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大块头男人与我毫不相干。他从来就跟我不沾边，无论是当时还是后来，都和我没什么关系。
那天我在中央大道，那里是洛杉矶的黑人住宅区。在其中一个“鱼龙混杂”的街区里，白人和有色人种仍然聚居在一起。我正在找一个叫汤姆·阿雷迪斯的人，他是个身材矮小的希腊理发师。他妻子花了点钱雇我来寻他回家。这是件轻松的差事，毕竟汤姆·阿雷迪斯又不是什么大坏蛋。
我看到一个大块头男人站在沙梅酒吧门前。沙梅酒吧提供各色各样的饮品，酒吧二楼可以投骰赌博，但不是很正规。那个男人正抬头望着那块破破烂烂的霓虹招牌，一副全神贯注的样子，就像一个中欧移民初次看到自由女神像，或者说，像一个远道而来、已在此踌躇良久的男人。
他不只是身材高大，简直就是个巨人了。看上去有7英尺高，穿着花里胡哨的衣服，我还从没见过一个大男人穿这么抢眼的衣服。
他穿着栗色的褶子裤，面料粗糙的浅灰色外套，上面有三颗白色台球大小的扣子。棕色仿麂皮鞋子上有一大块白色皮革面料，显得十分突兀。棕色衬衫配黄色领带，胸前口袋别着一朵硕大的红色康乃馨，一条爱尔兰三色旗颜色的手帕正儿八经地叠成三角形，放在康乃馨下方。中央大道上并不乏奇装异服之人，但他这样的身材和这样的打扮出现在这里，就好比一只狼蛛趴在一块白蛋糕上，想不引人注目都难。
他推开门走进沙梅酒吧。酒吧的两扇弹簧门前后摇摆着，还没等稳住，就再一次被撞开。一个身穿皱背外套、梳着油头的有色皮肤年轻人从门内飞出来掉到排水沟里。他尖声哀叫着，活像一只受伤的老鼠。一个“棕色人”，就是那种咖啡加了一点奶油的肤色，我是说他的脸。
这也不关我的事。我看到那个棕皮肤男孩爬起来后，沿着墙边偷偷跑了。之后什么也没发生。因此我犯下了一个错误。
我穿过人行道，也去推那扇弹簧门。我只是想往里面看一眼，于是只推开了一点点，却已经推得太开了。
一只大到可以拿来当凳子的巨手伸出来，抓住我的肩膀，我感到一阵疼痛。那只手把我拽到门里面，又拖着我上了三级楼梯。
一个低沉而温和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这里的人吸大麻，兄弟，你能想到吗？”
我试图挪到那级阶梯的角落处，以便偷偷拿出我的橡皮棍。我没有带枪，我以为找一个小小希腊理发师这样的活儿不需要用枪。
他又一次抓住我的肩膀。
“这里确实是那种地方。”我马上附和道。
“别这样说，兄弟。比尤拉以前在这里工作。小比尤拉。”
“你自己上去看看就知道了。”
他又把我往上拽了三级楼梯。
“我心情不错，”他说，“希望不要有人惹恼我。我们俩一块儿上去吧，喝一小杯。”
“他们不会让你进去的。”我说。
“我已经八年没见过比尤拉了，兄弟。”他语气温柔地说着，似乎没意识到自己手上的力道，我的肩膀快被捏碎了。“她甚至已经六年没给我写过信了。但她一定是有原因的。她以前在这里工作。我们俩上去看看吧。”
“好，”我说，“我会跟你上去，不过我自己走着上去。别拎着我。我很好，叫我卡尔马迪。我已经是个大人了，可以自己上洗手间，自己做任何事情，所以不用拎着我。”
“小比尤拉以前就在这里工作。”他的声音依然很温柔。根本没在听我说话。
我们上了楼梯。他让我自己走着。
吧台后方一个较远的角落放着一张骰子赌桌。室内有零零散散的几张桌子和一些客人。这时候，赌桌周围嘈杂的说话声突然停了下来，好多双眼睛齐刷刷盯着我们，四周一片死寂，是一个种族面临异族入侵威胁时的那种气氛。
一个身材高大的黑人倚在吧台后。他身穿衬衫，手臂上绑着粉红色吊袜带(1)。看样子以前是个拳击手，除了没被混凝土桥砸过，大大小小的搏斗应该都经历过。他从吧台上方懒洋洋地瞥了我们一眼，弯着他那健壮的身子，漫不经心地朝我们走来。
他把一只棕色的大手按在大块头男人花哨的胸前。两个人站在那里的场景真像一个巨型双头螺丝。
“白人不得入内，兄弟。我们这儿只招待有色皮肤的，不好意思了。”
“比尤拉在哪儿？”大块头男人低沉而温柔的声音与他那白白的大脸和深邃的黑眼睛十分相衬。
那个黑人脸上没有笑意。“这里没有比尤拉，兄弟。没有烈酒也没有女人，可以滚了吧？兄弟，滚吧。”
