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四点刚过不久，我从评审团那里脱身，然后偷偷地从后楼梯走到了玢韦德的办公室。玢韦德是一名地方检察官，面容严肃，五官轮廓分明，双颊上还蓄着让女人为之着迷的灰色鬓角。他摆弄着桌上的一支钢笔，对我说：“我想他们是相信你的。他们甚至可能会就今天下午的莎伦命案起诉曼尼·提纳。要真是这样，那你就该好自为之了。”
我捻着一根烟，最后把它叼在嘴上。“别安排任何人在我身边，玢韦德先生。这城里的大街小巷我都熟得很，你的人也没办法跟得那么近，帮不上我什么忙。”
他望向一扇窗户。“你对弗兰克·多尔这个人了解多少？”他问道，眼睛却没有看着我。
“据我所知，他是一名显要的政治掮客，不管你是想在这城里开赌场，开妓院，还是想老老实实地做买卖，都得去找他。”
“没错。”玢韦德语气尖刻地说，并把头转过来面对着我，然后压低了声音，“很多人都没想到，在提纳的身上会发现罪证。按理来说，弗兰克·多尔应该从以莎伦为首的董事会那儿搞到生意。要是干掉莎伦对多尔来说有一丝好处的话，那他就有可能冒这个险。我还听说，他和曼尼·提纳曾经有过交易。换作是我的话，我就会盯着他点儿。”
我咧嘴笑笑，对他说：“我一个人单枪匹马，但弗兰克·多尔的地盘可广着呢。不过，我会尽力而为的。”
玢韦德站了起来，越过桌子伸出一只手，对我说：“我要出城几天，要是这次起诉成功的话，我今晚就走。你好自为之，要是出了什么乱子，就去找我的头号侦查员伯尼·奥斯。”
“当然。”我回答道。
我们握了握手，然后我走出办公室，经过一个满脸倦容的女孩儿。她朝我露出一个疲惫的笑容，一边用手绕着她颈背上一缕蓬松的卷发。四点半刚过，我便回到了自己的办公室。在小会客室的门口，我停下来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我打开门走了进去——当然，里面什么人也没有。
里面有的，只是一张陈旧的红色长沙发，两把不成对的椅子，一小块地毯和一张图书馆的桌子，上面放着几本旧杂志。这间会客室一直开着，好让访客进来坐着等候——我是说，如果我有访客上门，而且他们也愿意等的话。
我穿过会客室，打开门走进我的私人办公室，门上标着“飞利浦·马洛/侦查”几个字。
办公室的桌子远离窗户的那一侧有一把木椅子，卢·哈格就坐在那上面。他手上戴着明黄色的手套，双手握在一根手杖的曲柄上，后脑勺上戴着绿色的男式毡帽，帽檐下露出了非常光滑的黑发，一直垂到颈背上很低的位置。
“嘿，我一直在这儿等着呢。”他懒洋洋地笑着，一边说道。
“卢……嘿，你是怎么进来的？”
“门肯定没锁着，要么就是我刚好有把配对的钥匙。怎么，你很介意吗？”
我走到桌子那边，坐在转椅上，然后把帽子放在桌面，又从烟灰缸里拿起一根斗牛犬烟管，开始往里填烟丝。
“是你的话我就不介意。”我说，“只是之前我还以为，这把锁别人是打不开的呢。”
卢咧开厚厚的红唇笑了笑。他是个很英俊的家伙。他说：“你还在办公吗，还是接下来一个月你都要待在酒店房间里，和一群总部来的伙计喝酒？”
“我还在办公——只要有事可以做的话。”
我点了一袋烟，然后靠在椅背上，注视着他那橄榄色的皮肤和两道笔直而深色的眉毛。
他把手杖放在桌子上，戴着黄色手套的手紧紧地抓着玻璃，两片嘴唇进进出出地嚅动着。
“我这儿有一点事儿可以让你做。也不是什么大事，但我会包下你的车马费的。”
我等着他继续说下去。
“我打算今晚去拉斯奥林达斯耍点小把戏，”他说，“就在卡纳莱斯的地头上。”
“你抽白烟吗？”
“行。我想我就要走运了，并且我想找个身上有枪的人陪我去。”
我从最上层的抽屉里拿出一包新的烟，从桌面上滑过去给他。卢拿了起来，并开始拆开包装。
我问：“什么把戏？”
他把一根烟抽出来一半，就那么盯着它看。他的举止总是有点让我觉得不爽。
“我已经被迫停业一个月了，但在这儿开赌场得交的钱还没赚够。自从我那里被查封之后，总部那些家伙就一直在施加压力。他们光是想到自己要靠那点工资过活，就天天做噩梦。”
我告诉他：“在这里开赌场的代价不比在别的地方高，而且，在这里你只需要把钱都交到一个地方去。这不挺好的嘛。”
卢·哈格把烟戳进嘴里。“是的——弗兰克·多尔，”他怒骂道，“那头肥猪，就知道敲诈勒索，真是个婊子养的！”
