都是善良的人。

善良则是相对于我而言。

"为什么你总是走在我左手边呢？"

"左边靠近马路，比较危险。"

明菁停下脚步，把我拉近她，笑着说：

"你知道吗？你真的是个善良的人。"

"会吗？还好吧。"

"虽然大部分的人都很善良，但你比他们更善良。"

我一直很想告诉明菁，被一个善良的人称赞善良是件尴尬的事。

就像颜回被孔子称赞博学般地尴尬。

我慢慢将脑袋里的声音释放出来，这样我才能思考。

这并不容易，所有的声音不仅零散而杂乱，而且好像被打碎后再融合。

我得试着在爆炸后的现场，拼凑出每具完整的尸体。

然后我开始意识到我是否正在做一件疯狂的事。

是疯狂吧，我想。

从今天早上打开香烟盒想拿烟出来抽时就开始了。

搞不好从突然想抽烟这件事开始，就已经算是疯狂。

因为我戒烟半年了。

有一次柏森问我这辈子做过最疯狂的事是什么？

我想了半天，只能想出钥匙忘了带所以从10楼阳台翻进窗户开门的事。

"这叫找死，不是疯狂。"

"熬了两天夜准备期末考，考完后马上去捐血。算吗？"

"仍然是找死。"

"骑脚踏车时放开双手，然后做出自由式和蛙式的游泳动作呢？"

"那还是叫找死！"

后来我常用同样的问题问身旁的同事或朋友，他们的答案就精彩多了。

当然也有一面跑马拉松一面抽烟这种找死的答案。

有人甚至告诉我，大选时投票给陈水扁是最疯狂的事。

他是公司里一位快退休的工程师，20年忠贞的国民党员。

他的思想偏右，立场偏右，据说连穿四角内裤时也是把命根子摆右边。

"那为什么你要投给陈水扁呢？"

"如果当你年老时，发现自己从没做过疯狂的事，你不会觉得遗憾吗？"

我也许还不算老，但我已经开始觉得遗憾了。

记得有次柏森在耍白烂，他说：

"你没有过去，因为你的过去根本不曾发生；

你也没有未来，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过去了。

你不可能变老，因为你从未年轻过；

你也不可能年轻，因为你已经老了。"

他说得没错，在某种意义上，我的确就是这么活着。

"你不会死亡，因为你没有生活过。"

那么我究竟是什么？柏森并没有回答我。

像一株檞寄生吧，明菁曾经这么形容我。

终于有火车进站了，是班橘色的莒光号。

我往车尾走去，那是乘客较少的地方。

而且如果火车在平交道发生车祸，车头前几节车厢通常会有事。

因为没看到火车经过，才会闯平交道，于是很容易跟火车头亲密接触。

更不用说拋锚在铁轨上的车辆被火车迎头撞上的事故了。

只可惜，乘客太多了，任何一节车厢都是。

我不忍心跟一群抱着小孩又大包小包的妇女抢着上车。

叹了口气，背上背包，退开三步，安静等待。

火车汽笛声响起，我成了最后一节车厢最后上车的乘客。

我站在车门最下面的阶梯，双手抓住车门内的铁杆，很像滑雪姿势。

砰的一声巨响，火车起动了。

我回过头看一下月台，还有一些上不了车的人和送行的人。

这很容易区别，送行的人会挥舞着右手告别；

上不了车的人动作比较简单，只是竖起右手中指。

念小学时每次坐车出去玩，老师都会叮咛"不要将头手伸出窗外"，

我还记得有个顽皮的同学就问："为什么呢？"

老师说："这样路旁的电线杆会断掉好几根啊！"