“把你的脏手拿开。”大块头男人说。
那个保镖也犯了一个错误。他打了大块头男人。我看到他肩膀下垂，身体在出拳之前用力一摆。那是相当干脆利索的一拳。但大块头男人想都没想过要挡。
他摇了摇头，掐住那个保镖的脖子。他身材高大但身手敏捷。保镖试图用膝盖顶他。大块头男人把他转过去，按着他，抓住他的背带。背带一下子断了。于是大块头男人用他那只大手抓起保镖的脊柱，把他扔出去。保镖的身体穿过整个狭窄的房间，直接撞到后方那堵墙上，发出一声巨响，估计连住在丹佛的人都能听到。随后他慢慢从墙上滑落，躺在地上一动不动了。
“嗯，”大块头男人说，“我们俩喝一杯吧。”
我们走到吧台。酒保慌慌张张地擦了一下吧台。那些客人开始三三两两地从酒吧里退了出去，他们默不作声地走过木质地板，悄无声息地下了那条没有铺地毯的昏暗楼道，离开时的脚步几乎不敢有一丝慌乱。
“威士忌酸酒。”大块头男人说。
我们喝了威士忌酸酒。
“你知道比尤拉在哪儿吗？”大块头男人问酒保。他显得很平静，一边问还一边舔着厚玻璃杯里的威士忌酸酒。
“你是说，比尤拉吗？”酒保的声音有点哆嗦，“我最近没在这里见过她，哦不，不太最近，挺久了。”
“你在这儿干多久了？”
“大概一年吧，差不多，是一年吧，就是一年，兄弟……”
“这个地方什么时候变成黑笼子了？”
“啥？”
大块头男人握起拳头，那拳头得有一个水桶那么大。
“五年了，”我插了一句，“这个家伙不会知道那个叫比尤拉的白人女孩。”
大块头男人看着我，好像我刚刚出现似的。威士忌酸酒似乎对他的脾气没有任何裨益。
“谁他妈让你多嘴了？”
我笑了笑，尽量笑得既友善又热情。“我可是和你一块儿进来的，还记得吗？”
他咧开嘴，回敬了我一个淡淡笑容。“威士忌酸酒，”他对酒保说，“还磨磨蹭蹭干什么，快拿酒来。”
酒保仓皇跑开了，一边跑还一边恨得朝我们翻白眼。
此时赌室里已经没有其他人了，除了我们两个，酒保，还有躺在后方那堵墙下的保镖。
那个保镖动了动，呻吟了几声，翻过身，开始悄悄沿着护壁板向前爬，像一只独翅的苍蝇一样。大块头男人没有注意他。
“赌室里什么都没有了，”他抱怨道，“以前这里有舞台，有乐队，还有很不错的小包厢，可以在里面玩。比尤拉像小鸟一样唱歌。她染了红头发，简直可爱极了。我们那时候正打算结婚，可是他们却突然陷害我。”
我们又喝了放在面前的两杯威士忌酸酒。“怎么陷害的？”我问道。
“你觉得我跟你说的那八年时间里我去了哪儿了？”
“坐了牢。”我说。
“没错，”他用那棒球棍般大小的拇指戳了戳自己胸口，“史蒂夫·斯卡拉。发生在堪萨斯州格利本德的那起案件。只有我一个人在那儿。4万块。他们正好在那里逮到了我。我当时……喂！”
只见那个保镖打开后方的一扇门，一头栽进里面。随后门啪嗒一声锁上了。
“那扇门通向哪里的？”大块头男人询问道。
“那……那个是米斯塔赫·蒙哥马利的办公室。呃……他是这里的老板，他的办公室就在后面……”
“他可能会知道，”大块头男人说着，用爱尔兰三色旗手帕擦了擦嘴，又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口袋里，“他最好别再说那种没用的俏皮话。再来两杯威士忌酸酒。”
他穿过赌室，走到位于赌桌后面的那扇门前面。弄烂那把锁只花了他一点时间，没一会儿一块嵌板就掉了下来。他走进去，关上身后的门。
此时沙梅酒吧里非常安静。我看着那个酒保。
“这家伙真壮，”我很快说道，“而且他很可能会干坏事。你也知道了，他正在找一个老情人，以前在这里工作的，那时候这里还是白人的地方。这里有枪什么的吗？”
“我还以为你和他是一伙的。”酒保一脸怀疑地看着我。
“我也没办法。他硬拖着我，我可不想被人扔出去。”
“那也是，我这儿有把霰弹枪。”酒保说了这句话，语气里还是有些狐疑。
他弯下腰在吧台后面找着，一边找一边转着他的眼珠子。
赌室后面传来一个沉闷的响声，是从那扇关着的门里边传来的。可能是一扇门重重关上的声音，也可能是一声枪响。之后再没有其他声音出现。
酒保和我在那里等了许久，虽然挺想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声音，却不太愿意想象那可能是什么声音。