我什么也没有说。到了我这把年纪，早就不会对那些你压根动不了一根汗毛的人骂骂咧咧，还觉得这样做很好玩了。我看着卢用我桌上的打火机点着了他的烟。他吐了一口烟，继续说：“这事儿想想也挺搞笑的。卡纳莱斯买通了县治安官办公室里的一些人，从他们那里搞到了一个新的轮盘。我跟卡纳莱斯的一个手下品纳熟得很，他是那批赌桌荷官的头儿。那个轮盘是让他们从我这儿拿走的，它有点小毛病——至于是什么毛病，我可是一清二楚。”
“但卡纳莱斯不知道……这听起来的确像是他会做的事儿。”我说。
卢没有看我，继续说道：“去他那儿的人还不少，他那里有一个舞池，还有一支五人的墨西哥乐队，就为了让赌客放松的。他们中途跳点儿舞，就又会回去再被宰上一盘，而不会骂爹骂娘地从他那儿离开。”
我说：“那你打算干什么？”
“我猜，你会说这是一套方法。”他轻声地说，长睫毛下的一双眼睛看着我。
我把目光从他身上移开，环视着整个房间。房间的地板上铺着锈红色的地毯，一幅广告日历下是五个绿色的档案柜，角落立着一个柱式衣架。房里还有几把胡桃木椅，窗户上装着网眼窗帘。窗帘因为被穿堂风吹得翻飞，边缘已经显得脏兮兮了。一道傍晚的阳光横铺在书桌上，照出了飞扬的灰尘。
“我看是这样的吧，”我说，“你觉得你对这个轮盘一清二楚，所以你就想趁机去捞一把，好气气卡纳莱斯那个家伙。但你又想找个人保护你，而这个人就是我。我觉得，这真是个馊主意。”
“一点也不馊，”卢说，“随便哪个轮盘，转起来都可能有些规律。要是你的确摸清了这个轮盘的话——”
我微笑着耸了耸肩。“行了，我对这个没兴趣。我对轮盘了解得不多。我听着只觉得你是个吸血鬼，急着要捞一把好去花天酒地，但我也有可能是错的。不过——这并不是重点。”
“那什么才是重点？”他细声问道。
“我对当保镖没什么热情——但或许这也不是重点。我猜，你肯定觉得，你这出把戏在我看来是很靠谱的。但要是我不这么想，然后把你丢在那里，搞得你进退两难呢？或者我觉得咱们占了优势，但是卡纳莱斯不这么想，还对我们胡搅蛮缠呢？”
“所以我才说我要找个有枪的人跟我去嘛。”卢面无表情地说道。
我镇静地说：“就算我够本事，能陪你去——以前我可不知道我干得了这种事——那我也有其他要担心的。”
“算了算了，”卢说，“光是听你说什么担心不担心，就够我头疼的了。”
我又笑了，然后看着他那双戴着黄色手套而显得很不安分的手。我慢慢地对他说：“说白了，你是最不可能用这种方式来赚钱的那个人，而我就是最不可能给你做后盾的那个人。”
卢说：“是啊。”他抖了些烟灰在玻璃上，然后又低下头去把它吹掉。接着他像是在开启一个新话题一样，继续说：“葛兰小姐会跟我一起去。她长得挺高，头发还染成了红的，是个十足的美人，以前还当过模特呢。不管去到哪儿，她都是个可人儿，可以帮我引开卡纳莱斯的注意力，以防他总是盯着我。所以我们会成功的。我刚才还以为我早跟你说过了。”
我沉默了一分钟，然后对他说：“你很清楚，我刚刚才在陪审团面前指证了曼尼·提纳。我跟他们说，在亚特·莎伦被打得一身窟窿，推上马路之后，是提纳把身体探出了车子，然后切断了莎伦手腕上的绳子。”
卢冲着我淡淡一笑，说：“那我就让那些受贿的大佬好过点儿。那群家伙，只会在背后操纵，但却从来没有露面。他们说莎伦是个正直的人，把董事会管理得很不错。就这样把他干掉，可真是卑鄙。”
我摇了摇头，表示不想谈论这个。我对他说：“卡纳莱斯时不时都有一堆破事儿。而且他未必看得上什么红发女郎。”
卢慢慢地站起身，然后把手杖从桌上拿了起来，眼睛直盯着黄色手套的一只指尖，一副昏昏欲睡的样子。然后他朝门口走去，边走边甩着那根手杖。
“好吧，我还会来找你的。”他慢吞吞地说道。
我等到他把手搭在了门把上，才开口对他说：“别就这么懊恼地走了，卢。如果你真的需要我的话，我会去拉斯奥林达斯的，但我不会拿你的钱。另外，看在皮特的分儿上，要是没有什么必要，你就当我不存在。”
他轻轻舔了舔嘴唇，没怎么正眼看我地说道：“谢了，小伙子，我会非常小心的。”
然后他走了出去，黄色的手套随之消失在门边。