说完后自己大笑好几声，好像动物园中突然发情的台湾弥猴。

很奇怪，我通常碰到幽默感不怎么高明的老师。

我那时就开始担心长大后的个性，会不会因为被这种老师教导而扭曲。

火车开始左右摇晃，于是我跟着前后摆动。

如果头和手都不能伸出窗外，那么脚呢？

我突然有股冲动，于是将左脚举起，伸出车外，然后放开左手。

很像在表演滑水特技吧。

柏森，可惜你不能看到。这样可以算疯狂吗？

再把右手放开如何？柏森一定又会说那叫找死。

所谓的疯狂，是不是就是比冲动多一点，比找死少一点呢？

收回左脚，改换右脚。交换了几次，开始觉得无聊。

而且一个五六岁拉着妈妈衣角的小男孩，一直疑惑地看着我。

我可不想做他的坏榜样。

荃常说我有时看起来坏坏的，她会有点怕。

明菁也说我不够沉稳，要试着看起来庄重一点。

她们都希望不要因为我的外在形象，而让别人对我产生误解。

我总觉得背负着某些东西在过日子，那些东西很沉很重。

最沉的，大概是一种叫做期望的东西。通常是别人给的。

然后是道德。

不过在学校时，道德很重，出社会后，道德就变轻了。

它们总是压着我的肩，控制我的心，堵住我的口。

于是我把背包从肩上卸下，用双脚夹在地上。

因为我不希望这时身上再有任何负担。

我从外套左边的口袋掏出烟盒，小心翼翼地拿出一根烟。

站在禁烟标志下方的妇人带点惊慌的眼神看着我。

我朝她摇了摇头。

把这根烟凑近眼前，读着上面的字：

"当这些字都成灰烬，我便在你胸口了。"

因为抽烟，所以寂寞

海蚌未经沙的刺痛

就不能温润出美丽的珍珠

于是我让思念

不断地刺痛我的心

只为了，给亲爱的你

所有美丽的珍珠

火车刚离开板桥，

开始由地下爬升到地面。

读完第二根烟上的字后，我将身体转180度，直接面向车外冷冽的风。

车外的景色不再是黑暗中点缀着金黄色灯光，

而是在北台湾特有的湿冷空气浸润下，带点暗的绿，以及抹上灰的蓝。

吹吹冷风也好，胸口的炽热或许可以降温。

试着弄掉鞋底的泥巴，那是急着到巷口招出租车时，在工地旁沾到的。

我差点滑倒，幸好只是做出类似体操中劈腿的动作。

那使我现在大腿内侧还隐隐作痛。

站在摇晃的阶梯上，稍有不慎，我可能会跟这列火车说Bye-Bye。

从我的角度看，我是静止的；但在上帝的眼里，我跟火车的速度一样。

这是物理学上相对速度的观念。

会不会当我自以为平缓地过日子时，

上帝却认为我是快速地虚掷光阴呢？

这么冷的天，又下着雨，总是会逼人去翻翻脑海里的陈年旧账。

想到无端逝去的日子，以及不曾把握珍惜过的人，

不由得涌上一股深沉的悲哀。

悲哀得令我想跳车。

火车时速每小时超过100公里，如果我掉出车门，

该以多快的速度向前奔跑才不致摔倒呢？

我想是没办法的，我100公尺跑13秒3，换算成时速也不过约27公里。

这时跳车是另一种形式的找死，连留下遗言的机会也没有。

其实我跳过车的，跳上车和跳下车都有。

有次在月台上送荃回家，那天是星期日，人也是很多。

荃会害怕拥挤的感觉，在车厢内紧紧抓住座位的扶手，无助地站着。

她像猫般地弓起身，试着将身体的体积缩小，看我的眼神中暗示着惊慌。

火车起动后，我发誓我看到她眼角的泪，如果我视力是2.0的话。

我只犹豫了两节车厢的时间，然后起跑，加速，跳上火车。

月台上响起的，不是赞美我轻灵身段的掌声，而是管理员的哨子。

跳下车则比较惊险。

那次是因为陪明菁到台北参加考试。

火车起动后她才发现准考证遗留在机车座垫下的置物箱。

我不用视力2.0也能看到她眼睛里焦急自责的泪。

我马上离开座位，赶到车门，吸了一口气，跳下火车。

由于跳车后我奔跑的速度太快，右手还擦撞到月台上的柱子。

又响起哨子声，同一个管理员。

下意识地将双手握紧铁杆，我可不想再听到哨子声。

更何况搞不好是救护车伊喔伊喔的汽笛声。

人生中很多事情要学着放松，但也有很多东西必须要抓紧。

只可惜我对每件事总是不紧不松。

真是令人讨厌的个性啊。

我还没有试着喜欢自己的个性前，就已经开始讨厌了。

今天早上，被这种大过年的还出不了太阳的天气弄得心浮气躁。

思绪像追着自己尾巴的狗，在原地打转。

明明咬不到却又不甘心放弃，于是愈转愈快，愈转愈烦。

刚闪过不如抽根烟吧的念头，脑中马上响起明菁的斥责：

"不是说要戒烟了吗？你的意志真不坚定。"

荃的声音比较温柔，她通常会叹口气：

"你怎么漱口或吃口香糖都没用的。你又偷抽两根烟了吧？"