后面的那扇门开了，大块头男人快步走出来，手里拿着一把柯尔特0.45英寸军用自动手枪，像拿着一个玩具似的。
他迅速扫了一眼那个房间，脸上的笑容显得有些僵硬。他看上去确实像一个能够单枪匹马从格利本德银行抢走4万块钱的人。
他朝我们走过来。虽然体形庞大，却走得又快又轻。
“起来，黑鬼！”
酒保慢慢站了起来，脸色苍白，两只手高高举着，手里什么也没有。
大块头男人搜了搜我的身，然后走开了。
“蒙哥马利先生也不知道比尤拉在哪里，”他轻轻说道，“他试图用这个告诉我……”他晃了晃手枪，“再见了，伙计们。别忘了帮我打听打听。”
他径自走了，动作敏捷、悄无声息地下了楼梯。
我跳过吧台，拿起放在搁板上的一把短筒霰弹枪。不是想用在史蒂夫·斯卡拉身上，那不是我的工作。同理，那个酒保也不会把它用在我身上。我穿过房间，走进那扇门。
那个保镖躺在走廊地板上，手里握着一把小刀。他已经昏过去了。我拿过他手里那把刀，跨过他，走进那扇标着“办公室”的门。
蒙哥马利先生就在里面，坐在一张斑痕累累的小桌子后面，靠近那扇被木条封了一部分的窗户。他低垂着头，像一条折叠着的手帕或铰链。
他右手边的抽屉敞开着，里面有一把枪，还没来得及拿出来。手枪旁边的纸上有一处油迹。
这不是个聪明办法，但他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尤其在那个时候。
等警察赶来的那段时间里，什么事也没发生。
他们来的时候，保镖和酒保都已经跑了。我把自己和蒙哥马利先生以及那把霰弹枪都锁在那间办公室里，以防万一。
海纳负责这起案件。他是个爱发牢骚、反应迟钝的侦探助理。他有一个瘦瘦的下巴和一双特别长的黄皮肤手臂。他在总部的办公隔间里和我说话时，双手竟然能放在膝盖上。他身着衬衫，过时硬领子的两个尖角戳在衬衫上面，整个人看起来既寒酸又老实。
大概一个多小时后，他们从史蒂夫·斯卡拉的记录里知道了关于他的一切。他们甚至拿出来一张他十岁时的照片，照片上的他没有眉毛，看起来像一个法式小面包。他们唯一不知道的是他现在在哪里。
“6英尺6.5英寸，”海纳说，“264磅，这种体形的人是跑不了的，而且他还穿着那么花哨的衣服。他买东西不可能很快，你为什么不抓住他？”
我笑了笑，把照片还给他。
海纳用他那长长的黄色手指指着我，气愤地说：“卡尔马迪，硬汉侦探，嗯？身高6英尺多的人，下巴硬得足以击破岩石。为什么你不抓住他？”
“我感觉太阳穴有点晕，”我说，“我当时没有带枪，他有。我去那里要办的事情根本不用带枪。斯卡拉把我整个拎了起来，我当时的模样应该挺可爱的。”
海纳瞪着我。
“好吧，”我说，“争论这个干吗？我见过那个家伙，他甚至可以把一头大象装在背心口袋里随身带着。而且我也不知道他杀了人。你们就去抓他好了。”
“是啊，”他说，“这很简单。但我不想把时间浪费在这种赤裸裸的谋杀上。没有照片，占不了多少版面，要想登在那些一心只想登广告的报纸上，这则新闻最多不会超过三行字。真见鬼，有一傍晚，五个——我跟你说——五个大麻鬼在哈莱姆区东八十四街那儿拿刀互砍，没一会儿就全死了，全变成冷盘肉了。而那些……那些新闻记者竟然去都不去。”
“先去把他抓回来吧，”我说，“不然他会杀更多人，给你们搞出更多事来。到时候你就有足够的报纸版面了。”
“我也不会理这个案子的，”海纳讥笑道，“对，去他妈的。我不知道上哪儿去找他，什么都做不了，只能坐在这里等了。”
“试一下从那个女孩下手，”我说，“比尤拉。斯卡拉会去找她。这是他正在做的事情，也是整件事情的起因。去找她。”
“你去找，”海纳说，“我已经20年没去过妓院了。”
“我估计我在妓院里会觉得挺自在的。你打算付我多少钱？”
“天哪，老兄，警察是不会雇私家侦探的。雇来干吗呢？”他拿出一罐烟丝，卷了一根烟，但由于没卷好，烟的一头像森林大火一样烧毁了。旁边另一办公隔间里，一个男人正生气地对着电话大吼大叫。海纳更加小心翼翼地重新卷一根烟，然后点火。他的那双瘦骨嶙峋的手又一次放在骨瘦如柴的膝盖上。