我动也不动地坐了大概五分钟，然后感到手上的烟管变得十分烫手，于是便把它放下，又看了看手表，然后站起来打开了放在桌子一角的小收音机。电流声停止以后，叮当一响，一阵铃声刚结束，然后一把嗓音说道：“KLI现正为您播报晚间的本地新闻。今天下午，陪审团驳回了针对梅纳德·杰·提纳一案的起诉。提纳是一位著名的市政厅说客，同时也活跃于各种社交场合。这一使得许多他的朋友为之震惊的指控，几乎完全是基于证词的——”
这时我的电话突然响了，一个冷静的女声在我耳边说道：“稍等。玢韦德先生给您打了电话。”
他紧跟着开了口：“起诉已经驳回了。看好那个家伙。”
我告诉他我刚刚在收音机上听到了这个消息。我们谈了一小会儿，然后他说他得赶飞机，便挂了电话。
我重新靠在椅背上听着收音机，但实际上什么也没听进去。我在想，卢·哈格真是个十足的蠢货，但我却改变不了什么。
2
今天是周二，赌场里算是够热闹的了，但没有人在跳舞。到了十点钟左右，那支小小的五人乐队终于感到厌烦，不再胡乱地弹奏那首伦巴，其实压根也没人在听。木琴手放下琴棒，伸手去拿放在椅子底下的酒杯。其他乐队成员则坐在那儿点起了烟，一副百无聊赖的样子。
吧台和乐队都在房间的同一侧。我侧着倚在吧台上，把一小杯放在台面上的龙舌兰酒转来转去。现场的赌局都集中在三张轮盘赌桌的中间那张上进行着。
调酒师站在吧台的那边，也在我旁边的位置靠着。
“那个红头发的姑娘肯定是在大捞特捞了。”他说。
我没有看他，只是点了点头。“她现在下注可是一把一把的，”我说，“数都不用数。”
那个红发女孩儿很高挑，就算隔着她身后的那堆人，我也还能看到她铜一般光洁油亮的红色头发。我还看到在她身边的卢·哈格那颗油光发亮的头。大家好像都是站着在赌钱的。
“您不玩吗？”调酒师问我。
“不在周二玩。我以前曾经在周二的时候遇到过一些麻烦事儿。”
“这样吗？这酒你是想不掺水直接喝，还是要我帮你弄得柔顺点？”
“怎么弄得柔顺点？”我问他，“你还随身带着锉刀吗？”
他于是笑了起来。我又抿了一口酒，然后冲他做了个鬼脸。
“你说，这玩意儿是有人专门发明出来的吗？”
“这个我没有兴趣知道，先生。”
“那边的赌注限额是多少？”
“这个我也不会想知道的。我猜，这要看老板的心情吧。”
在房间里较远的那堵墙旁边，三张赌桌排成了一行，首尾由一排低矮的镀金金属栏杆连着，赌客们都站在栏杆外围。
忽然，正中间的那张赌桌上起了一阵口角，两边两张桌子旁的几个人急忙拿起筹码凑了过去。
接着，只听见一把清晰的嗓音带着一点儿外国口音大声而礼貌地说道：“这位女士，如果您再耐心等等，卡纳莱斯先生很快就到了。”
我走了过去，挤到栏杆旁边。站在我旁边的是两位荷官，两人的头靠得很近，眼睛都斜着望向一边。其中一个手上拿着一把钱耙，慢悠悠地在轮盘旁边一前一后地推来推去。他们正盯着那个红发女郎看。
她穿着一件黑色的高衩晚礼服，露出了白皙而线条优美的肩膀，虽然不算什么绝世美人，倒也有几分姿色。她靠在桌子边上，正对着桌上的轮盘，长长的眼睫毛颤动着。在她面前的桌子上摆着厚厚一叠钱和筹码。
“快忙活起来，转动那个轮盘呀！收钱的时候眼疾手快，出钱的时候就不乐意了？”她机械地喊道，好像这样的话她已经说了好多遍了。
负责的那个赌场荷官冷若冰霜而不带感情地笑了一笑。他长得很高，肤色黝黑，一脸漠然的神情。“我们这一桌没办法偿还您的赌注，”他语气平稳而谨慎地说道，“卡纳莱斯先生，也许——”他耸了耸匀称的双肩。
女孩儿说：“你们这些拿钱不干活的家伙，这可是你们的钱呢。难道你们不想拿回去吗？”
卢·哈格站在她旁边，舔了舔嘴唇，一只手搭在她的手臂上，两眼放光地盯着那叠钱。他轻声说：“等等卡纳莱斯……”
“让卡纳莱斯见鬼去吧！我现在手气正好，我就要这样！”
这时，赌桌尾端的一扇门打开了，一个十分瘦弱、脸色苍白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留着毫无光泽的黑色直发，瘦骨嶙峋的前额高高凸起，双眼暗淡无光，让人无法看透。稀疏的胡须被修剪成两道分明的直线，几乎构成一个直角，这两道胡须从他嘴角往下延伸了足足有一英尺，看上去给他添了一丝东方人的味道。他面如白蜡，看上去光泽湿亮。
他无声无息地走到那两个荷官身后，在中间那张桌子的一个角落停住，然后看了一眼那个红发女孩儿，又伸出两根手指搓了搓胡须的末梢。他的指甲看上去微微发紫。他突然笑了一下，但下一秒看上去却好像他这辈子从来没有笑过一样。他声音低沉，语带嘲讽地说道：“晚上好，葛兰小姐。看来今晚我得派人送你回家了，我可不愿意看到那些钱再进了别人的口袋。”