够了。

我负气地打开抽屉，找寻半年前遗落在在抽屉的那包MILD SEVEN。

点上烟，烟已经因为受潮而带点霉味，我不在乎。

捻熄这根烟时，好像看到白色的残骸中有蓝色的影子。

仔细一看，上面用蓝色细字原子笔写了两个字，第二个字是"谢"。

第一个字已烧去一些，不过仍可辨认为"射"。

合起来应该是"谢谢"。

谢谢什么？难道这是MILD SEVEN公司所制造的第一千万根香烟，

所以要招待我环游世界？

我拿出盒内剩下的十根香烟，发现它们上面都有蓝色的字。

有的只写一行，有的要将整根烟转一圈才能看完。

字迹虽娟秀细小，却很清晰。一笔一画，宛如雕刻。

再努力一点，也许会成为很好的米雕师。

烟上的字句，炙热而火烫，似乎这些烟都已被蓝色的字句点燃。

轻轻捏着烟，手指像被烫伤般地疼痛。

读到第七根烟时，觉得胸口也被点燃。

于是穿上外套，拿起背包，直奔火车站。

我只记得再把烟一根根放回烟盒，下不下雨打不打伞都不重要了。

很后悔为什么当初抽这包烟时，没仔细看看每根烟。

最起码那根写了"谢谢"的烟，我不知道前面写什么。

蓝色的字随着吸气的动作，烧成灰烬，混在尼古丁之中，进入胸口。

而后被呼出，不留痕迹。

只在胸口留下些微痛楚。

也许人生就像抽烟一样，只在点燃时不经意地瞥一眼。

生命的过程在胸口的吐纳中，化成烟圈，消失得无踪影。

不自觉地呼出一口气，像抽烟一样。

因为抽烟，所以寂寞；因为寂寞，所以抽烟。

抽到后来，往往不知道抽的是烟，还是寂寞。

我想我不会再抽烟了，因为我不想又将烟上的深情燃烧殆尽。

在自己喜欢的人所抽的令自己讨厌的烟上，写下不舍和思念。

那是一种什么样的心情呢？

耳际响起当当的声音，火车经过一个平交道。

我向等在栅栏后的人车，比了个胜利的"V"字型手势。

很无聊，我知道。可是面对未知的结果，我需要勇气和运气。

如果人生的旅途中，需要抉择的只是平交道而不是十字路口就好了。

碰到平交道，会有当当的警示声和放下来阻止通行的栅栏，

那么我们就知道该停下脚步。

可是人生却是充斥着各种十字路口。

当十字路口的绿灯开始闪烁时，在这一瞬间，该做出什么决定？

加速通过？或是踩住煞车？

我的脚会踩住煞车，然后停在"越线受罚"的白线上。

而通常此时黄灯才刚亮起。

我大概就是这种人，既没有冲过去的勇气，也会对着黄灯叹息。

如果这是我命中注定的个性，那么我这一生大概会过得谨慎而安全。

但却会缺少冒险刺激的快感。

也就是说，我不会做疯狂的事。

如果这种个性在情场上发挥得淋漓尽致呢？

我像是冬眠的熊

我想你，已经到泛滥的极限

即使在你身边，我依然想着你

搁浅的鲸豚想游回大海，我想你

那么亲爱的你

你想什么？

这是第三根烟上的字。

我卡在这里不上不下的，似乎也是另一种型式的搁浅。

还得在这辆火车上好几个钟头，该想些东西来打发时间。

我该想些什么？

跳车后应以多快速度奔跑的这类无聊事情，我可不想再多想。

那么核四该不该兴建的问题呢？

这种伟大的政治问题，就像是森林里的大黑熊，

如果不小心碰到时，就好的办法就是装死。

装死其实很好用，例如2000年台湾大选时，别人问我投票给谁，我就会死给他看。

从第一根烟开始，我总是专注地阅读上面的文字，然后失神。

荃曾经告诉我，当我沉思时，有时看起来很忧郁。

"可不可以多想点快乐的事情呢？"荃的语气有些不舍。

"我不知道什么样的事情想起来会比较快乐。"

"那么……"荃低下头轻声说，"想我时会快乐吗？"

"嗯。"我笑了笑，"可是你现在就在我身边，我不用想你啊。"

荃也笑了。眼睛闪啊闪的，好像星星。

还是想点别的吧。荃是多么希望我快乐。

明菁也叫我记住，一定要快乐一点。

可是在这列拥挤的火车上，我实在很难想些快乐的事。

自从来台北工作后，脑袋里想的都是工作上会碰到的工程问题，很烦。

每天接触一大堆方程式和数字，我仿佛又回到以前念研究所的日子。

当初为了抒解念书时的烦闷，偶尔会上网写些白烂的文章。

或许现在也可以火车为背景，构思一个故事来打发时间。

故事中的男女主角要命运似的在火车上初次邂逅，然后相爱，是爱到死去活来那种。可是后来发现彼此竟然是同父异母失散多年的兄妹，痛苦之余决定再同坐一次火车，并在火车上放置定时炸弹，打算轰轰烈烈地殉情。炸弹引爆前十秒，火车在平交道撞上一辆黑色奔驰轿车，车内坐的是某位大官(可选择当时民意调查满意度最低的官员)。