“你考虑一下要不要出风头吧，”我说，“我跟你赌25块，赌我在你抓到斯卡拉之前找到比尤拉。”
他想了想。他似乎连呼出一口烟都要先掂量一下银行账户的收支情况，然后再决定是否呼出来。
“最多赌10块钱，”他说，“而且这个钱也会是我的……侦探先生。”
我盯着他。
“我不想挣这个钱，”我说，“如果我一天之内能找到她——而且在这期间你不干扰我的话——我会无条件做这件事。只是想让你知道，为什么你干了20年还只是个侦探助理。”
他不喜欢我开的这个玩笑，就像我不喜欢他刚刚说的妓院玩笑。但我们最终达成共识。
我从警局停车场里开出我那辆老旧的克莱斯勒跑车，开回中央大道街区。
沙梅酒吧这时候当然已经被封锁了。一个明显是便衣警察的人坐在酒吧前的一辆车里，一只眼睛假装在读报纸。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去那里，那里并没有人知道关于斯卡拉的事。
我把车停在街角，走进斜对面一家叫无忧苑的黑人旅馆。大厅里左右两边各有一排空荡荡的硬座，中间铺着一条纤维地毯。前台后面坐着一个光头男人，他趴在台上，闭着眼睛，正在打盹。他系着一条阿斯科特式宽领带，看样子好像1880年就已经系着了。领带夹上那颗硕大的绿色假宝石和路边那种圆形垃圾桶差不多大小。他把松软的大下巴轻轻靠在领带上，棕色皮肤的手看上去很洁净，显得柔软安详。
他手肘上别着一个金属印花标牌，上面写着：“本旅馆的安全由国际联合机构负责。”
他睁开了一只眼睛，我指着标牌说：“我是H.P.D.派过来检查的。这里有没有碰上什么麻烦？”
H.P.D.指的是旅馆安保部门，隶属于一家大机构，专门负责查获那些开空头支票的人，以及那些不付房费、偷偷从防火楼梯溜走、留下装满砖头的旧行李箱的人。
“兄弟，麻烦，”他用高亢响亮的声音说道，“是我们刚刚摆脱掉的东西。”声音降低了四五个调，加了一句，“我们这里已经不收支票了。”
我倚在前台上，靠近他那双叠着的手臂，在那张有着许多划痕的木质台子上转着一个25美分的硬币。
“听说过今天早上发生在沙梅酒吧的那件事吗？”
“老兄，我忘了。”此时他的两只眼睛都睁开了，看着那个旋转着的硬币发出的模糊光斑。
“老板被杀了，”我说，“蒙哥马利。脖子被扭断了。”
“愿上帝接受他的灵魂，老兄，”他又一次降低了声音，“你是警察？”
“私家侦探——这件事需要保密。而且我看一眼就知道一个人能不能保密。”
他上上下下打量了我，然后闭上眼睛。我继续转着那个硬币，他忍不住又看着它。
“谁干的？”他小声问道，“谁杀了山姆？”
“一个很壮的家伙，刚从监狱出来。那间赌室不再是白人的了，所以他很恼火。以前那里是属于白人的，你记得吗？”
他没有说话。硬币发出一道亮光后倒下，静静地躺在前台上。
“你自己选吧，”我说，“要我给你读一章《圣经》，还是和你喝一杯，任选一个。”
“老兄，”他大声说道，“我比较喜欢一家人围在一起时读《圣经》。”他很快又十分正经地说了一句，“到桌子这边来。”
我走了过去，从后裤兜里拿出一品脱保税波本威士忌，在桌子底下递给他。他很快倒了两小杯，拿起他那一杯，仔仔细细地嗅着，俨然是一个品酒专家。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
“你想知道什么？”他说，“这条街上每一条裂缝我都清清楚楚，只是我可能什么都不会说。这酒真是好地方产出来的好酒哇。”
“沙梅酒吧变成有色人种酒吧之前是谁在经营？”
他看着我，显得有些纳闷。“那个倒霉鬼就叫沙梅啊，老兄。”
我咕哝道：“我怎么没想到这个。”
“他死了，老兄，听从上帝的召唤了。1929年死的，老兄，喝酒喝太多死掉了，而且他还卖私酒呢(2)。”他的声音又变得响亮起来，“就在同一年，那些有钱人丢了他们的全部钱财，老兄，”他再次降低了声音，“我一个子儿都没丢。”
“我知道你没什么损失。再倒一点酒。他有留下什么家人吗？住在这附近的家人？”
他又倒了一小杯，然后毅然把酒瓶塞子塞上。“两杯就够了——午餐之前只喝两杯，”他说，“我谢谢你啊，兄弟，你打听消息的方式真是体面，太对我胃口了。”他清了清嗓子。“留下了一个寡妇，”他说，“到电话簿上找找。”