红发女孩儿面带愠色地看着他说：“我不打算走了，除非你把我扔出去。”
卡纳莱斯说：“不走了？那你想要做什么？”
“把这叠钞票都赌上了——黑鬼！”
原本吵吵嚷嚷的人群突然死一般地寂静，一丝动静都没有。哈格的脸渐渐没了血色，一片惨白。
卡纳莱斯却面无表情。他缓缓地、神情肃穆地抬起了一只手，从他的晚礼服里抽出一个大钱包，然后扔在高个的荷官前面。
“一万美元，”他的声音听上去低沉而沙哑，“这是我一贯的限额。”
那位高个的荷官拿起钱包，打开之后从里面抽出两捆平整挺括的纸钞，快速地翻了一翻，然后把钱包合上，从桌子的边缘递还给了卡纳莱斯。
卡纳莱斯没动身去拿。除了那个荷官之外，谁也没有动。
女孩儿说道：“把钱押在红色那儿。”
荷官俯下身伸到桌子那头，小心翼翼地把她的钱和筹码堆起来，又把她的赌注押在了红色钻石的那一格，然后一只手搭在轮盘的圆弧上。
“要是没人反对的话，”卡纳莱斯谁也没看，兀自说道，“这一局就只有我们俩。”
围观的人都四下张望，但谁也没开口说话。荷官转动了轮盘，左手手腕轻轻一甩，便把球掠进了槽里，然后又在众目睽睽之下把手收了回去，放在桌子的边缘上。
红发女孩儿双眼闪着光，嘴唇慢慢地张开了。
小球沿着槽的边缘转动，往下溜着从其中一颗闪亮的金属钻石旁边滚过，之后又沿着轮盘的侧翼往下滑，然后咔嗒咔嗒地沿着数字旁边的尖齿滚动。突然，随着生硬的“咔嗒”一声，球在00号旁边的红色27号那一格停了下来。最后整个轮盘都停了下来。
荷官拿起了他的耙子，慢慢地把两叠纸钞推过桌面，和女孩下的赌注堆在一起，最后将全部的钞票和筹码都推到下注范围之外的地方。
卡纳莱斯把钱包放回胸前的口袋中，转过身慢慢走到门边，然后走了出去。
我放下了紧钩在栏杆边上的手指，而围观的许多人也都散开，到吧台那儿去了。
3
当卢向我走过来的时候，我正坐在角落里一张铺着花砖的桌子旁摆弄着另外一杯龙舌兰酒。那支小小的乐队又稀稀拉拉地演奏起了一曲刺耳的探戈，舞池中一对舞伴不自然地扭动着。
卢穿着一件米色外套，领子竖起，领子里面是白色的丝巾。他的脸上一副微妙的明快的神情。这一次他戴着白色的猪皮手套，一只手放在桌面上，身子向我凑过来。
“两万两千多美元啊，”他轻声说道，“伙计，这回可赚大发了！”
我说：“够大的一笔钱啊，卢。你开什么车来的？”
“看出什么问题来了吗？”
“你的把戏吗？”我耸耸肩，摆弄着手中的酒杯，“我对轮盘赌不了解，卢……但我倒是觉得，你那婊子的态度大有问题。”
“她不是什么婊子。”卢说道。他的声音中流露出一丝焦急。
“好吧。她让卡纳莱斯看起来像是个百万富翁。你究竟开的是什么车？”
“别克轿车，尼罗绿的，有两盏聚光灯和那些装在车杆上的小防撞灯。”他的声音中依旧透着焦急的情绪。
我说：“在市区里开慢点儿，给我一个机会跟上你们。”
他的手动了动，然后他便走开了。而那位红发女孩儿也已经不见踪影了。我看了看手腕上的手表，当我再抬起头来的时候，卡纳莱斯正站在桌子对面。他那逗趣的胡子上方，一双眼睛死气沉沉地看着我。
“看来你不喜欢我这个地方。”他说。
“正好相反。”
“你来这儿不是为了赌钱的。”他这话听上去更像是在宣布一件事，而不是在问我。
“这难道是强制性的吗？”我语气冷淡地问道。
一丝淡淡的微笑掠过他的脸。他靠在桌子上，微微压低了身子，然后说：“我看，你是个侦探吧，而且是个聪明的侦探。”
“不过是个私家侦探，”我说道，“而且也不怎么聪明。别被我长长的上嘴唇骗了，这只不过是家族遗传。”
卡纳莱斯的手指钩在一把椅子的顶部，然后捏着它。“无论如何，别再到这儿来了。”他语气很温和，甚至有点神情恍惚，“我不喜欢傀儡。”
我把烟从嘴里拿出来，从头到尾扫了一眼，然后才抬起眼来看着他。我说：“我听说前不久有人冒犯你了，但你处理得很漂亮……所以，我们大可不必计较这一次。”
有那么一会儿，他脸上的表情很奇怪。然后他转过身，轻轻摇摆着肩膀无声无息地走了。他走路时脚板挺直，外倾得很厉害。他走路的姿态和他脸上的神态一样，都带着点儿黑人的影子。
