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直直地沿着地毯朝前门走去。我跳过去拿起那把柯尔特大手枪，防止那个女人拿到它。当他走到第四步时，血开始滴在淡黄色地毯的绒毛上。之后他每走一步都会流一些血。
他走到门边，手撑在那扇木门上靠了一会儿。随后他甩了甩头，又转身往回走，按着肚子的手在门上留下了一个血印。
他走到离他最近的那张椅子上坐下，斜靠着，双手紧紧捂着肚子。血从他手上慢慢渗出，就像水从一个满了的盆子里溢出。
“这些该死的小子弹，”他说，“射中了跟那些大子弹一样要命，不过还好射在了下边。”
那个深色皮肤女人如提线木偶般朝他走过去。他低垂着沉重的眼皮，看着她走过来，眼睛连眨都没眨一下。
当她走得足够近的时候，她俯下身子，朝他脸上啐了一口。
他没有动，眼睛还是没眨。我朝她冲过去，把她扔到椅子上。我这么做实在不怎么有风度。
“别碰她，”他喃喃地对我说，“也许她爱那个人。”
这回没有人阻止我打电话报警了。
几个小时后，我到了位于第五大道和西街交叉口的卢卡餐厅。我坐在一张红凳子上，呷着一杯马提尼，思考着那些整天调鸡尾酒，却从没喝上一口的人是什么感受。
之后我又点了一杯马提尼，还加了一份午餐，差不多吃完了。那时候挺晚的，已经是一点以后了。斯卡拉在综合医院的监狱病房里。巴林小姐还没有出现，但他们觉得，一旦她知道斯卡拉被关起来而且不会对她有什么威胁了，她就会马上出现。
KLBL电台一开始不知道这件事，后来很好地平息了它。他们花上整整24个小时的时间决定如何对外发布这个故事。
中午时分的卢卡餐厅顾客盈门。过了一会儿，一个深色皮肤的意大利女郎走过来。她长着一双大眼睛和一个大鼻子，看上去不容侵犯的样子。她对我说：“现在有空桌可以坐了。”
在我的想象中，斯卡拉就坐在我这张桌子的对面。他那双乌黑的眼睛不只流露出悲伤，似乎还牵挂着什么事情——一件他希望由我去完成的事情。某些瞬间他试图告诉我那是什么，某些瞬间他又只是捂着他那完好无损的腹部，一遍又一遍地说：“别碰她，也许她爱那个人。”
我离开了餐厅，驱车向北，经过富兰克林大道，到达比奇伍德街，继续向前开到了希瑟街。街道没有被封锁，他们对她很信任。
我一边沿着那条街开车，一边抬头遥望。树木丛生的山坡上洒满月光，从山的这一边一眼望过去，后面那间屋子似乎有三层楼那么高。我看到了支撑在阳台下的金属支架，它们看上去离地面很高，正常人得搭个热气球才能够得着。但那里就是他爬上去的地方。他总是挑艰难的路走。
他本来可以一走了之，去拼命挣钱，甚至买栋房子安居乐业。那么多人在做一些不法勾当谋生，他们也不至于陷害他。然而他却回来了，还像罗密欧一样爬上了她的阳台，结果却得来了满腔子弹，而且还是跟以前一样，不是从一个对的女人那里得来的。
我绕过那条月光一般的银白色弯道，把车停好，走上山坡上的那段路。我拿着一个手电筒，但即使不用手电筒我也能看到门阶上没有人在那里等着牛奶送过来。我没有从前门进去，山上或许会有拿着夜视望远镜窥探的人。
我偷偷从屋子和空车库之间的斜坡后面走上去，找到一个我够得着的窗户，用包在帽子里的枪敲碎它，几乎没有发出声响。除了蛐蛐和树蛙的叫声歇了一会儿之外，周围没有任何动静。
我拉下卧室外面的遮帘，溜进了卧室里，拉上窗帘，然后才谨慎地拿出手电筒。手电筒的光照到了乱糟糟的床、到处涂抹的印粉、窗台上的烟头以及地毯上鞋后跟的痕迹。梳妆台上放着一瓶银绿色的化妆水，壁橱里有三个手提箱，里面还有一个内置式柜子，柜子上了锁，看上去很隐秘的样子。除了手电筒我还随身带着一个淬火钢起子。于是我撬开了那把锁。
里面的珠宝价值不超过一千块，也许还不到一半，但这对于一个混演艺圈的女孩儿来说却很重要。我把它放回原来的位置。
客厅里的窗户紧闭着，里面有一股奇怪的刺鼻气味。为了方便指纹鉴定人员取证，那些警察已经小心翼翼地关照过那瓶Vat 69威士忌，关照得一滴也不剩了。我只好喝我自己的酒。我拿了一把没有沾到血迹的椅子，放在角落里坐下，喝了一口酒，在一片漆黑中等待着。