他不会再喝了。我把酒放回后裤兜。他和我握了握手，然后再次双臂交叉搁在桌子上，闭上眼睛。
这件事对他来说已经结束了。
电话簿上只有一个叫沙梅的人。维奥莱特·卢·沙梅，住在西54街1644号。我走到电话亭，投了个五分硬币。
许久后，一个迷迷糊糊的声音传来：“啊，嗯？什……什么事？”
“你是沙梅夫人吗？你丈夫是以前在中央大道开娱乐场所那个吗？”
“什……什么？我的天哪！我丈夫已经死了7年了。你是谁？”
“侦探卡尔马迪。我很快就到你那里，有重要的事情找你。”
“你，你刚刚说谁……”
沙梅太太的声音低沉沙哑，有点梗塞不清。
那是一栋脏兮兮的褐色房子，门前草坪也是那种脏兮兮的褐色。一棵粗犷的棕榈树下空出来一大块光秃秃的地。门廊上有一张孤零零的摇椅。
午后的轻风吹来，去年没有修剪掉的猩猩木嫩枝拍打着房子的前壁。旁边院子里一条生锈的晾衣绳上，一排没有洗干净、已经被晒干了的发黄的衣服在风中不断摇曳。
我把车子开到不远处，停在街对面，然后走回来。
门铃已经坏了，于是我敲了敲门。一个女人一边打开门，一边擤鼻涕。只见她面黄肌瘦，杂草一样干枯的头发垂在脸颊两边，身上套着一件法兰绒睡袍，完全看不出身形，睡袍也因为穿太久的缘故，已经看不出原来的颜色或款式了，仅仅是一块容她裹身的布。她的脚趾很大，脚上趿着一双破旧的男式拖鞋。
我问道：“沙梅太太吗？”
“你是……”
“是的，我刚刚打过电话给你。”
她示意我进去，神情显得有些疲倦。“我都还没时间打扫一下。”她轻声抱怨了一句。
我们坐在客厅里两把脏兮兮的老式摇椅上，看着对方。周围的每一样东西看起来都像是垃圾，除了那台正在嗡嗡作响的小收音机，看样子是新买的，收音机上的嵌板发出微弱的光。
“只有这些东西陪着我了，”她说着嗤笑了一声，“伯特没干什么坏事吧？很少有警察打电话给我的。”
“伯特？”
“伯特·沙梅，先生。我丈夫。”
她又发出一声嗤笑，把腿抬起来然后啪一声放下。从她的笑声里可以听出她刚刚喝了很多酒。那天我似乎怎么也避不开酒了。
“开个玩笑，先生。”她说，“他已经死了。我希望上帝那里有足够多的金发女郎可以白送给他。他在这边似乎总觉得不够。”
“我在想的是红发女郎。”我说。
“我猜那也是他其中的一个，”她的眼睛似乎变得没那么空洞了，“我想不起来了，很特别的一个吗？”
“是的，一个叫比尤拉的女孩。我不知道她姓什么。她以前在那个酒吧工作。我打算从她的同事那里找到有关她的线索，但现在那里已经是有色人种的地盘了，所以那里的人从来没听说过她。”
“我没去过那里，”她突然大吼了一句，“我不知道。”
“一个舞女，”我说，“也唱歌。你真的不认识她，嗯？”
她又擤了擤鼻涕，那条手帕是我见过的最脏的手帕了。“我感冒了。”
“你知道喝什么对感冒有帮助。”我说。
她用眼角瞥了我一眼。“我刚刚喝完了。”
“我还有。”
“天哪，”她说，“你根本不是警察，警察才不会随身带着酒。”
我拿出我的波本威士忌，放在膝盖上。那瓶酒几乎还是满的，无忧苑旅馆的那个店员喝得不多。女人那双海藻般的绿色眼睛紧盯着那瓶酒，舌头舔了一下嘴唇。
“呀，是烈酒啊，”她唏嘘道，“我不管你是谁，请把酒瓶拿稳了，先生。”
她站起来，一摇一摆地走出客厅，回来时手里拿着两个污迹斑斑的厚玻璃杯。
“没有配餐，”她说，“就喝你带的这个吧。”她把酒杯伸向我。
我给她倒了一小杯，那一小杯的分量我喝了都会醉倒。我给自己倒了更小的一杯。她像吞阿司匹林片一样，头一仰，整杯灌下，又继续盯着酒瓶。我给她倒了第二杯。她把杯子放在椅子扶手上，眼里浮现出了一丝阴郁。
“这东西能减轻我的痛苦，”她说，“但我从来不知道它是怎么起作用的。我们刚刚说到哪儿了？”
“一个叫比尤拉的红头发女孩。以前在赌室工作。现在想起来了吗？”
“是哦。”她喝下第二杯酒。我走过去把整瓶酒放在她旁边的桌子上，她拿起酒瓶又倒了一些。
“坐在你的椅子上别动，别耍什么花样。”她说，“我想到了。”
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打了个喷嚏，睡袍几乎敞开了，她立即捂住前襟，冷冷地瞪了我一眼。