我站起身，穿过那扇白色的双开门，进入到一个灯光昏暗的大厅，取回我的帽子和外套，然后重新穿在了身上。接着，我穿过另外一扇双开门，走到一个宽敞的阳台上，阳台顶部的边缘是蔓叶花样的装饰。空气中弥漫着的海雾打湿了屋前那随风摇曳着的蒙特利柏树。地面微微下倾地绵延了很长一段距离，消失在一片黑暗中。迷雾隐藏了大海的踪影。
之前我已经把车停在了房屋另一侧的街道上。我摘下帽子，无声无息地走在长满湿苔藓的车道上，在门廊那儿拐了个弯，然后定定地站住了。
站在我前面的一个男人手里正拿着一把枪，不过他没有看到我。他握着枪的那只手垂在身体一侧，贴着他的大衣，大大的手让那把枪看起来显得特别小。枪管上反射出来的微弱的光好像是从大雾里散发出来的，又像是雾气的一部分。他的身材特别高大，踮着脚尖站在那儿纹丝不动。
我慢慢举起了右手，打开大衣上面的那颗扣子，伸手进去摸出了一把枪管长达6英寸的点38手枪，然后小心翼翼地放进了大衣口袋中。
我面前的那个男人动了动，把左手伸到他的脸的位置，手心里兜着一根烟。他吸了一口，短暂的闪光照亮了他宽厚的下巴，大而黑的鼻孔，以及一个宽大而透着挑衅意味的鼻子——这样一个鼻子，应该属于一个习于战斗的人。
接着，他扔掉了烟，一脚踩了上去。就在这时，从我背后传来一阵急促而轻微的脚步声。我刚想转身，但已经来不及了。
有什么东西嗖地响了一声，我便眼前一黑，晕了过去。
4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感觉全身又湿又冷，头疼欲裂。在我右耳的后方有一处轻微的擦伤，但并没有流血——有人拿着棍子把我敲昏了。
我直起身坐了起来，发现自己离车道有几码远，就在两棵被雾打湿了的树中间。我的鞋后跟还沾了些泥土。显然，有人把我拖离了车道，但并没有拖得很远。
我翻了翻身上的口袋，发现我的枪不见了。当然，这是意料之中的事。不过其他的东西都还在，就是我发现，这事儿可不像之前想得那么有趣了。
我在迷雾中四处打探了一下，但没发现什么东西，也没看见什么人，于是便干脆放弃了，沿着房屋没有门窗的一侧走到了一个地方。这儿看起来像是某条车道的入口，几棵棕榈树排成了一道曲线，入口的上方还有一盏旧式的弧光灯，灯光忽明忽灭，还嘶嘶作响的。刚才我就是把我的车停在了这里。那是一辆1925年产的玛蒙游览车，我一直开到了现在。我坐进车里，用一条毛巾擦了擦座椅，耐心地摆弄了一阵发动了马达，然后合上引擎的阻气门，一路开到一条空旷的大街上。街道中央是已经废弃了的电车轨道。
我从那儿出发，一直开到德卡泽恩路，也就是拉斯奥林达斯的要道。这个现在在卡纳莱斯名下的地方，是德卡泽恩在很久以前建造的，而这条干道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我开了一会儿，路旁便渐渐出现了城镇，房屋，看上去颇为冷清的商店和一个装着夜铃的加油站，最后是一个依旧开着门的杂货店。
一辆花里胡哨的轿车就停在杂货店门口。我把车停在它后面，然后下了车，便看见一个没戴帽子的男人坐在柜台旁边，正跟一个穿着蓝色罩衫的店员在说话。他们似乎完全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迈开步子开始朝店里走去，然后停了下来，又看了一眼那辆花里胡哨的轿车。
这是一辆别克轿车，车子的颜色在白天看起来应该就是尼罗绿的。车身上除了有两盏顶灯，还有两个鸡蛋形状的小琥珀灯，就安在前挡泥板上的镍棒上。驾驶座旁边的车窗是开着的。于是我走回自己的车子那里拿了一个手电筒，又走到别克轿车旁边，探了进去，把车主的驾照翻了过来，然后很快地打开了手电筒，又熄灭了。
驾照上登记的名字是路易斯·安·哈格。
我把手电筒扔掉，然后走进了杂货店。店里的一侧有个酒柜。穿着蓝色罩衫的那位店员卖了一品脱壶的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给我，我把它拿到柜台边，然后打开了。柜台边总共有十个座位，但我直接坐在了那个没戴帽子的男人旁边。他开始从镜子里仔细地打量起我来。
我要了一杯三分之二满的黑咖啡，然后又加了不少威士忌。我把整杯东西喝了下去，然后等了一会儿，让它暖暖我的身体。然后我仔细地瞧了瞧那个没戴帽子的男人。
他大概有28岁的样子，头发稍显稀疏，面色红润，目光相当诚恳，一双手脏兮兮的，看上去不像是在赚大钱的人。他穿着一件有金属扣的灰色马裤呢夹克，裤子和夹克看起来不怎么搭。