谁知道他们坐在第一节车厢，当火车和轿车相撞的瞬间，他们被弹出火车外，在空中三滚翻后掉入附近的溪流，于是没死。那位大官比较倒霉，先被撞死，再被炸死。本来应该追究他们的刑事责任，但由于那位大官和上司对于核四兴建的问题常常吵架，于是获得特赦。

男主角的八字较差，掉入溪流时撞到头部导致失去记忆，女主角天天到医院照顾他，结果爱上了医院的男医师。男主角恢复记忆后，感慨人世间的无常，于是开始写小说，最后成了畅销作家。

嗯，这部小说应该可以打破爱情小说中死亡人数的最高纪录。

真是完美的故事啊，我在心里赞叹着。

我不禁咧开嘴角，吃吃地笑了起来。

"妈……那个人到底在干什么？"

抓住妈妈衣角的小男孩，终于忍不住仰起头轻声地问他妈妈。

我转过头，看见小男孩的右手正指着我。我对着他笑一笑。

"叔叔在想事情。这样问是很没礼貌的哦。"

小男孩的妈妈带着歉意的微笑，朝我点点头。

是个年轻的妈妈，看起来年纪和我差不多，所以被叫叔叔我也只好认了。

我打量着他，是个容易让人想疼爱的小男孩，而且我很羡慕他的好奇心。

从小我就不是个好奇宝宝，所以不会问老师或父母：

"饭明明是白色的，为什么大便会是黄色的？"之类的问题。

我总觉得所有问题的答案，就像伸手跟父母要钱买糖果会挨巴掌；

而要钱买书或原子笔他们就会爽快地答应还会问你够不够那样地单纯。

单纯到不允许你产生怀疑。

这也许是因为小学时看到同学问老师："太阳为什么会从东边出来？"

结果被老师骂说："太阳当然从东边出来，难道从你屁股出来"

从此之后，我便把"太阳从东边出来"当做是不容挑战的真理。

长大后回想，猜测应该是老师那天心情不好的缘故。

至于老师为什么会心情不好，由于他是男老师，

我也不能牵拖是生理期的关系。

可能是因为他心情郁闷吧，因为我的家乡是在台湾西部的滨海小乡村。

大城市里来的人，比较不能适应这里近似放逐的生活。

虽然人家都说住在海边可使一个人心胸开阔，但是日本是岛国啊，日本人多是住在海边，咱们中国人会相信日本人心胸开阔吗？

所以当我说我住在海边时，并没有暗示我心胸开阔的意思。

我只是陈述一个"太阳从东边出来"的事实。

我算是个害羞的孩子，个性较为软弱。

每次老师上完课后都会问："有没有问题？"

我总会低头看着课本，回避老师的目光，像做错事的小孩。

海边小孩喜欢钓鱼，可是我不忍心把鱼钩从鱼嘴里拿出，所以我不钓鱼。

海边小孩擅长游泳，可是我有次在海边玩水时差点灭顶，所以我不游泳。

海边小孩皮肤很黑，可是我无论怎么晒太阳都无法晒黑，所以我皮肤白。

总之，我是个不像海边小孩的海边小孩。

我在海边经历了小学六年、初中三年的求学阶段，心胸一直不曾开阔过。

倒是脏话学了不少。

"干，好久不见了，你死到哪？"这是老朋友之间的问候。

"你娘咧，送我这么好的东西，干。"这是答谢朋友的馈赠。

不管放在句首或句尾，通常都会加个"干"字。

交情愈好，干的愈多。

我没有屈原那种举世皆浊我独清的修养，所以带了一身脏字到城市求学。

直到遇见明菁，我才渐渐地改掉说脏话的习惯。

当然在某些情况下还是会说脏话，比如说踏到狗屎，收到成绩单，或是在电视上看到官员说："我辞职下台又不能解决问题。"

明菁一直温柔而耐心地纠正我的谈吐，偶尔施加一点暴力。

如果没有明菁的话，这篇小说将到处充满着脏字。

也是因为明菁，让我不必害怕跟别人不同。

其实我也没有太与众不同，起码念初二之前，我觉得大家都一样。

直到有一天国文老师把我叫到跟前，告诉我：

"蔡同学，请你解释一下这段话的意思。"