她用食指在我面前摆了摆，说：“不要偷看。”然后再次走出客厅，重重地关上身后的玻璃门。
房子的后方响起各种各样的撞击声。似乎有一张椅子被踢翻了；一个抽屉被拉得太猛而砸落在地板上；翻翻找找的声音，东西砸落的声音，还夹杂着女人的骂骂咧咧。过了一会儿又传来锁头被打开的声音，紧接着是木箱子被拖动时发出的尖锐响声。然后又是一阵翻翻找找、东西砸落的声音。我似乎听到了文件盒掉落在地板上的声音，接着是一阵心满意足、扬扬得意的大笑。
她走回客厅，手里拿着一个包裹，上面绑着一条褪了色的粉红带子。她把包裹扔在我腿上。
“看看这些吧，大哥。有照片，还有一些报纸。那些贱人可不只出现在警察局的拘捕记录里，她们还上了报纸呢。都是那个赌室里的人。天哪，她们就是——让我想下，她们就是他的旧衣服。”
她坐了下来，又伸手去拿酒瓶。
我解开带子，翻看那捆反着光的照片。里面的人摆着各种专业的拍照姿势，并不全是女人，也有一些面相奸诈、妆容怪异、衣着奇特的男人。还有一些来自加油站巡演杂技团的舞女和小丑，他们大多数都无法在城市的主要街道上表演。照片里的女人都露着修长的美腿，其裸露尺度恐怕超出了威尔·海斯(3)的接受范围。然而他们脸上的神情却像记账员的外套一样，透露出一股陈旧乏味的气息。只有一个女孩与众不同。
她的上半身穿着哑剧小丑的装束，高高的锥形白帽下方露出头发，依稀能辨认出是红色的。她的眼里含着笑意。我不能说她的脸上没有那种骄纵的神情。我不太善于描述别人的脸。但她就是和别人不一样。那张脸显然是一张不曾被粗暴对待过的脸。一定有那么一个人一直温柔地待她。也许是像史蒂夫·斯卡拉这样粗鲁的家伙，他以前可能很温柔。总之，那双笑意盈盈的眼睛里还保留着对生活的希冀。
我把其他照片放到一边，挑出那张照片来。女人面无表情地躺在摇椅上，我把那张照片举到她面前。
“这个，”我说，“她是谁？她发生了什么？”
她迷迷糊糊地看着那张照片，随后咯咯地笑了起来。
“那个是史蒂夫·斯卡拉的女人。呀，大哥，我忘记她的名字了。”
“比尤拉，”我说，“她叫比尤拉。”
她的眼睛在那对凌乱的黄褐色眉毛下瞅着我。她并没有喝得很醉。
“啊？”她说，“什么？”
“史蒂夫·斯卡拉是谁？”我盘问道。
“赌室里的保镖，大哥，”她又咯咯笑起来，“他现在在监狱里。”
“不，他没在监狱里，”我说，“他就在城里。他已经出来了。我知道他，他刚刚到了这里。”
她脸上的表情像泥制飞镖掉落地上一样土崩瓦解。那一刻我突然知道了是谁把斯卡拉送进监狱的。我笑了。我一定错不了。因为她知道。如果她不知道，她就不会费尽心思，一直避谈比尤拉。但她不可能忘了比尤拉，没有人会忘记比尤拉。
她把头靠到椅背上。我们俩看着彼此。不一会儿，她突然伸手想抢那张照片。
我后退了一步，把它塞进我的外套内袋中。
“再喝一杯吧。”我说着把酒瓶递给她。
她接过手，端详了一会儿，然后举起酒瓶，一口一口、咕噜咕噜地喝下，眼睛盯着褪色的地毯。
“没错，”她低声说道，“是我告发他的，但他永远都不知道。他就是银行里的钱，银行里的钱。”
“跟我说说那个女孩儿，”我说，“我什么都不会告诉斯卡拉。”
“她就在这里，”女人说道，“在电台工作。有一次我在KLBL电台听到她的节目，虽然她改了名字，我还是认得出来。其他的我不知道了。”
我又有了一种预感。“你知道的，”我说，“而且你一直在敲诈她。沙梅什么也没给你留下，你靠什么生活？你一直在敲诈她，就因为她已经挤入了上层社会，脱离了你和斯卡拉这种人，我说的没错吧？”
“银行里的钱，”她声音沙哑地说道，“每个月100块，固定的收入。没错。”
她把酒瓶放在地上。没有人碰那个酒瓶，但它却突然倒了，酒从瓶子里汩汩流出。她并没有起身去扶它。
“她在哪里？”我进一步逼问，“现在叫什么名字？”
“我不知道，大哥。这是约定。凭支票去取钱。我不知道，真不知道。”
“去他妈的不知道！”我咆哮道，“斯卡拉他……”
她突然站了起来，对我大喊大叫：“出去，你给我出去！不然我叫警察了！出去，你……！”
“好好好。”我伸出了一只手，示意她冷静一下，“别激动。我不会告诉斯卡拉的，别紧张。”