我压低声音，随口对他说：“外面那辆车是你的？”
他一动不动地坐在那儿，一张嘴紧紧地抿着，眼神显然无法从我在镜子里的双眼上挪开。
过了一会儿，他说道：“是我的兄弟的。”
我说：“想喝一杯吗？你的兄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了。”
他慢慢点了点头，倒吸了一口气，然后又慢慢地伸出了手，最后终于拿到了酒瓶，往他的咖啡里掺了些酒，便把整杯东西都喝下去了。接着，我又看着他掏出了一包皱巴巴的烟，叼了一根在嘴里，然后拿着一根火柴，在指甲上划了两次，但两次都没有点燃，于是就着柜台点着了，最后底气不足却又故作镇定地猛吸了一口。
我朝他凑过去，语气沉稳地对他说：“这不必非得是什么麻烦事。”
他说：“是……你，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店员悄悄地朝我们凑了过来。我又要了一杯咖啡。他端过来之后我便一直盯着他看，直到他又走开了，背对着我们站在橱窗前面。我在咖啡里掺了些酒，然后喝了一点儿。我看着那个店员的后背，然后说道：“那辆车的主人根本就没有什么兄弟。”
我身边的男人绷直了身体，然后面向着我。“那你觉得这辆车是我偷来的？”
“不是。”
“你觉得这辆车不是我偷来的？”
我对他说：“不。我只是想要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我。”
“你是个侦探？”
“嗯。但这不是在彻底搜查，所以你不用担心。”
他又猛地吸了一口烟，手里拿着汤匙在已经空了的杯子里搅来搅去。
“我可能会因此丢了自己的饭碗的，”他慢吞吞地说道，“但我需要一百美元。我是个出租车司机。”
“我猜到了。”我说。
他看上去一副很吃惊的样子，转过头来盯着我。“再喝一杯，然后咱们继续，”我说，“偷车贼可不会把车停在主干道上，然后还若无其事坐在杂货店里。”
店员从橱窗那儿又走了回来，在我们旁边转来转去，手里拿着一条破布在一个咖啡壶上擦得起劲。店里突然一片沉寂。店员把抹布放下了，然后走到杂货店后头，站在隔板后面，挑衅一般地吹起口哨来。
坐在我身边的男人又倒了些威士忌，喝了下去，然后朝我会意地点点头。“听着——我载了一名乘客出来，本该继续等着他的。然后一个男的开着一辆别克轿车载着一个女的，在我旁边停了下来。那个男的出价一百美元，让我把帽子脱下来给他，然后又开着我的出租车进了城。我得在这儿转悠一个小时，然后开着他的车去唐纳大道上的卡里勇饭店。我可以在那儿取回我的出租车。然后他会把说好的一百块给我。”
“他怎么跟你说他的事儿的？”
“他说他们刚去了一个赌窟，手气还不错，捞了一笔。但他们就怕在半路上被人抢了，因为他们发现赌场里总是有人在监视着的。”
我在他那儿拿了一根烟，然后用手指捋直了。“这么说我倒没什么异议。”我说，“能看下你的牌照吗？”
他把它们递给了我。他的名字叫汤姆·斯内德，是绿顶出租车公司的一名司机。我把我的那瓶酒塞上软木塞，然后利落地塞进了侧口袋，顺手扔了个五角硬币在台面上。
店员走过来，给我换了零头。他几乎好奇得浑身发抖。
“咱们走吧，汤姆，”我在他前面说道，“我们去取回那辆出租车。依我看，你不该继续在这里等了。”
我们走了出去，然后我让他开着别克轿车在前面带路。离开了灯火阑珊的拉斯奥林达斯，我们又穿过了几座海滨小城。城里较小的房子都建在海边的沙滩上，而较大的则建在后山的山坡上。偶尔能看见一扇还亮着灯的窗户。轮胎碾过潮湿的混凝土路面，那声音听上去像是在哼着一首歌。前方别克轿车挡泥板上，小小的琥珀灯在弯曲的镍棒上窥视着我。
在西西马伦我们转到内陆，车子扑哧扑哧地穿过了运河城，然后便开上了圣安格鲁过山道。之后我们又开了几乎一个小时，才到了唐纳大街5640号，也就是卡里勇酒店。这是一幢高大而不规整的建筑，屋顶铺着石板瓦，带有一个地下车库，前院还有一口喷泉，晚上的时候亮着淡绿色的灯光。
编号469的那辆绿顶出租车就停在街对面背光的那边。我看不出来哪里有被射击过的痕迹。汤姆·斯内德在驾驶区找到了他的帽子，然后急不可耐地钻到方向盘前面。
“没我的事儿了吧，我可以走了吗？”他如释重负地尖声说道。