一块遮帘拍打着墙角或者什么地方，这让我又喝了一口酒。六个街区开外的某栋房子里跑出来一个人，大叫了一声。一扇门砰的一声关上了。又是一片寂静。树蛙又开始叫了，跟着蛐蛐也重新唱了起来。随后收音机上的电子时钟发出来的声音变得越来越响了，盖过了其他一切声音。
之后我睡着了。
当我醒过来的时候，月亮已经从前窗那里移走了。一辆车在某个地方停了下来。一阵既轻盈曼妙又显得小心翼翼的脚步声在这片寂静的夜里传来，走到了前门。一把钥匙摸索着插入钥匙孔。
门开了，昏暗的夜色里出现了一个脑袋的轮廓，没有戴帽子。山上的斜坡太暗了，没有显示出更多的轮廓。门咔嗒一声又关上了。
地毯上发出沙沙的脚步声。我扯了一下手里捏着的那根灯线，屋子里的灯亮了。
那个女孩儿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一点声音也没有。她只是手里拿着一把枪指着我。
我说：“你好，比尤拉。”
她确实值得等待。
她不高也不矮，长着一双既可以姗姗款步又可以翩翩起舞的长腿。即使在屋里灯光的照射下，她的头发依然红得耀眼，如同夜幕中灌木丛里燃起的火焰。她的脸上有笑纹，嘴巴有时常微笑的痕迹。
这些面部特征都是背着光看到的，这样的光线角度能让一张脸看起来更加柔和细腻，因而更加美丽动人。我看不到她的眼睛。她的眼睛也许会蓝得令人沉醉，但我却看不到。
那把枪看上去大概0.32英寸，但却有着毛瑟手枪的那种直角握柄。
过了一会儿，她轻声说：“我猜，是警察吧？”
她的声音也十分柔和。至今我还会时不时想起。
我说：“我们坐下来谈一谈吧。这里只有我们两个。想喝点酒吗？”
她没有回答，低头看她手中的那把枪，微微一笑，摇了摇头。
“你不会连续犯两个错误，”我说，“你是个聪明女孩儿。”
她把枪塞进那件有着军装领的阿尔斯特长大衣的侧边口袋里。
“你是谁？”
“只是帮别人做事，就是你们所谓的私家侦探。我叫卡尔马迪。想喝一杯吗？”
我拿出我的酒瓶。那瓶酒并没有长在我手上，所以我还是得拿着它。
“我不喝酒。谁雇你的？”
“KLBL电台，保护你不受斯卡拉的伤害。”
“所以他们知道了，”她说，“他们知道他了。”
我明白她的意思，没有说话。
“谁来过这里？”她突然警惕地问道。她还是站在客厅的中央，双手插在上衣口袋里，头上没有戴帽子。
“除了水管工，所有人都来过了，”我说，“他还是像往常一样迟到。”
“很滥俗的笑话，”她的鼻子似乎往上翘了一点，“你是其中一个闯进来的人。”
“不，”我说，“不全是。那只是我必须找到某个人的时候所采取的一种找人方式。斯卡拉后来又回来了，而且碰上了麻烦。他受了枪伤，还被警察抓了起来。现在在医院里，情况很糟糕。”
她没有动。“有多糟糕？”
“如果他做手术的话，也许能活下来。做了手术不一定能活命，但不做手术就死定了。他的肠道中了三枪，肝脏中了一枪。”
她终于动了动身子，走过去准备坐下。“不要坐那把椅子，”我立即说道，“到这边来。”
她走过来，坐在我旁边的那张长沙发上。她的眼里闪着光。现在我能看清楚她那双眸子了，她眼里闪烁的光芒就像旋转式烟火一样明亮。
她说：“他为什么回来？”
“他觉得他应该把这里清理干净，把尸体搬走之类的。斯卡拉真是个贴心的家伙。”
“你真的这么觉得吗？”
“小姐，即使这世上没有一个人这么觉得，我还是会坚持我的看法。”
“我想喝那个酒。”她说。
我把酒瓶递给她。她急匆匆地夺过瓶子。“天哪，”我说，“你应该训练一下怎么拿这个东西。”
她望向我后面那扇通往卧室的侧门。
“去停尸房看看，”我说，“你可以进去看看。”
她立即站了起来，走出客厅，立马又回来了。
“他们会怎么处置史蒂夫？”她问道，“如果他康复了。”
“今天早上他在中央大道那里杀了一个黑人，不过或多或少有自卫的成分。我不太清楚。如果没有马里诺这件事，他可能运气没那么差。”
“马里诺？”她说。
“没错。你知道的，他杀了马里诺。”
“别傻了，”她说，“戴夫·马里诺是我杀的。”
“好吧，”我说，“但这不是史蒂夫想要的结果。”
她盯着我。“你是说，史蒂夫故意跑回来，就是为了帮我顶罪？”