她慢慢坐下，拿起那个几乎空了的酒瓶。总算不用跟她吵架了。我其实也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得到消息。
我离开的时候她甚至看都没看我一眼。我走出那栋房子，感受到了外面秋高气爽、阳光明媚的天气。我走过去开了车。我真是个不错的小伙子，一直这么好相处。是的，我还挺了不起的。我对于这种清晰的自我认识感觉良好。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会为了10块钱的打赌，去一个喝醉酒的老女人那里套出她一辈子的秘密。
我开车到了附近的杂货店，走进电话亭里关上门，打给海纳。
“听着，”我对他说，“斯卡拉当年在沙梅酒吧工作时的老板是死了，但他的遗孀还活着。如果斯卡拉够胆量的话，他可能会去找她。”
我跟他说了地址。他酸溜溜地说道：“我们差点就抓到他了。巡逻的警车联系了第七大道尽头封锁线的指挥员，跟他说了那个家伙的体形和衣着。指挥员说他在第三大道和亚历山德里亚公路的交叉口那里下了车。他应该会找个没人在家的大房子躲起来，那样我们就可以给他来个瓮中捉鳖了。”
我跟他说很好。
KLBL电台位于这座城市西边边缘处连接着比弗利山的地方。它所在的大楼是一栋灰泥粉刷的建筑物，看上去普普通通、毫不起眼。一个荷兰风车造型的加油站坐落在大楼前那块空地的角落里，风车的扇翼上印着霓虹灯字母，写的是电台的呼号。
我走进一楼的接待室。接待室有一面玻璃墙，透过玻璃可以看到一个空无一人的演播室，里面有一个舞台和一些排列在舞台下的观众座椅。坐在接待室的几个人似乎都在努力地表现出魅力，金发碧眼的接待员正拿着大盒子分发巧克力，她的指甲油是那种高贵的蓝紫色。
我等了半个小时，终于见到了演播室经理戴夫·马里诺。电台经理和白天档经理都太忙了，没时间见我。马里诺有一间小小的隔音办公室在风车后面。那间办公室墙上贴着许多签名海报。
马里诺长相英俊，身材颀长，有点黎凡特人的感觉，红色的嘴唇显得有点厚，嘴唇上留着细细软软的胡子，褐色大眼睛清澈明亮，黑色头发富有光泽，看不出来有没有烫过。他的手指细长而苍白，指尖有尼古丁烟碱的痕迹。
他看着我的名片，而我正在墙上那些海报中找我的哑剧小丑女孩儿，但没有找到。
“私家侦探，嗯？我们能为你做些什么？”
我把内袋里那张女孩儿的照片拿出来，放在他那本精致的棕色记事簿上。他盯着那张照片的模样真是有趣。一分钟内能够发生的所有表情变化都出现在他脸上了，他本人并不想让人知道。所有的表情都证实了一件事，那就是他认得那张脸，而且它对他来说意义重大。他抬头看着我，似乎要开始和我讲价。
“不是近期的照片，”他说，“但挺漂亮的。我不知道我们会不会用得上它。露着美腿呢，不是吗？”
“这张照片至少有8年了，”我说，“你们要用它来做什么？”
“当然是宣传啊。我们大概每两个月就会给一个主持人做一期电台专栏。我们现在还是家规模很小的电台。”
“为什么？”
“你是说你不知道她是谁？”
“我只知道她以前是谁。”我说。
“薇薇安·巴林啊，我们那档金宝糖果屋节目的明星主角。你不知道吗？一周三期的广播剧，一期半个小时。”
“从没听说过，”我说，“广播剧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平方根号底下什么都没有的东西——没有任何意义。”
他向后倚在椅背上，点了一根烟。然而他的釉瓷烟灰缸边上已经有一根燃着的烟了。
“好吧，”他讽刺道，“别说这些惹人讨厌的话了，说正事吧。你想干吗？”
“我想要她的住址。”
“这个，我当然不能给你。你在任何电话簿或指引目录里都不会找得到她的住址。不好意思。”他开始收拾桌上的文件，很快便看到了烟灰缸上那根烟，这让他感觉自己像个傻瓜。于是他又一次倚靠在椅背上。
“我碰上麻烦了，”我说，“我必须找到那个女孩，立刻找到，而且我不希望自己看起来像个勒索犯。”
他舔着他那饱满鲜红的嘴唇。不知怎么的，我觉得有什么事情让他高兴。
他轻轻说道：“你的意思是，你知道了一些事情，那些事情可能会毁了巴林小姐——顺便毁了那个节目？”
“你随时可以换掉广播剧里的主角，不是吗？”
他又舔了舔嘴唇，语气开始变得强硬。“我似乎闻到了一股恶心的气味。”他说。