我跟他说我无所谓，然后把我的名片给了他。当他开到拐弯处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点12分了。我坐上别克轿车，然后沿着斜坡往下开进了停车场，把车交给了一个正慢悠悠地给车子除尘的黑人小伙子，便绕了一圈走到酒店大厅。
酒店前台站着个神情严肃的年轻人，正在电话总机的灯光下读着《加州上诉判决》。他说卢现在不在房间里，打从11点他来值班的时候就已经不在了。我跟他争论了几句，说时候不早了，而且我这次来有重要的事儿。最后他终于拨通了卢的房间的电话，但是没人接。
我走了出去，在我自己的车里坐了几分钟，抽了一根烟，又喝了一点儿加拿大俱乐部威士忌。然后我走回酒店里面，进了一个付费电话亭，然后把门关上了。我给每日电讯报拨了电话，要求接通到本地新闻编辑部，找到了一个叫作冯·巴林的人。
我跟他说了我是谁，他听了便在电话那头冲我大喊：“你还在外边转悠呢？想必是有什么情况吧。我还以为曼尼·提纳的朋友这次肯定会把你干掉呢。”
我说：“你闭嘴，听我说。你知道一个叫作卢·哈格的人吗？他是个赌徒，一个月前他的赌场被警方搜查，封掉了。”
冯·巴林说他私下并不认识卢，但知道他是谁。
“你们那家小报社里有谁真的认识他吗？”
他想了一会儿。“这儿有个叫作杰瑞·克洛斯的家伙，”他说，“听说是个夜生活很丰富的人。你想知道些什么？”
“帮我问问，他有可能会去什么地方庆祝。”我说。然后我把事情告诉了他，但没有说得太仔细，我被人打昏以及出租车的部分都被我跳过了。“他没有回旅馆，”我最后说，“我必须得打听到他的消息。”
“好吧，如果你是他的朋友——”
“只是他的朋友——不是他们那一帮人的。”我打断他。
冯·巴林停下来，大吼着让某人去接一通电话，然后贴着话筒轻声地对我说：“快说，伙计，快说。”
“好吧。但我这是在跟你个人说话，可不是在跟你们的报纸谈什么事情。我在卡纳莱斯的赌场外头给人敲昏了，枪也弄丢了。卢和他那个女孩儿在路上把他们的车换成了一辆出租车，然后就消失了。这情况我可不太喜欢。卢还不至于醉到没头没脑，兜里揣着那么多钱就敢在城里转悠。就算他敢，那女孩儿也不会让他这么干的。她这个人实在得很。”
“我看看我能做些什么，”冯·巴林说，“但这事儿听上去是没啥指望的了。我到时给你打电话。”
我怕他不记得我的地址，便告诉他我住在梅里特广场，然后走了出去，重新坐到车里。接着我开车回家，拿热毛巾在头上敷了15分钟，然后换上了睡衣呆坐着。我一边喝着掺了柠檬水的热威士忌，隔一阵儿就给卡里勇酒店打电话。2点半的时候，冯·巴林给我打了电话，说运气太背了，卢没有被逮捕，不在任何接收医院里，也不在杰瑞·克洛斯能够想得到的任何一家俱乐部里。
凌晨3点我给卡里勇酒店打了最后一通电话。然后我便熄灯去睡觉了。
第二天早晨依旧没有任何消息。我试着想找到那个红发女孩儿。电话本上一共有28个人叫作葛兰，其中三个是女的。一个没有接电话，另外两个则更确切地跟我说她们的头发不是红色的，有一个甚至说要让我亲眼看看。
我刮完胡子洗了澡，吃过早餐之后走了三个街区，到了位于山下的秃鹰大厦。
而葛兰小姐就坐在我那间小小的会客室里。
5
我打开另一扇门，她便走了进去，然后坐在卢前一天下午坐过的那把椅子上。我又打开了几扇窗，然后把会客室的外门上了锁，又划了一根火柴，帮她点着了左手中的那根烟。她既没有戴手套，也没有戴戒指。
她穿着衬衣和花格裙子，外头罩着宽松的外套。头上戴着一顶十分贴身的帽子，样式一点儿也不算过时，不至于让人一看就觉得她是个走了霉运的人。但这顶帽子几乎把她的头发全遮起来了。她脸上没有化妆，看起来30岁左右，一脸呆滞而疲惫的神情。
她拿着烟的那只手看上去简直过于稳定了，像时刻警惕着什么一样。我坐了下来，等着她开口。
她盯着我的头上方的那堵墙一直看，什么话也没说。过了一小会儿，我给烟斗填了烟，然后抽了一分钟。接着我便站了起来，走到通向走廊的那扇门前面，把之前从投信口里塞进来的几封信捡了起来。
然后我又在桌子旁边坐了下来，旁若无人地把信逐一扫了一眼，打开其中一封看了两遍。我做这些的时候都没有正眼看她，也没有跟她说话，但依然留意着她。她看上去像是鼓足了勇气，要跟我说什么似的。