那是我写的一篇作文，里头有一段：

"我跟朋友约好坐八点的火车去看电影，可是时间快到了，他还没来。

我像是正要拉肚子的人徘徊在厕所内有某个人的厕所外面般地焦急。"

我跟老师解释说，我很焦急，就像拉肚子想上厕所，但厕所内有人。

"你会不会觉得用这些字形容'焦急'，太长了些？"老师微笑地说。

我低头想了一下，改成：

"我像是正要拉肚子的人徘徊于有人的厕所外面般地焦急。"

老师好像呼出一口气，试着让自己心情平静。然后再问：

"你会不会觉得用另一种方式形容'焦急'，会比较好？"

我想想也对。突然想起老师曾教过诗经上的句子：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于是我又改成："我拉肚子，想上厕所。厕所有人，于是焦急。"

"啪"的一声，老师拍了桌子，提高音量问：

"你还是不知道哪里出错了吗？"

"是……是不是忘了押韵呢？"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老师倏地站起身，大声责骂：

"笨蛋！形容焦急该用'热锅上的蚂蚁'啊！我没教过吗？"

"热锅上的蚂蚁只是焦急而已……"我因为害怕，不禁小声地说，

"可是……可是我这样的形容还有心情很干的意思。"

"竟然还讲脏话！去跟国语推行员交五块钱罚款！"

老师将被他弄歪的桌子扶正，手指外面，"然后到走廊去罚站！"

从那天开始，国文老师总会特别留意我的作文。

所以我的作文簿上，一直都有密密麻麻的红色毛笔字。

有时红色的字在作文簿上晕开，一滩一滩的，很像吐血。

"光阴像肉包子打狗似的有去无回。"

"外表美丽而内心丑陋的人，仍然是丑陋的。就像即使在厕所外面

插满芳香花朵，厕所还是臭的。"

"慈乌有反哺之恩，羔羊有跪乳之义，动物尚且如此，何况是人。

所以我们要记得孝顺父母，就像上厕所要记得带卫生纸。"

像这些句子，都被改掉。

有次老师甚至气得将作文簿直接从讲台上甩到我面前。

我永远记得作文簿在空中飞行的弧度，像一架正在失速坠落的飞机。

作文簿掉落在地面时，摊开的纸上面有着鲜红字迹：

"蔡同学，如果你再故意写跟别人不一样的句子，你一定会完蛋。"

这些鲜红的字，像诅咒一般，封印住我的心灵。

从那时开始，我心灵的某部分，像冬眠一样地沉睡着。

我不知道是哪部分，我只知道那部分应该和别人不同。

我真的不明白，"肉包子打狗"叫有去无回，光阴也是啊，

为什么这样形容不行？

而形容每个人出生的样子叫"呱呱坠地"，可是我们是人又不是鸭子，怎么会"呱呱"呢？

但是我不敢问，只好说服自己这些东西是"太阳从东边出"的真理。

久而久之，我开始害怕自己跟别人不同的思考模式。

只可惜这些事在老师圈子里传开，于是很多老师上课时都会特别关照我。

常常有事没事便在课堂上叫我站起来回答一些阿里不达的问题。

我好像是一只动物园里的六脚猴子，总是吸引游客们的好奇眼光。

我只好开始学会沉默地傻笑，或是搔搔头表示无辜。

甚至连体育老师也会说：

"来，蔡同学。帮我们示范一下什么叫空中挺腰然后拉竿上篮。"

你娘咧，我又不是乔丹，挺个屁腰，拉个鸟竿！

对不起，明菁。我又讲脏话了，我是俗辣，下次不会再犯了。

因为被莫名其妙地当作怪异的人，所以我也是无可奈何地生活着。

即使想尽办法让自己跟别人一样，大家还是觉得我很奇怪。

我只希望安静地在课堂上听讲，老师们的捉弄却一直没停止。

这种情况可以算是"生欲静而师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吗？

如果我又把这种形容写在作文簿上，恐怕还会再看一次飞机坠落。

幸好我高中念的是所谓的明星高中，老师们关心的只是升学率的高低。

我的成绩始终保持在中上，不算好也不算坏，因此不会被特别注意。

其实如果这时候被特别注意的话，好像也不是坏事。

记得联考前夕，班上一位很有希望考上台大医科的同学患了重感冒，于是忍不住在课堂上咳嗽出声。

老师马上离开讲桌，轻抚着那位同学的背，悲伤的眼里满是哀凄。

还说出你就像是我的孩子，你感冒比我自己感冒还令我痛苦之类的话。

我敢打赌，如果咳嗽的是我，一定会以妨碍上课安宁为由，被赶到走廊去罚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