“那是因为你的胡子烧起来了。”我说。
这不是一个很好的玩笑，但至少是破冰之举。他笑了，随后他招了招手示意我靠近，他倾身向前，双手倚在桌子上，像个情报人员一样神神秘秘。
“我们这么谈是不对的，”他说，“明显错了。你或许是个诚实可靠的人——至少看起来是。那我就赌一把吧。”他抓起一本底下垫着皮革垫的记事簿，在上面飞快地写着，然后把那一页撕下递给我。
纸上写着：弗洛里斯北街1737号。
“那就是她的住址，”他说，“没有她的允许，我不会把她的电话号码给你。好了，现在可以对我友好一些了吧。涉及电台利益，所以只好给你了。”
我把那张纸塞进口袋了，想了想。实际上他彻底地骗了我，假装给我一点面子，交出那个住址。因此我犯了一个错误。
“节目进行得怎么样了？”
“我们已经通过广播审核了。节目内容挺简单的，叫《镇上的一条街》，讲一些日常的东西，但是制作精良，总有一天会红遍全国的，很快就会红。”他用手擦了一下他那光洁的额头，“顺便说一句，是巴林小姐自己写的剧本。”
“这样啊，”我说，“好吧，听着，跟你说一下那个丑闻。她以后有过一个男朋友，后来那个人坐了牢，也已经是过去的事了。她是在中央大道一家赌室里认识他的，她以前在那里工作。现在那个男人出狱了，正在找她。他还杀了一个人。说到这里，我必须停一下……”
他的脸并没有变得像纸一样白，那是因为他本来就太白了，但他确实脸色不好。
“我必须停下来说一句，”我说，“你知道的，这件事并不会对她不利。她挺不错的，从她脸上就能看出来了。即使这件事曝光了，也可能只需要一点公关手段。不过那是小事一桩，你看看好莱坞是怎么把一些婊子包装成大明星的。”
“那是需要花钱的，”他说，“我们只是一家穷电台。而且那样的话广播审查就没法通过了。”他的言行举止中似乎总有点不老实的感觉，这让我有些疑惑。
“胡说八道，”我倾身向前，敲着桌子，“现在最重要的事情是保护她。那个大块头——那个叫史蒂夫·斯卡拉的家伙——他还爱着她。他徒手就能把人打死。他确实不会伤害她，但如果她有男朋友或丈夫……”
“她还没结婚，”马里诺正看着我的手一上一下地敲着桌子，听到我最后一句时马上插话道。
“他可能会扭断那人的脖子，这样一来她脱不了干系了。斯卡拉还不知道她在哪儿。他现在正躲着警察，所以他不会那么快找到她。那些警察就是你最好的机会，只要你能想办法拖住他们，不让他们把这件事弄到报纸上。”
“停停停，”他说，“不要再说警察了。你想来办这事，对吗？”
“她什么时候会再来这里？”
“明天晚上。她今晚不上班。”
“明晚之前，如果你需要的话，我会帮你把她藏好的，”我说，“那是我唯一能帮你的事情了。”
他再一次拿起我的名片，读了一下，然后把它扔进抽屉里。
“离开这里去救她，”他厉声说道，“如果她不在家，就在那儿等着，直到她回来。我要到楼上去开会了，再见。快点去！”
我站起来。“要预约金吗？”他大声说道。
“可以迟些再给。”
他点点头，又摆了摆手示意我出去，然后伸手去拿电话。
看那个门牌号，应该是在弗洛里斯街上段靠近夕阳塔的地方，跟我住的地方穿城相对。路上的交通十分拥挤。当我开过了至少12个街区之后，我才意识到在电台停车场出来时跟在我后面的那辆蓝色双门轿车还跟在我后面。
我故意打偏方向盘变道，以确定它是否在跟踪我。车里面有一个男人。不是斯卡拉。那个人的头部只有1英尺长，从方向盘后面露出脸都有点困难。
我再次偏离原来的行车路线，并且加快速度，甩开了那辆车。我不知道他是谁，当时也没有时间去想这个。
我到了弗洛里斯街上，把车停在路边。
青铜大门敞开着，通向里面那个环境优美的小院。院子两边各有一排平房。模压瓦盖成的陡峭屋顶让人想起旧英国体育画报中的茅草小屋，有那么一点点像。
院子里的草坪是精心修剪过的，草坪上有一条宽阔的人行道。五颜六色的瓷砖筑成了一个长方形水池，水池岸边有一些石椅。这里真是个好地方。夕阳在草坪上留下意趣盎然的影子。除了汽车喇叭声有点响之外，日落大道上喧嚣的车流声远远地传到了这里来，倒像是蜜蜂的嗡嗡叫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