最后她终于有动静了。她打开了一个很大的黑色漆皮包，从里面拿出一个鼓鼓的马尼拉纸信封，扯下上面的橡皮筋，两只手捧着那个信封坐在那儿，头斜得老远。那根烟被她叼在嘴角，正冒着灰色的烟。
她慢慢说道：“卢跟我说过，万一我遇上了什么麻烦，就来找你。现在我的麻烦可大了。”
我盯着那个马尼拉纸信封。“卢是我一个很好的朋友，”我说，“我会帮他干任何正当的事儿，以及某些不正当的事儿——比如昨晚。但这不意味着我跟卢总是一伙的。”
她把烟扔到烟灰缸的玻璃碗里头，没有熄灭它。她的眼睛里突然燃起一道黑色的火焰，很快就又熄灭了。
“卢死了。”她的声音里听不出有一丝情感。
我拿着一支铅笔伸了过去，戳在烟点着的那一头，直到它停止冒烟了为止。
她继续说：“卡纳莱斯的几个手下把他打死了——他们拿着一把小手枪，一枪就把他射死了。那把枪看起来很像我的那把。我之后找的时候就找不到我自己的那把了。一整个晚上我都待在他的尸体旁边……我没有别的选择。”
她突然晕了过去，眼珠往上一翻，便一头磕在桌子上，然后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那个马尼拉纸信封就掉在她松开了的手前面。
我急忙拉开了一个抽屉，拿出酒和杯子，没有掺水直接倒了一点，然后拿着杯子走到桌子那边，把她扶到椅子上。接着，我用力地把杯口凑在她的嘴边——用力到足以弄疼她。她挣扎了几下，然后吞了下去。有些酒顺着她的下巴流了下来，但双眼总算恢复生气了。
我把那杯威士忌摆在她面前，又重新坐下了。信封的口盖张得老开，我看到里面放着钞票——一捆一捆的钞票。
接着，她开始用一种恍惚的口吻跟我说起话来。
“我们在兑钱的人那里都换成了大钞，但还是塞了鼓鼓的一包。信封里总共有两万两千美元，几百块的零头我就没放进去了。”
“卢很担心。他知道卡纳莱斯要追上我们易如反掌。虽然你可能也跟在我们后头，但你也做不了什么。”
我说：“大家都看到卡纳莱斯把钱输给你们了。就算他心疼，这也算是好好给他打了一回广告。”
她继续说她的，好像我根本没开过口一样。“开车经过城里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出租车司机把车停到路边，坐在车里，于是卢便计上心头。他出一百美元，让那个司机把出租车开到圣安格鲁，然后再把别克轿车开到旅馆去。那个小伙子让我们坐上车，载着我们开到另外一条街，然后我们便换了车。我们很抱歉把你甩开了，但卢说你不会介意的。而且，我们也许还能找个机会给你打个信号什么的。
“卢并没有回旅馆去。我们搭了另外一辆出租车到我那儿去了。我住在南明德800街区的霍巴特埃姆斯公寓。那里的前台不会问你一堆有的没的。我们上楼走到我的公寓，刚打开灯，两个蒙着面的人便从客厅和小餐室中间的那半堵墙后面走了出来。其中一个又矮又瘦，另一个则是个大块头，下巴像个架子一样从面罩下面突了出来。卢没有多想，动了一下，那个大块头便马上朝他开了一枪。那枪只是模糊地噼啪响了一声，没有很响，卢便倒在地上，再也没有动过。”
我说：“他们可能就是把我给撂倒了的那些人。我还没有跟你说过这事儿。”
但她好像也没听到这句话。她的脸色苍白而镇定，仿佛打了石膏一样面无表情。“也许我最好再喝上一点儿烈酒。”她说。
我倒了两杯酒，然后两人都喝了起来。她继续说：“他们搜了我们的身，但钱没有在我们身上。回去之前我们找了一个通宵营业的杂货店，称了一下重量，然后在一个邮政支局把钱寄了出去。之后他们又把公寓搜了个遍，不过我们才刚进到公寓里，显然没有时间去藏什么东西。那个大块头挥了一拳把我打昏了，当我再醒来的时候，他们已经不见了，只剩我一个人，以及卢横在地板上的尸体。”
她指着下巴边上的伤痕。那儿是有点东西，但看不出什么。我在椅子上动了动，然后说：“去你家的路上他们就已经从你们旁边经过一回了。他们要是机灵点，在那条路上看见一辆出租车，就该知道得好好搜一搜。但他们是怎么知道该上哪儿去找你们的？”
“这个我昨晚好好地想过了，”葛兰小姐说，“卡纳莱斯知道我住在哪儿。他曾经跟着我回家，还试图让我邀请他到我家里去。”
“这样，”我说，“但是他们为什么会到你家里去呢？而且，他们是怎么进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