“我觉得是这样，如果他不得不这么做的话。我估计他确实是想回来把马里诺的尸体搬到荒地里丢掉，只不过那时候刚好有个女人出现了——马里诺太太。”
“哦，”女孩儿语调呆板地说道，“她觉得我是他的情妇，那个油嘴滑舌的笨蛋。”
“你是吗？”我问道。
“别再问我这种问题了，”她说，“虽然我确实在中央大道那里工作过。”她再一次走出客厅。
行李箱被拉出来的声音传到了客厅里。我也走进那间卧室。她正在打包几件薄纱衣物，而且叠得很认真，似乎很享受把好看的东西叠得整整齐齐的过程。
“你坐牢的时候不用穿这种衣服。”我倚在门上对她说。
她没有搭理我。“我打算逃到墨西哥去，”她说，“然后再逃到南美洲。我不是故意杀死他的。他对我动粗，而且想拿什么东西要挟我，我拿起那把枪，我们之间起了冲突，我不小心开了枪。之后我就跑了。”
“斯卡拉把这些事都说成是他做的，”我说，“见鬼了，难道你不是——故意开枪的吗？”
“当然不是，你会这么想当然，”她说，“警察也会这么想当然，所以我才不会那么做；我偷过一个喝醉的人的东西，在得克萨斯州达尔哈特市坐了8个月的牢，我不想再坐牢；而且马里诺的女人整天到处宣扬，说我勾引他，后来又厌烦了他，这种情况下我不可能故意杀他惹祸上身。”
“她会说出很多东西，”我喃喃自语道，“如果我跟她说那个女人朝斯卡拉开了四枪之后，还往他脸上吐口水。”
她浑身颤抖着，脸色发白。她开始把东西从行李箱里拿出来，但随后又放了回去。
“你真的趁别人喝醉的时候偷东西？”
她抬头看着我，又低下头去。“是。”她低声说道。
我走近她。“有什么瘀伤或者被撕破的衣服吗？”我问道。
“没有。”
“太糟糕了。”我说着伸手抓住她。
一开始她的眼里还闪着光，随后便暗淡了下来，如同黑色的石子。我扯掉她的外套，在她的衣服上撕开很多道口子，使劲掐住她的胳膊和脖子，用指关节用力抵着她的嘴，然后喘着气放开了她。她摇摇晃晃地从我身边走开，但没有跌倒。
“我们得等那些瘀痕出现而且变深，”我说，“之后我们会到市区里去。”
她开始大笑，走到镜子前面，看着自己，又开始哭了起来。
“滚出去！我要换衣服！”她大喊道，“我会去自首，但如果史蒂夫的刑罚因此而出现什么变动的话——我就会说出那个更恰当的事实！”
“啊，闭上嘴！换衣服去。”我说。
我走出去，砰的一声关上门。
我甚至没有亲她。我本来至少可以亲她一下的。在我那么粗暴地对待她之后，她不会介意我再亲她一下。
那天晚上余下的时间里，我们都在路上开着车。一开始我们一人开了一辆，把她的车开到我车库里藏起来之后，我们开着我那一辆。我们沿着海岸线向北开着，随后在马里布喝了咖啡，吃了些三明治，之后又继续往北开。在位于圣费尔南多北面的山脊公路尽头，我们吃了一顿早餐。
她的脸看起来像一个经历了整个艰苦赛季之后的棒球手套。下嘴唇肿得像香蕉一样大，手臂和脖子上的瘀伤变得红通通的，看上去甚至可以在上面烤牛排了。
在清晨第一束阳光的照射下，我们走进了市政大厅。
他们甚至没想过要抓她或者调查她。口供几乎是他们自己写的。她眼神空洞、神情恍惚地签了字。之后KLBL电台的一个人和他妻子过来接走她。
因此不用我送她去酒店。她也没去见斯卡拉，至少当时没去。他还在麻醉状态中。
当天下午两点半，他死了。死的时候，她紧握着他粗壮而无力的手指，但他永远都不会知道她来过了。
(本文译者 方丹娜、贺世珍、程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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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绑在袖子上的吊袜带，是赌场工作人员常见的装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开始流行。
(2)1920年，美国实行禁酒法案，规定制造、售卖、运输酒品皆属违法。该法案于1933年正式取消。
(3)美国历史上电影审查委员会代表，制定并颁布《海斯法典》，限定影片表现内容。该法典于1930开始执行，1966年正式废除。
